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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岗并不熟悉，当然也谈不上更多的了解，但既然大家这么反映，陕北也应当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把高岗从内蒙古调回了陕甘宁边区。
高岗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加上在中央眼皮子底下工作，有成绩容易被看到，和中央领导接触又多，很快他就成了一颗上升的明星，以让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毛泽东对高岗也是很器重的。战争年代不说，就是在建国后的不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高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所表露的观点，像对待山西合作社的态度、工会工作的方针、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等等，都十分赞赏。对高岗所主持的工作也十分满意。抗美援朝，毛泽东倚重彭德怀和高岗。毛泽东有许多电报，是发给彭、高两个人的。高岗在东北主政，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有的被中央转发，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像著名的“三反”运动，就起源于高岗。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高岗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犯下了贪污罪，从而被毛泽东亲自批示处决的。
高岗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总结经验，勤于向上汇报情况。他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将国家计委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的工作情况和１９５３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给毛泽东写出报告，毛泽东收到后的第二天就批示说：“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
这次毛泽东召见高岗，并不是开会，而是私下两个人带有聊天性质的个别交谈。这对高岗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
当高岗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等候在外面的会客室里了。
高岗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但很快，他这种感觉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他想，自己是堂堂的东北最高首脑，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毛主席就是再伟大，平等地坐在一起谈个话、聊个天算什么！毛主席高看我高岗一眼，给我高岗以礼遇，也是应该的嘛。旧时的帝王都能做到礼贤下士，何况共产党的领袖，何况我高岗也不是什么“士”！
这次谈话，毛泽东自始至终兴致勃勃。谈话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宽，内容之重要，气氛之亲切自然，这一切都出乎高岗的意料，令高岗兴奋不已。
他认为摸到了毛泽东的底。这个底既包括毛泽东对他高岗本人的看法，也包括毛泽东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还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一些重大问题，像国家的领导体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层的分工和调整、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的意见和思考。
步出菊香书屋，高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脚步轻盈得如同搂着年轻姑娘跳舞。坐在回家的车上，他向后座上一仰，翘起了二郎腿，竟然情不自禁地哼起小调来。
司机听出他哼的是东北“二人转”，感到很新鲜，回头瞧了他—眼，说：“高主席喜欢‘二人转’？”
高岗微微一笑，说：“凑合吧。吃了几年东北的高粱米，对它有了点兴趣。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秦腔。另外，咱陕北民歌也不赖哟。”
司机不再说话，专心开他的车去了。不一会儿，他听到后座上的高岗又低声哼了起来。不过，这回他却再也判断不出，高岗唱的究竟是秦腔，还是陕北民歌。也许是他根本就分不清，也许是高岗唱跑了调。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和煦的阳光，轻拂的春风，清新的空气，加上盛开的海棠花，这一切把中南海西北角的这个四合院装点得充满了生机。
邓颖超在院子里散步，她显然为眼前的春色迷住了。她知道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便冲着里面大声叫道：“恩来，恩来！”她想让周恩来出来活动活动，赏赏花，也换换脑筋。他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
可是，周恩来没有回声。
邓颖超返身进屋，发现周恩来已伏在案头，睡着了。
“唉，他总是这样，没白没黑地工作，从来不知道爱惜自己。”邓颖超顿时心生怜意。她放轻了脚步，转身去卧室取来一件衣服，想过去为他披上，防止他着凉。谁知周恩来睡觉一向很警觉，这时一下子醒了。
“你看，瞌睡虫来了。”周恩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你呀，就是不注意休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你还记得这是谁说的吗？”邓颖超疼爱地批评说。
“列宁说的嘛。”周恩来指指案头堆积的文件，说：“有什么法子呢？都是急件，压不得的。”
周恩来说着，伸了个懒腰，忽然警觉地问：“嗳，你没有得到允许，怎么到我办公室来了？”
周恩来的保密观念和党性观念很强，他和邓颖超曾经有过约定，虽然他们两个生活上是夫妻，但平时不能随便谈论党内的事。周恩来的文件，不能随便看。周恩来的办公室，不经允许也不能随便出入。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是在认真地提这个问题，也半认真半玩笑地反问一句：“谁允许你在办公室里睡觉了？”
周恩来一怔。邓颖超见状，随即笑着说：“走吧，我邀请你出去赏花。你看外面海棠花开得多好啊！”
她上去硬拉着周恩来，来到了院子里。
周恩来走到外面，这才注意到，庭中的海棠花果然开得十分漂亮。他是很喜欢海棠花的，但由于平时工作紧张，虽然天天出入院子，却没有注意到海棠花已经盛开了。他被邓颖超挽着手臂，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一会儿，然后又扩了扩胸，弯了弯腰，做了几口深呼吸，就要进屋去。
邓颖超意犹未尽，说：“才走了这么几步，就不耐烦了！这么好的景，照张相吧。”
周恩来边向里面走，边说：“我还有事。明天，明天再照吧。”
邓颖超知道他放不下工作，也不再强求。只是喃喃地说：“明天，明天是什么时候啊……”
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又拿起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待他签署后，将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出。盯着这份文件，周恩来的两道浓眉凝到了一起。他反复审看了几遍，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前不久毛泽东批评新税制，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直接对着周恩来的第一次严厉批评。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评看得很重。他本来就谨慎戒惧，唯恐工作中有所不周，这下就更加细致，更加小心翼翼了。
为了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主持会议反复研究了政府领导人分工和工作制度的改进问题。政务院研究后的决定报毛泽东和中央后，毛泽东不完全满意，又指示做了几次调整。
一开始，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做好分工的座谈会。与会的有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等人。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他主持起草并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开头就规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计、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具体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这个《决定（草案）》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后，毛泽东指示，分工还要做调整。于是，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政府领导人的分工又调整如下：
国家计划、工业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
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
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
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由饶漱石负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做出了《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确定今后每星期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务院院务会议，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做了分工，然后即将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
重新分工后的领导格局，是耐人寻味的。
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归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五口通商”。
中央做出的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外事口理所当然地应当由他负责，因为他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先前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但这个职务中央明令取消了。周恩来的权力，明显地受到削弱。
与周恩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岗的地位一下子突出了。中央决定把政务院２０个部中的８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委领导。而高岗是国家计委主席，这不能不看做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
饶漱石也显露头角。在此之前，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主要管党务的。这下，中央决定他分管重要的劳动部，表明他今后也要参与政府事务的领导了。
周恩来反复审看这份《通知》，心情是复杂的。作为总理，他一方面感到担子很重，另一方面对国家计委和政务院的这种平行的关系，感到不是很顺畅。至于高岗这个人，他总感到有点异样。和高岗打交道，既不像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打交道那样坦诚、平和、沉稳，又不像和彭德怀、陈毅、贺龙等打交道那样豪放、爽快、耿直。高岗是似乎两者都有，又两者都没有。当然，对周恩来来说，这种异样也只是一种感觉，缺乏真凭实据，因而既不好对其他领导谈，也不好和高岗本人交换意见，只好先装在自己的心里。
一想到国家领导体制问题，周恩来就觉得要想理顺关系，任务是很重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他想起了毛泽东访苏时的情景。
建国后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第一次访苏，在莫斯科一度受到冷遇。本来，毛泽东已与斯大林约好２３日或２４日谈一次，谁知恰好２４日这天，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高岗现在在中央很孤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