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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斯大林便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快到中南海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闻言，回头望望毛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身兼数职，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脑溢血，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凭他７４岁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斯大林抓晚了。毛泽东决心从中汲取教训。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和年龄大些的同志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退居二线，由相对年轻的同志组成书记处，在一线工作。
和党的“七大”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七大的格局是，中央委员会由４４名中央委员和３３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康生、高岗，共１３人。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后被人们称为“五大书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主席是毛泽东，没有副主席。考虑到中央有许多日常事务，因而设有正副秘书长各一人，分别由任弼时和李富春担任。
战争年代的任何机构都是精干的。建国后，党领导一个国家，日理万机，百废待兴，中央的领导力量就显得不足了。何况“五大书记”还少了一个，任弼时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病逝了。按照党中央的设想，无论是增设党的副主席，还是增设书记处总书记，都可以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的力量，帮助毛泽东从甚为繁重的工作中适当得以解脱。
至于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显然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七大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设想，在一线工作的，也就是书记处的同志，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党的日常事务，这样可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树立威信。就接班的人选而言，毛泽东还是钟情于刘少奇。
和中央人民政府原来的组织机构相比，采用部长会议的形式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动。这是学苏联的办法。苏联有部长会议，还有最高苏维埃。中国拟将最高苏维埃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正在积极筹备的一件大事。一旦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成立了全国人大，整个国家的体制就比较健全和完善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也就比较顺当了。
从１９５２年夏秋之交到１９５３年夏秋之交，一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格局问题，由于事关重大，加之没有经验，毛泽东采取了慎重态度，先放风，酝酿，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再拍板决定。
机构怎么设置，叫什么名称，问题都不大，都不会引起什么争议。难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人选。
如果按照党、政府、人大这三驾马车的设计，似乎都已名花有主。
党，毫无疑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即使毛泽东退居二线，也必然保留党的主席的位置。
政府，周恩来本来就是政务院总理，即使实行部长会议制，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非他莫属。
只有人大是新产生的，该由谁来干呢？看来只有刘少奇了。
不是还有国家主席一职吗？毛泽东一旦不想当了，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
另外，如果设立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谁来出任也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以当时党内的位置排列和呼声，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外，就是高岗了。朱德年事已高，另当别论。高岗是不甘心居刘少奇、周恩来之下的。他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刘少奇，也看不起周恩来。他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有右倾思想，不该成为党内的一二号人物，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事务主义严重，缺乏雄图大略，也不是理想的政府首脑人选。他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下狠心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只要刘、周一倒，他就可以一跃成为毛泽东的唯一一助手了，可以成为党的一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直盯着中央的最高权力，把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调整看做一次权力再分配，看做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绝好机会的高岗，将他早已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在秋后推向了高潮。
清晨，高岗起来散步，他那雅致的四合院里的一盆盆鲜花，眼见得纷纷谢落。一阵萧瑟的秋风，吹得几片凋零的树叶颤颤悠悠地落在脚下。他弯腰捡起落叶，抚摸再三，不由得心中大发感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不我待，得尽快行动啊！”
从华东、中南休假回京的高岗，又在京城，在毛泽东身边，围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开始了他的频繁活动。
秘书轻轻走进办公室，向正在埋头审阅文件的高岗报告：“高主席，彭总到了。”高岗头也不抬地连声吩咐：“快，快请。”
高岗手头审阅的，是彭德怀准备在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会议是军委召开的，内容很多，包括总结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我军建设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还要讨论我军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时间安排在１２月份。
彭德怀主持搞出了个报告稿，毛泽东主持讨论时，高岗发表意见说：“报告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对此也有同感。彭德怀于是建议请高岗主持修改，想趁此机会把军委日常工作也推给高岗。毛泽东看出了彭德怀的心思。在此之前，彭德怀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过让高岗出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没有同意。这次，毛泽东仍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提笔做了这样的批示：“以彭为主，高参加修改。”
彭德怀自知自己搞文字是外行。他一向佩服高岗政治上的敏感和思想上的活跃，也知道高岗无论是在东北局时，还是调中央工作后，主持过不少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都受到欢迎，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这次既然毛泽东有明确指示，他当然应该登门求教。
高岗赶紧看完一个段落，用红铅笔做了个记号，然后把铅笔一丢，起身去迎接彭德怀。他刚走到门口，彭德怀已大步跨了进来。
“啊，彭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嗨，你这个老高，客气什么！”
“请坐，彭总快请坐。”
“我是听老毛的话，向你求教来了。”
“岂敢，岂敢。”
“老高哪，１２月份开会，时间紧迫哪！我的报告还没有个眉目，看来得抓紧了。”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又是个爽快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高岗却不急不躁，笑嘻嘻地说：“彭总不必过于着急。稿子我正在看，已经做了点修改，保证误不了你发表演说。”
彭德怀一听，表情放松下来：“有你这话，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高岗正想就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问题找彭德怀做工作，见彭德怀主动上门，心想：“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吗？”便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上面引。
“这个稿子，征求少奇、恩来的意见了吗？”
彭德怀摇摇头：“不必了吧。老毛的意见，不是以我为主，由你修改吗？”
高岗点点头：“也好。龙多了主旱。文件这东西，参与的人越多，七嘴八舌的，越不好办。再说，刘少奇那水平，能谈出什么来！”
彭德怀默然。
高岗问：“财经会议后我同你谈过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你有同感，但劝我有话当面讲，找毛主席讲。那么你呢，你这么办了吗？”
彭德怀脸色一沉，反问一句：“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彭德怀很巧妙地躲过了高岗的问话。尽管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意见，但他不想和高岗过多地加以议论。他认为那样不好，传出去，不利于团结。
实际上，彭德怀已经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９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听说财经会议开得挺热闹，大家对少奇、恩来有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是啊。事情是由薄一波的新税制引起的。”
彭德怀说：“新税制的事我不清楚，但历史上有些事我却一直有看法。”
毛泽东问：“哪些事呀？”
彭德怀毫无保留地谈开来：
“少奇领导的华北工作座谈会，骂了我４０天娘，不公道嘛，不实事求是嘛，不是与人为善嘛。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前一阵子薄一波来找我谈心，我对他说：一波，我了解你，你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得准备多受点批评。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８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不是大批了我一通吗？用湖南的土话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包袱。有些事一时说不清的，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毛泽东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
彭德怀呷口茶，继续说下去：
“１９４６年初，少奇在延安提出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他是存在着严重的和平幻想的。我记得很清楚，２月１日这天，中央发出了由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通知》。少奇同时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时局问题的报告，反复讲他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结果怎么样呢？他那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问题还不是得打，还不是得用战争解决问题！”
毛泽东插话：“中央那个通知，是经我修改了的。”
彭德怀摇摇头：“不是为你开脱，‘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版权出自少奇，数他最热心！”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了。
彭德怀接着说：“少奇对抗美援朝开始也犹豫动摇，还有恩来。从政治上看，少奇不够成熟，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右，有时右得厉害，也有时有点‘左’。”
毛泽东问：“对少奇还有什么意见吗？”
彭德怀说：“主要的就是这些。”
毛泽东又问：“对恩来同志呢？”
彭德怀略一思索，说：
“历史上，我对恩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萧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七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萧劲光是政委。１１月间，黎川失守，萧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萧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一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一谈战争，一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罪过，毛泽东就来情绪：
“这个萧劲光，就是不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喜欢。在此之前，他曾被打成‘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