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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听说毛泽东要大家讨论他外出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不觉为之一振：“这是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呀，要不，过去按惯例是毛外出由刘主持，怎么这次要重新讨论呢？这不说明刘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他看到刘少奇情绪低沉，数次推辞，也认为是刘心虚，大概意识到了自己不孚众望。但到后来，他看到大家都不同意他的书记处轮流主持的意见，要求还是由刘少奇主持，而毛泽东也最后拍板由刘少奇主持，他便大失所望了。尤其是会议上，他想不到彭德怀居然也主张由刘少奇主持，就更是失望，甚至还有些恼火。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反对刘少奇，支持他高岗的。第二天，他曾到彭德怀处，质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主持，彭德怀竟然呛了他一句：“这是我的认识，难道不能说吗？”气得他扭头就走了。
高岗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还不了解毛泽东，也不了解刘少奇。毛泽东的要大家讨论谁来主持，实际是观察大家尤其是高岗对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的推辞，也不完全是出于谦逊，也是在试探大家，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倒是彭德怀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却惹得高岗对他大为不满。
毛泽东离京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事务，除抓紧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外，还和周恩来分头频繁地找干部谈话做工作。随着决定草案的广泛征求意见，并几次传达毛泽东对加强团结的指示，风向转了，舆论变了，高岗感到自己已经陷于被动了。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高岗决定暂时退却一下。他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硬顶，硬顶下去对自己不利。他托来京送文件、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杨尚昆带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表示自己拥护加强党内团结的决定，也承认自己说了不利于团结的话，办了不利于团结的事，表示要做自我批评。他请求到杭州找毛泽东谈话，和毛泽东商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的事。他的目的，是求得毛泽东的谅解和同情，只要毛泽东肯见他，他就可以渡过这一关。
他这时充满信心地等待毛泽东召他到杭州。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对他是欣赏和信任的。他在东北工作时，常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调京后，中央给他安排的地位显赫，毛泽东也高看他一眼。去年初，毛泽东两次找他个别谈话，两人轻松随便地放开来谈，谈得相当投机，曾使他兴奋不已。这一次，自己请求和毛泽东谈话，而且又是谈响应毛泽东号召，做自我批评，加强党内团结的事，有什么不行的呢？
然而他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
这天，刘少奇派人送给他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毛泽东嘱交高岗一阅。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高岗看到这份电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他接连看了好几遍，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还是因为电报中关于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不展开批评的话，他的眼圈红了，眼泪几乎掉出来。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看来他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失宠，毛泽东所信任和倚重的，仍然是刘少奇、周恩来。不过，他还心存幻想，毛泽东不至于将他完全抛弃。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得也很明白，不对任何人展开批评。
高岗阴沉着脸走进中南海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发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坐好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各自默默地吸着烟，周恩来在埋头看一份文件。
高岗冲他们三个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就势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坐在一边，高岗坐在对面，中间隔着会议桌，有点像审讯的样子。
高岗坐下后才发现这一点，感到浑身很不自在。
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和高岗谈话。在此之前，高岗已经分别找过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谈过话，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了。
高岗掏出香烟，点燃一支。
刘少奇等高岗吸了几口，首先说话：“高岗同志，你给主席写信，说你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要去杭州同主席商量这件事。主席那个答复的电报你也看了，你有什么话，我们四个一起谈谈吧。”
高岗闷着头吸烟，半天没有吭声。
刘少奇催促说：“高岗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高岗回了一句：“等我考虑一下嘛。”
周恩来有点不满意了：“你若到杭州主席那里商量问题，也要这么久的考虑吗？”
周恩来的话触到了高岗的痛处。高岗是用沉默来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个找他谈话的不满。尤其是对邓小平，他感到邓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又不是书记处成员，只不过是个副总理，位在自己之下，有什么资格来找自己谈话呢？但他也知道这是毛泽东在电报中安排的，他也没有办法。
又僵了一会儿，高岗明白总不能这样开哑巴会，老不说话，于是把手中的烟头掐灭，开了口：“主席这一段时间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在全会通过，我对此表示完全的同意。在团结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犯了自由主义。我准备在全会上做自我批评。”
刘少奇问：“你所说的错误，你认为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高岗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我的错误，前两天不是找你谈过，向你做过检讨了吗？”
刘少奇严肃而又耐心地说：“你的检讨，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是值得欢迎的。但我的感觉，你对错误的认识还很表面，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不敢脱了裤子割尾巴，怕羞，怕痛。”
高岗不服气：“有什么好怕的嘛。”
刘少奇说：“是呀，的确没有什么好怕的。错了，检讨了，改了就是。但首先要检讨得深刻，认识得深刻，否则，是不会改彻底的。你只承认说话随便，嘴上没有把门的，说话容易走火，是自由主义，这就远远不够嘛。”
周恩来接上去说：
“仅仅是自由主义吗？仅仅是说话随便吗？你在背后散布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也讲我的坏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拿着安子文的名单到处散布，这也是说话随便吗？你还说毛主席说某某是恶霸，说毛主席怎么怎么信任你，这也是一般的自由主义吗？高岗同志，你应当把自己思想深处、灵魂深处不健康的、肮脏的东西抖搂出来，像鲁迅先生说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自我批评。”
高岗有些勉强地补充检讨：“我有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另外，我的脾气不好，简单粗暴，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高岗对错误的认识根本没上去，他是言不由衷地批评自己几句，企图蒙混过关。
邓小平一直坐在那里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思考。他感到该点一点高岗的实质性问题了，于是，便一字一句地开了口：“高岗同志，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
高岗一听，浑身一颤，心想：邓小平出语好辣呀！由于他事先找过邓小平，对邓小平说了一些联手拱倒刘少奇之类的话，知道邓小平攥着自己的把柄。因此，他对邓小平是既恨又怕。邓小平来找自己谈问题，形同对质。这样，他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答邓小平的问题：“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刮阴风，烧阴火，也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
高岗信誓旦旦地回答。他懂得，这个时候，在要害问题上，不能装熊。装虎还有生路，装熊死路一条。
“那么，你跟陈云说，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刘少奇严厉地质问。
“正相反，是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叫我当的！”高岗脸红脖子粗地反咬一口，“他也想当副主席！”
“你这是诬陷！”刘少奇气愤地说。
”你怎么知道是诬陷？两个人的事，你不在场，你怎么说得清？！”高岗不失时机地展开反攻。
刘少奇顿时无话可说。
场上一下子僵住了。
刘少奇、邓小平各自掏出了香烟。高岗也掏出了香烟，周恩来本不吸烟，这时也从刘少奇手里抽出一支。
四个人闷着头吸起烟来，各想各的对策。
半晌，周恩来打破了沉默：“高岗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事，先谈到这里。我总的看法，希望高岗同志从思想深处找根源，做一个像样子的，大家通得过的，让主席满意的自我批评。否则，不如不做！”
“我同意。”刘少奇点点头。
“我也同意。”邓小平也点点头。
“少奇、恩来，包括小平同志的意见，值得我思考。”高岗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放缓了口气，“我准备再进一步深刻认识我的问题，争取做一个像样子的自我批评。”
“这就很好嘛。”刘少奇说。
“那么，这个自我批评怎么做呢？是书面做，还是口头做？做过之后，还要讨论吗？”高岗提出了问题。他希望口头做，那样说说就可以了。如果书面做，印成文件，很可能往下传达，还要存档，那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刘少奇想了想：“恐怕要书面做。不光你做，我也要做呢。是毛主席要我做自我批评的。高岗同志，你比我强，你是主动要求做的。这一点，我要向你学习。至于讨不讨论，这是细节问题，视情而定吧。当然，整个会议的开法，还要请示主席，由主席定。”
高岗又说：“我看还是口头做好，口头做可以放开来谈。也不必讨论。讨论弄不好会搞成对人的批评。主席电报里不是说，‘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吗？”
高岗说这句话时，故意把“对任何同志”几个字咬得很重，意思分明是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不要试图对他高岗开展批评，那样就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
邓小平插了一句：“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应该加以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
刘少奇和周恩来齐声赞成邓小平的意见。高岗不再说什么了，他想：“他娘的！过时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眼下大势如此，先忍耐一下吧！”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高岗的谈话，是１月２５日。１月２９日，中央书记处定下七届四中全会于２月６日在京召开。在全会召开的前三天，中央又和饶漱石谈话，对饶漱石进行帮助。
中央参加谈话的阵容强大，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饶漱石事先就打定了主意，不硬顶，但也不示弱，适当做点自我批评，固守阵地，以守为攻。他还决定尽量做出诚恳、委屈的样子，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原谅。
刘少奇照例先讲：“中央决定，找饶漱石同志谈一次话，对饶漱石同志的错误进行帮助。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同高岗同志谈了话。对人帮助嘛，要有的放矢，先要了解饶漱石同志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是不是先请饶漱石同志谈一谈啊？”
朱德等点头表示同意。
饶漱石略一思索，推了推眼镜，亮了亮嗓子：“好的，我先谈一谈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
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不慌不忙地打开，按照事先的准备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