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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领导机构，着手统一全国的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由于战争年代中国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而解放区又彼此割裂，各自为战，财经不统一，因此，早在１９４８年９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考虑到各个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分散状态将不适应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因而做出了统一财经的决定。１９４９年元旦，中央召开了一次财经座谈会，出席的有朱德、董必武和各大区的负责人刘伯承、陈毅、林彪、饶漱石、高岗、罗荣桓和薄一波。大家都不满意财经统一工作进展缓慢的状况，要求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毛泽东审阅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财经委由谁来挂帅呢？毛泽东提议：“让陈云来干。”
这时，陈云在毛泽东眼中有两件事很有威信。一件是，１９４２年，陈云在延安主持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另一件是，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地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了下来。１９４８年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它批给全党学习。在毛泽东的督促下，１９４９年７月中财委组建完成，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
１９５０年３月，陈云就打响了统一财经的硬仗。一个月后，财政状况即开始好转，出现了收支接近平衡、市场进一步稳定的可喜现象。
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极为高兴，高度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对陈云的理财能力大加称道。有一次，薄一波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很有勇气去干，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就是他力主要干的，结果很快就成功了。毛泽东听完后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毛泽东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善于用典的毛泽东，在这里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来称赞陈云。诸葛亮的原话是：“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陈云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１９５３年初，他病了一场。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虽有一定好转，但苏联大夫认为，必须进行比较长期的休养，至少４～６个月，并建议去苏联疗养。毛泽东对陈云的病情十分关心，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８日专门在陈云病况报告上做出批示，要杨尚昆登门去和陈云商谈，并代致慰问之意。２０天后，毛泽东看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贺诚、副部长傅连暲关于林彪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林彪“现在能同医生合作，并提出希望医生为他解决出汗及容易感冒的问题。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他已同意，过几天即可试行”，马上想到了陈云，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
陈云同志：
此件请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
用酒似不甚好。
后来，陈云转入休养。他先到南方，后又到了气候凉爽、风景宜人的北戴河海滨。休养期间，他仍然关注着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会议进行到第六周时，曾安排到北戴河休息３天。一些同志去看望他，谈到会议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对薄一波的批评。他明确表示说：“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邓小平的情况和陈云一样，也很受毛泽东的器重和赞赏。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邓小平领导创建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给予高度评价。
后来他们在江西中央苏区相识，共同接受了一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洗礼：毛泽东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扣上“富农路线”的大帽子，撤消了实际领导职务。邓小平则被打成所谓“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作为毛泽东“错误路线”的追随者也被撤消了职务。
长征中，邓小平开始时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行军作战的。两个月后，他被分配了工作，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此后，在和刘伯承共同领导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开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反攻的斗争中，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精湛的指挥艺术，以及从事政治工作的能力和团结人的能力，深受毛泽东赞扬。
在对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和陈、粟的第三野战军联合作战，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选定邓小平做总前委书记。这副担子不轻，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方方面面的信任。
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是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而载入史册的。据历史学家记述，二野在４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１３４３次，歼敌近２３０万人，土匪百余万人，部队发展到１２０万人。身经百战的邓小平，居然没有负过一次伤。他真是一员令人羡慕的“福将”。
建国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主管地域辽阔的大西南，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但是，只不过两年时间，１９５２年夏秋之交，他就被调到北京，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愉快地服从了中央的调动。在几个大区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个到中央来工作的。
邓小平的体魄本来是很好的，但想不到财经会议前夕，他突然病倒了，便血不止，全身浮肿，只好住进北京医院。７月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到周恩来和朱德去医院看他时，见他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但医生告诫说，尚需静养些日子，不可马上转入紧张的工作。于是周恩来便再三嘱咐邓小平不要急于出院，要下决心好好休养一段时间，等完全恢复后再投入工作。于是，邓小平去了南方休养。
陈云和邓小平的休养情况，自有有关部门经常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二人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才决定把他们作为“救兵”搬将回来。
陈云是７月底回到北京的。稍事休整和准备后，在８月６日召开的第２９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他做了长篇发言。
“同志们对新税制批评最多，这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对新税制，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大家都晓得，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以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来补救，应该考虑。新的税制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有点凭想当然，搞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因此提出的补救办法是错误的。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新税制的错误，薄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部长，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志们对他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做检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公平合理地说，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４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陈云说到这里，停顿下来，用目光扫遍会场，发现许多人在点头。他明白自己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陈云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他的发言不从大家最关注、意见和分歧最大的新税制问题讲起，如果他对薄一波的错误不明确表态，他就说不到大家的心里去，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他还知道，会议之所以开得非常紧张，除了有人干扰，有意气用事，甚至有发泄私愤的原因之外，也是由于财经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地方上的一些干部有牢骚。因此，他在发言中，还对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些财经工作中的问题做了广泛的解释和说明：
“同志们在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工作部门提出了批评，说财经部门是‘单纯财政观点和财政机关比别的机关高一等’，应当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批评得对。今后，需要在思想上加以克服，而且在制度上加以改革。”
陈云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
“从业务的观点来看，财政工作中缺陷不少。像大家提到的统收而不统支的问题，收入统一，支出不保证，下面有很多困难。毛主席提出一起收上来，支出要给足。这样，只做到毛主席指示的一半。中国地区这样大，财政经济还未完全走上轨道，因此，我很同意会议中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做上几年。大区财政对条条经费要能做一定程度的调剂，所谓专款专用，要分别处理。有些部分要保存，有些部分要加以改变，如工业投资要保存，盖厂房的钱不能用于盖大礼堂，但地方上的经费绝大部分是行政公教人员的生活办公费，可以调剂。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上，地方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解决地方上必须解决的困难。但总的趋势是，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使用的钱应放在能使我国在经济上起重大变化的方面，对国家飞跃有重大作用的方面。”
周恩来插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陈云停下来，请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但周恩来向他示意，他没有话了。于是，陈云接着说：
“物价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国家若干物价偏高，这是事实。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自己升上去的。去年９月以来，对降低物价，我是犹豫的。也是担心利润下降，因为屁股后面拖着军费。军费不能短少，而且火烧屁股，因为打仗的事情不能随我们做主。去年艾森豪威尔登台，要进行两翼登陆，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预算，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我们没有脱离军事预算对财政的影响。在物价问题上，不能草率。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情况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于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趁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
这时，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陈云展开看罢，扬了扬条子，说：
“有同志提出剪刀差问题，我正好要讲讲这个问题。缩小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做到。我有责任说清楚，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缩小，资金还要从工业中拿出来扩大再生产。”
陈云的资历、能力和威望使他的发言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上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大家关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因此，他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邓小平是在陈云之后回京的。他经过一番准备，也在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邓小平的特点是讲话简明扼要，不打幌子，不绕弯子，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他说：
“政府财经工作中有缺点，新税制的错误是这些缺点的集中表现。新税制的错误，最早是毛主席做了揭露、批评。这次会上同志们也做了揭露、批评，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批评有助于进步，揭露缺点有助于改进工作，使我们前进得更稳当一点，更快一点。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