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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是不尊重，简直就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绝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有句老话，叫做‘树有根，水有源’。一波的严重错误也自有其根源。他的思想根源就是品质不良。他的政治根源就是路线不对头。他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屁股坐歪了。当然，他薄一波也有‘左’的时候。但他主要是右，右得出奇，右得可怕，右得不可思议！”
薄一波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听着，认真地做着记录。但是，听着听着，他的脸色慢慢涨红起来，他感到越来越不对头，因为高岗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比如１９４７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１９４９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１９５０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１９５１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他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
“移花接木，用心叵测！看来高岗玩的是‘批薄射刘’的诡计，明里攻我，实际是冲着少奇同志来的。”薄一波暗暗想道。
有几次，薄一波忍无可忍，真想站起来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至少加以说明辩解。但他转念一想，还是忍一忍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站起来说明和反驳，势必让高岗下不来台。两个中央局书记在会上公开顶牛，造成僵局，于党内团结不利，于会议也不利。再说，这些观点究竟是谁的，是少奇同志的，还是我薄一波的，有党的文件在嘛，参加会议的都是些高级干部，都看过文件嘛，大家心里都清楚嘛，还用得着我说？且让他高岗先说下去，他越这么干，越暴露他自己。他会弄巧成拙的。
想到这里，薄一波心里平静了许多。
薄一波估计不足的是，高岗、饶漱石的发言极富鼓动性。他们本来就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这下经他们带头上纲上线，人们对财政部，尤其是对他薄一波的批评的火力，就越发密集了。
财政部副部长吴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目标。７月２５日，吴波在扩大的第２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做检讨。实事求是地说，吴波的思想受薄一波的影响较大，一开始，他并没有把新税制出现的问题看得多么了不起，认为总结一下工作，听听大家的意见就行了。因此，他的检讨与大家的要求相距较远。他在检讨中坚持新税制保了税，多收了税。当有人不同意说新税制保了税时，吴波一迭声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复强调说：“我们以为确是多收了税。”“计算起来，还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
在那样的场合，在那样的气氛中，吴波也算得是一条汉子。他甚至递条子给周恩来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吴波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要处分就处分他。
“丢车保帅吧！”高岗冷冷地甩出一句。
“金蝉脱壳哟！”饶漱石也虎着脸说了一句。
吴波本意是主动揽过，为薄一波开脱，想不到他的态度，竟愈发激起了一些人对薄一波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薄一波授意吴波这样做的，于是纷纷要求薄一波继续深入做检讨。
周恩来注意到了大家的情绪，而且在他看来，薄一波和财政部领导对新税制的错误的认识上，还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在吴波做完检讨后，周恩来当场宣布说：
“薄一波同志对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值得肯定，值得欢迎的。但是，与同志们的要求相比，与今后改进财政部工作的需要比，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认识错误，着重从思想上、作风上去深挖错误的根源。两天后，到星期一，即７月２７日，请一波同志做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闻言，不觉怔了一下。他想：“这不是逼命嘛！才给两天时间，怎么准备得出来？如果准备不充分，又该说我‘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企图蒙混过关’了。”他随即抓起铅笔，刷刷地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
“总理：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能否宽限几天？”
周恩来看了，同情地点点头。于是重新宣布说，给薄一波宽限几天，等他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安排他做第二次检讨。检讨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８月１日，薄一波做了第二次检讨。
然而，尽管薄一波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但他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得通过。他被高岗、饶漱石抓住不放，往死里猛整，他怎么能过得了关？
会议在急剧升温。批评的矛头，已经不仅指向财政部，指向薄一波，而且慢慢指向了政务院，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
当会议要求薄一波做第三次检讨时，薄一波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坚决地拒绝了。
会议出现了重大分歧，薄一波等人和高岗、饶漱石等人严重顶牛，一时陷入僵局，怎么也开不下去了。
周恩来从怀仁堂出来，急匆匆地直奔菊香书屋。
盛夏时节，尽管中南海里浓荫蔽日，凉爽宜人，但他还是觉得今年的夏天气候反常，宇宙间像罩着一层蒙布，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他从心底里感到燥热。
当他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满脸潮红，面颊带汗了。
毛泽东见状，从托盘里递过一条白毛巾，关切地说：“热得够呛吧？来，擦把脸，调调心神。心静自然凉嘛。”
周恩来接过毛巾，一边擦脸，一边说：“我觉得今年这个夏天不正常，似乎格外得热呢。”
毛泽东努努嘴，说：“你还莫说。天上赤日炎炎似火烧，会上热气腾腾逐浪高。都凑一块儿了，岂有不热之理？”
周恩来若有所思。
这时，田家英走进来，有礼貌地同周恩来打过招呼，然后给周恩来递上一杯茶水。
毛泽东冲田家英吩咐说：“家英，把财经会议的全套材料给我拿来。”
田家英转身去了。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两天会议情况怎样？可有什么新的进展？”
周恩来说：“会议眼下集中在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上。多数同志情绪激烈，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这样下去，我担心会议会走偏方向。”
毛泽东摇摇头，不满地说：“我的恩来同志呀，不是会，而是已经走偏了方向。本来，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一下总路线问题，可让新税制这么一冲，冲得个七零八落。人们满脑子新税制，新税制，早让总路线坐了冷板凳。会期嘛，也很成问题哟。本来，预计过了‘七一’结束，这下连‘八一’都过了，还统一不起认识来。这是怎么回事呀？问题出在哪里呀？莫非还要在北京过‘十一’不成吗……再不行，干脆，就连元旦一起过！这么多人，我们中央还管得起饭！”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着说着来了气，就尽量放缓口气说：“主席说得对，会议是该尽快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两次检讨通不过。一波成了伍子胥，过不了昭关。我让一波做第三次检讨，但是一波抵触情绪很大，他坚决地拒绝了。”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周恩来点点头：“不检讨也好。一波再做检讨，只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也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和抵触。”
毛泽东警惕地反问一句：“嗯？双方，哪个双方？”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但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题，而是继续循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营垒是分明的，一波有些孤立就是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波的问题，财政部的问题，已经隐隐约约地涉及到少奇同志和我了，涉及到书记处和政务院了。”
毛泽东皱着双眉，注意地倾听着。
周恩来继续说：“批评的调子，也高八度。说薄一波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作错误问题，不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政治品质问题，搞独立王国的问题。高岗同志还批评薄一波是财霸。连我听了，都有点紧张了。”
这时，田家英抱着一大摞财经会议文件走了进来。毛泽东接过来，一边粗略地翻阅，一边说：
“有意见不怕，议论纷纷总比鸦雀无声好。只要不是恶意攻击，挑起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我看对薄一波开展一下桌面上的斗争，还是很有必要，也大有好处的。你说是不是呀，恩来……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搞马拉松。我反对开马拉松式的会议，文章长无益，会议长就好吗？我所提倡的是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不能用棍子打人，用大帽子扣人。高岗说薄一波是财霸，这不妥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财经会议不能再无休止地吵下去了，要尽快做结论。”
周恩来用手轻轻敲着沙发，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等毛泽东讲完，周恩来神色凝重，诚恳地说：“主席呀，我现在也有困难啊。高岗同志，还有饶漱石同志，和薄一波同志顶牛顶得很厉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我作为会议主持人，话说轻了，也不大好通过，并且有推卸责任，开脱、庇护薄一波之嫌。会上已经是那种气氛了嘛。话说重了呢，又不符合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并且会被对立的一方利用，用我的话去攻另一方。这样，我不是客观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了吗？所以说，我对会议的结论，着实有些难做呢！”
毛泽东听罢，没有马上答话。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一口，然后将烟雾缓缓吐出来。沉思片刻，他从沙发上起身，背着左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走了几个来回，他突然走到周恩来面前，站住了，弯下腰点着周恩来说：
“恩来，我理解你，你确有难处。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周恩来一拍沙发扶手跃起身来，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高兴地说：“对呀！主席出了个好主意，搬救兵，把陈云、小平请回来！”
毛泽东也为自己的主意高兴起来。他丢掉手中的烟蒂，继续说：“陈云懂经济，是理财的行家里手，这是人们公认的。小平政治上强，说话办事素来公道，这也有定论。他们两个出来讲话，会有号召力、说服力的。”
周恩来一挥手，果断地说：“就这么办！我回去马上打电话去请陈、邓。”
毛泽东伸手轻轻做了个阻止的姿势，补充说：“会议先降温。温度降下来，正常后，立即转入讨论你的总结稿。政治局先讨论，过后再拿到会议上去。我准备到会上讲一讲。”
周恩来连声说：“好的，好的。”
虽然周恩来懂得，财经会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消除对立，大致上统一认识，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为毛泽东出的主意所鼓舞，压在心头已久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对会议的圆满结束充满了信心。于是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心情愉快地告别了毛泽东。
毛泽东目送周恩来出门后，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他像是对田家英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天气太闷热了，就酝酿着要下雨……”
毛泽东提议搬“救兵”，出于对陈云、邓小平的高度信任和赞赏。此时，陈云和邓小平正因病在外地休养。
毛泽东对陈云理财能力的赞赏，起于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而陈云这方面过人的才能，也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才表现出来的。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解放前夕，整个中国出现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的混乱局面，这对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的威胁和考验。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４日，美联社电讯发过一份材料说：中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法币１００元可买的物品，１９３７年为２头牛，１９３８年为１头牛，１９４１年为１口猪，１９４３年为１只鸡，１９４５年为１条鱼，１９４６年为１只鸡蛋，１９４７年则为１／３盒火柴了。建国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同时，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着手统一全国的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由于战争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