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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开始了筹划迎接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决定成立华北局。华北局于５月成立，成立后加强了建政工作。８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主席。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就连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是由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改换而来的。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建国时，解放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新中国宣布成立了，那只是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个新政权按照常规意义上的运转，还是以后的事，并且是逐步进行的。１０月２１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才宣告成立。１０月３１日，华北人民政府才向中央人民政府移交工作。至于党、政、军的领导力量，也较为分散，不少重要领导人都在各个中央局、大区独当一面，或忙于战争、剿匪、安定社会，或忙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建国之初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内政外交，复杂繁忙。这样，中央领导层领导力量薄弱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常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工作的毛泽东不胜其劳，于是提出，要调人进京，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办理此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认为中央领导力量不加强，中央办事机构不增加，已经严重影响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他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找来，让他们先拿个意见。
１９５２年７月，杨尚昆和安子文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意见说：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刘少奇修改了这个意见，在转送毛泽东时附信提出：“整个方案自须待９月以后的中央会议才能决定，但目前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方案的原则进行一些准备，抽调一些办事人员来中央，特别是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
８月４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转送的这份意见上做了如下批示：
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
（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做出决议，付之实施。
毛泽东
八月四日
中央要调的５人中，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得最早。７月１３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邓小平电，内称：“同意合并四川四个区并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７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刘少奇内心着急，他要加快步伐，尽快将调入充实中央领导力量这件事办妥。
８月，邓小平即走马上任了。他来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一向顾全大局，组织纪律性强，他接电后没有讲任何价钱。
随后，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到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到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别看习仲勋、邓子恢分别担任第二、第三书记，其实是在主持工作，实际上负主要责任。因为，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是彭德怀，彭德怀挂帅到朝鲜去了，朝鲜战局稳定后，彭回国留京，在军委工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林、罗身体不好，建国后即主要在休息。林彪先是调京在军委工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去苏联养病。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更差，一度全休。
饶漱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和陈毅、王稼祥跟随刘少奇于１０月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回国后，他就留在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到职最晚，他对东北恋恋不舍。而相比之下，他又最受中央器重，权位最高。此前，他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和政务院平行，是个非同小可的机构。不看别的，单看人员安排，就可明了。国家计委的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
原来对调京工作严重不满、牢骚满腹的饶漱石和高岗，此时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的安排还算符合他们的心意，对他们有利。
饶漱石自打和毛泽东夜谈摸底后，吃了颗定心丸。他想，既然中央对我还是信任的，不如先把病养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他对华东那边的人事变动，也就不再那么敏感了。在陈毅建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职务之后不久，陈毅再次向中央建议，请谭震林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主席饶漱石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毛泽东接电后第二天就复电同意，说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毛泽东还同意陈毅对上海市的人事安排，让副市长潘汉年担任市府党组书记，第二副市长兼市府党组书记方毅改任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兼任总工会党组书记。这些，饶漱石听说后，都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已经从侧面听说中央将安排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当然清楚，中组部是个管干部的强力部门，位置十分重要。他想，让陈毅背后鼓捣去吧，等我拿到了干部大权，还愁没有我说话的机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呢。
高岗呢，他对中央安排他担任国家计委主席一职是满意的。他原来担心自己明升暗降，名义上到了“中央”，但没了实权，被架空了。想不到国家计委权力很大，再加上中央、毛泽东决定他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不变，继续兼任，他就更是喜出望外了。这对他也是破例的一种安排。他得意地对人说：“有什么办法呢，东北还得由我来搞。中央高看我高某人一眼嘛，东北就是特殊嘛。哈哈哈哈……”
有一天开会，高岗和饶漱石碰上了面。此时饶漱石刚刚从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回来。高岗悄声问饶漱石：“苏共那边，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饶漱石反问一句：“你是指什么新情况？”
高岗一听，也意识到自己问的问题过于宽泛，便又问道：“苏共中央内部，除开斯大林，谁管事更多些？”
饶漱石说：“看来还是马林科夫。不过，贝利亚也很活跃。”
高岗又问：“斯大林同志身体怎么样？”
饶漱石说：“除开参加大会，我们代表团共和斯大林会谈了两次，我看斯大林的身体明显不行了。他老得厉害，会谈时间一长，就有点摇摇晃晃了。”
高岗闻言，不觉黯然神伤。他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的身体。在他看来，斯大林不仅是苏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更是他高岗的支柱。
饶漱石见高岗沉默不语，就说：“倒是咱们中共这边有新情况。近来有八个字，在京城流传。你听说没有？”
反应机敏的高岗已经断定，饶漱石指的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但却故意装聋作哑地问：“什么八个字呀？神神秘秘的，我没有听说呀。”
饶漱石不露声色地想，凭高岗的消息灵通，不会没有耳闻。但既然他说不知道，那就告诉他吧：“这八个字，叫做‘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轻轻摇头，又故意问：“什么意思呀？”
饶漱石笑笑，说：“难道你真没听说……五马进京，是指中央局五位书记调中央来嘛。”
高岗又故意问：“那一马当先呢？”
饶漱石讨好地说：“就是指你高主席啊。这话还真形象，你四蹄生风，哒哒哒地跑在最前面，带领我们跑。我们追都追不上啊！”
饶漱石边说，还边加上动作表演。
高岗一仰脖子哈哈大笑。
高岗笑罢，随即一本正经地说：“漱石同志，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多配合吧。用小日本的话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饶漱石也哈哈地笑了，连连说：“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政治局正在召开会议。
由于这是一次汇报会，座位的排列与往常有所不同。
会议桌主要的一侧，中间端坐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等分列两边。毛泽东的对面，坐着薄一波和财政部、商业部的领导人。
政治局平时开会之前，气氛是很活跃的。由于政治局委员们平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开会才能互相凑在一起，因而见了面总是显得很亲切。往往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在小声商量事情，还有的在近处走来走去，利用会前有限的时间活动活动筋骨，因为会议一旦开起来，差不多一坐就是半天。
可是今天，会议室里却十分沉静。大家都默不作声，忙着翻阅桌上的文件、材料。就连平时会前习惯于在周围走动的高岗，此时也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用心思考着什么。
毛泽东没有翻阅眼前的文件。他目光炯炯，神色严峻，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
会场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周恩来的表情也不轻松。他时而翻阅手头的文件，时而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时而看看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手中的香烟只剩下烟蒂了，便对毛泽东说：“主席，开始吧。”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很利索地轻轻一旋，烟头就掐灭了。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环顾四周，说：“现在开会。今天，由财政部把新税制的问题，向政治局做一个较为详细的汇报。主要汇报这么几个问题：修正税制的目的，新老税制有什么不同，新税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批评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主席，你看呢？”
毛泽东点点头。
周恩来又转向薄一波说：“一波，这样行不行？”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好，好。先请吴波同志汇报，我最后再做点补充。”
吴波是财政部副部长。他戴上眼镜，先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好几份材料，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汇报起来。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他真怕汇报不好，过不了毛泽东、政治局这一关，招致更为严厉的批评。
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已经严厉地批评过财政部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这是一条特大新闻。
修正了的税制公布后，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轩然大波。
１月９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们不懂，为什么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
１月１１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聚集。
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政委员会，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过问了。
１月１５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这样一封信：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