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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过了，田家英秘书接的电话。他问是否有紧急情况，如无，能否等到明天再说？”
饶漱石大叫起来：“告诉他，当然有急事！不能等，非谈不可，现在就谈！”
饶漱石有些神经质了。
秘书慌忙再去打电话。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困，让他来嘛。”
当饶漱石接到田家英的电话，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一跨进汽车，便催促司机加大油门，朝万寿路飞快地驶去。
繁星满天。一颗颗清冷的星星，正神秘地眨着眼睛似乎在讥笑着什么。
当饶漱石急切地迈进毛泽东住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命人在会客室里备好了烟茶，他本人也虚席以待了。
“漱石同志，眼睛好些了吗？”毛泽东一见到饶漱石，立即起身相迎，热情地询问。
“感谢主席关心，有所好转了。”饶漱石眨眨眼睛说。
“眼疾可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说，“在延安时王观澜同志有病，我送了他几句话：‘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不用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这次，希望你也这样做。”
“眼疾嘛，倒在其次……”饶漱石欲言又止。
毛泽东抽出两支香烟，递给饶漱石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笑眯眯地问：“夜半出动，军情似火。哪里来的军情啊？”
饶漱石也勉强笑笑，说：“睡不着，心里有话，憋得慌，想找主席谈谈心。”
毛泽东爽快地说：“好哇。你来京这么久，我也没顾上去看你。你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谈谈哩。”
饶漱石说：“主席派王医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动。”
饶漱石所说的王医生，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就在头一天，王鹤滨在给毛泽东做常规检查时，毛泽东交代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饶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王鹤滨遵命立即去了。
饶漱石猛吸两口，随即把香烟掐灭，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主席啊，我自１９２５年入党，投身革命以来，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也无论是搞情报工作、兵运工作，还是搞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我自认为是积极的，勇敢的，坚定的，是和党一条心，对党忠心耿耿的。战斗在虎穴里，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战友，周围的同志，三天两头有人被捕，有人牺牲，真是早上出门，晚上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但我对党，对革命，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绝对没有啊。”
毛泽东点点头。
饶漱石继续说下去：
“我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过几年，在那里相对要安全些。但我没有追求安逸享乐。抗日战争爆发后，是我主动要求回国的。回国后就到了抗日前线。最难忘、经受考验最大的是皖南事变。主席您是知道的，当时，我新四军突遭顾祝同、上官云相的袭击，敌八倍于我，战况十分激烈。关键时刻，项英、袁国平离开部队，叶挺和我在一起，誓死组织突围，但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九千余人的部队，除突围两千余人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小部被俘。叶挺同志不错，项、袁不行。我至今还记得主席和朱总、稼祥同志给我们的电报：‘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关键时刻，群龙无首，内部意见不一，真是要命啊！这比敌人更可怕。要不是主席、中央的几份急电，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生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恐怕我饶漱石也活不到今天了！”
饶漱石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致。他接着饶漱石的话题插话说：
“皖南事变和新四军的失败，就蒋介石而言，是他要蓄意消灭共产党和新四军。但就我方而言，则是项英的右倾和动摇所致。你还记得不，早在１９４０年４月初，我就致电项英，询问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重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袭击的精神准备。以后又数电提醒、督促。我记得很清楚，事变发生前半个多月，我还致电叶、项，要他们必须烧毁秘密文件，严防袭击。可是，我们的叶、项啊，主要是项英同志，却置若罔闻，犹豫动摇。结果导致自己被害，叶挺被扣。教训深刻啊！”
饶漱石呷了口茶，慷慨激昂起来：
“主席啊，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我是深受其害啊！现在回想起来，项英对我冷若冰霜，我看除了政治上、路线上我们有分歧，就是他生怕我接替他的位置，事事不让我知道，什么事也不通知我。唉，在皖南，我当了三个月的小媳妇！这还不算，事变中，我和机关部分人员被国民党俘获了，差一点遭毒手。我利用身上藏着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才逃了出来。这段历史，我当时就向组织上汇报过，整风运动中组织上也已审查清楚了。”
说到这里，饶漱石打住了，等待毛泽东表态或提问。但毛泽东一直缓缓地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饶漱石见状，接着说下去：
“皖南事变之后，我们按主席的指示，重整旗鼓另吹号，坚决清算右倾投降主义，很快就恢复、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东南和华东的形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那边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了。”
这时，毛泽东点点头，说话了：“是啊，后来你们的日子就像那么回事了。”
饶漱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继续说：
“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在国内搞过，在国外搞过，在地下搞过，在战场上搞过，还在谈判桌上搞过。抗战结束后，１９４６年初到１９４７年初，主席、中央命我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我担任书记，还担任驻沈阳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不知中央对我的斗争历史怎么看，是否认为我对敌斗争坚定、勇敢？”
饶漱石说完，瞪起两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待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开始没有料到饶漱石会提出这么个问题。他听完饶漱石这一番表白，心里清楚了，看来饶漱石是到我这里讨评价来的。可他讨评价干什么用呢？他后面肯定还有话。想到这里，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饶漱石的问题，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示意饶漱石还有什么话，一并说出来。
但是，饶漱石顽固地表示沉默。他一定要等毛泽东回答他这个问题后，再说别的。
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只好说话了：
“漱石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嘛。我们的干部，经过了战争考验，大浪淘沙真金在，又经过了延安整风审干，历史都清楚了嘛。你革命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勇敢，中央一直是这么看待的。”
饶漱右一听，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接下去说：
“主席，我在华东工作，十几年了。王明路线，我不沾边。他是先‘左’后右。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是不同意的，和他有斗争。解放战争中，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领导人之间，比如我和陈毅同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这我承认。但我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请主席回答我。”
饶漱石说完，又像刚才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从饶漱石的镜片后面，看到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有几次眼球还不规则地在微微跳动，不由得心生悯意。他想，心眼心眼，心和眼是连着的。难怪饶漱石眼疾治疗不好，他心里有这么大的疙瘩，怎不心火上升，直逼双眼哪！
毛泽东端起茶杯，也示意饶漱石喝茶。但饶漱石不动，仍直勾勾地盯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呷了口茶，笑笑说：“漱石啊，谁说你犯路线错误了？你说出来，我找他辩论去！”
饶漱石下意识地张了张嘴。
毛泽东停了一下，和蔼地说：
“错误嘛，人人都有。你有，我有，斯大林也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不要动不动就说是犯了路线错误。１９４３年在延安，政治局开会批评王明，王明才是真正犯路线错误的一个。那时我就说过，《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今天我再向你说一遍，以后我们都少用‘路线’二字。”
“主席真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惊喜地叮问一句。
“没有嘛……怎么，你希望人家说你犯了路线错误啊？”毛泽东也幽默地反问一句。
“既然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像是起解嘛。又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主席，我想不通！”
“让粟裕同志陪同，是让你有个照应，纯粹是为你好嘛。”毛泽东解释说，“如果这个做法给你以唱《苏三起解》的感觉的话，责任在我。是我这么安排的，我这里向你道歉。”
说着，毛泽东就要起身给饶漱石道歉。
饶漱石慌了，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说：“不，不，我不要主席道歉，我只是一吐为快。”
毛泽东解释说：
“中央考虑到华东那边运动紧张，上海工作任务又重，你的眼疾的治疗又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央决定请谭震林同志负责华东局的工作。华东的父母官还是你饶某人，谭震林是代行职权，并没有正式任命嘛。”
谈到这里，毛泽东已经明了，饶漱石深夜求见，不为别的，就为自己的位置问题。他看出他的解释仍然不能使饶漱石释然于心，就正色说：
“漱石同志，中央完全是关心你，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向你重申，中央是信任你的，这点你不必多心。如果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
饶漱石听到这里，已经试探出中央对他确无别意，顿时高兴起来：
“主席啊，这下就好了，我总算把话向您讲清楚了。我打内心里感谢主席和中央对我的关心。听主席这么一说，我心中踏实多了，也舒畅多了。主席是最高明的医生，眼疾心病，已给我治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做，既来之，则安之，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好嘛。”毛泽东高兴起来。
饶漱石看看表，已经同毛泽东谈了三个小时。窗外天色已明，他赶紧辞出。
饶漱石走后，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漱石此人，过于敏感。”
从这次谈话之后，饶漱石即放心地转入了长期休养。
谁知道，在大连休养期间，饶漱石已经稳定的情绪又波动起来。因为他从秘书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消息：各中央局书记已经确定调京工作。
“刘秘书。”正在低着头散步的饶漱石停下脚步，朝后面招招手。
刘秘书快步赶过来。
“你刚才说的消息确实吗？”饶漱石问。
“是高岗主席的秘书告诉我的。东北局领导层已经吹风了。”
“馊点子一个！”饶漱石气恼地甩出一句。
说完这句，他再也不吭气了。
过了好一阵子，他指着大海又不明不白地来了一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１９５２年底，有八个字在京城流传开来，这就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所谓“五马进京”，是指五位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中央工作。
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高权重，声势显赫。
调这五人进京，是毛泽东为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而采取的重大步骤。话题，要从头说起。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国家体制和领导机制上说，既带有一定探索的性质，又保留着某些战争的色彩。而且，由于建国时间的紧迫，有些方面还来不及从容计议。
１９４８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