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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联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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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大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高岗的秘书和几个局内公认的“笔杆子”。他们一个个面前摊开了稿纸,手中握紧了笔,正期待着高岗面授机宜。看那架势,高岗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标点符号,也会捕捉下来,绝不会丢掉。
  高岗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半天不说一句话,只顾在房间里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龙井茶来。
  大家知道他的脾气,他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他。谁要是打扰他,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总要遭到他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好,就这么写。”高岗终于发话了,“对着邓子恢开炮。文章要旗帜鲜明,有火药味。”
  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人民日报》。那上面全文刊登着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
  这是高岗在布置写一篇重要文章。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关于要讨论工会工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正确。
  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头说起。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邓子恢是个敢讲话的人。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他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当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事前用电报的形式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8月4日,刘少奇拟稿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做一次报告。”刘少奇拟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先是《工人日报》,后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全国总工会还通知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
  4个月后,即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扫向工会工作了,自己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说说话,做做文章了。
  高岗看了邓子恢的文章,对邓子恢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要组织人马写出一篇重大文章,目标是在全国引起影响,最好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嗯?就这么写。”高岗简单说了那么几句,就算交代完毕了。
  连个提纲都没有,怎么写呢?“笔杆子”们面面相觑。
  出身于陕北横山农村,当过牛贩子的高岗,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不注意学习,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读文章,也难说多么流利。有一次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他做报告,念别人代劳写的稿子。念着念着,卡了壳,原来是遇到生字,坦克的“坦”字不认识。憋了半天,他问:“这是什么克呀?”别人上去一看,告诉他是“坦克”。他“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坦克啊。”弄得全场大笑。别看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他却经常装出一副酷爱学习、满腹经纶的样子。他的办公桌上,1年365天放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去找他请示汇报问题,他总是坐着不动,头也不抬,不住地翻那本《联共党史》。弄得别人走也不是,问也不是。老半天,他才抬起眼皮,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联共党史》很重要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啊。”
  “这篇文章,分量要重,时间要抓紧。‘五一’节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高岗又强调说。
  “首长,是不是说说要点。否则,不好下笔。”秘书小心谨慎地说。
  “唔。”高岗沉吟了一下,说:
  “是要说说要点……这要点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邓子恢说工会与公营工厂的‘具体立场不同’,是糊涂观念,是错误观点,应当坚决反对,狠狠批判!”
  “笔杆子”们唰唰地记着。
  高岗想了想,又说:“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这和解放前性质完全变了嘛。‘具体立场不同’,昏话!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模糊了……”
  高岗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还模糊了什么呢……对,还模糊了本质上的区别,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就这样吧。”高岗挥了挥手。
  秘书心领神会,带领“笔杆子”们退了出去。
  几天之后,文章写出来了。高岗看了,大体满意。他动手稍做修改,亲自拟了个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按说,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完全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将这篇文章做社论发表。可是,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高岗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送上我们组织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就此事写信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
  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在胡的信上做了指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高岗接到刘少奇的这封信后,气得面色发青。他狠命将信往桌上一甩,气鼓鼓地说:“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黄昏时分,三辆用树枝伪装好的吉普车,越过鸭绿江大桥,向朝鲜境内急驶。
  朝鲜美好的三千里江山,正遭受血与火的考验。
  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天上,不时掠过一队队美国飞机。
  四周的山林在哭泣,在燃烧。有的山头被强大的炮火和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夷平了,痛苦地裸露出灰白色的或褐黑色的岩石。有的山头虽未全部夷平,但已千疮百孔,比癞痢头还要难看。
  吉普车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跑跑停停。大概是暴露了目标,途中几次遇到敌机俯冲扫射。机关枪打得公路两旁尘土飞扬。司机一会儿加大油门往前冲,一会儿又来个急刹车,使车内的人前仰后合,颠簸得头晕目眩。
  第二辆吉普车内坐着高岗。他被眼前的战争惨状所震惊,也为敌人的战争罪行所激怒。只见他铁青着脸,眼中闪着怒火,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
  高岗这次入朝,是为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会见彭德怀司令员,一则慰问看望,二则听取对后勤保障的意见和要求。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决定了高岗和抗美援朝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一个彭德怀,一个高岗,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大决定性人物。毛泽东诚心诚意地倚重他们二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局瞬息万变。开始金日成指挥的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3天即拿下了汉城,一个月多一点,即解放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土地。可是,当美国伙同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16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局势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危急起来。10月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10天后,平壤陷落了。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叫嚣,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甚至公然宣称“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出兵朝鲜?
  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开始多数人不同意出兵。理由是,新中国刚刚成立,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海南岛、西藏、台湾等地还没有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存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百业待兴,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安宁的环境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在中小资产阶级中,有崇美、恐美思想,认为和头号帝国主义交手,未必打得赢。从我军和美军的实际情况看,武器装备上差距甚大。比如,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军一个军仅有火炮36门。美军有制空权,而我军一开始无空军参战,我们训练的第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能投入使用,也不过只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高岗和多数人一样,也反对出兵。他特别赞赏林彪的意见。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可是,高岗毕竟和林彪有所不同。林彪只是在中央决策时发表意见,高岗却要直接对付战争。从8月下旬,美军飞机侵入东北安东市(今丹东市)上空,并向民船射击,杀死船工。9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了安东市。东北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












  高岗忧心如焚。中国重工业的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两个月来,美军飞机已侵入东北领空12次之多,一旦美军飞机向重工业城市投弹轰炸,那损失可就大了!于是,高岗向中央提出,东北工业设备需要尽快迁移。周恩来没有同意高岗的意见,他认为与其消极迁移,不如加强防御。
  毛泽东一直是注意加强防御的。早在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时,他就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认为金日成不会迅速取胜。他从7月份就下决心调集重兵,限期开抵鸭绿江畔,以防不测。到8月5日,总共有25.5万人的部队,集结在中朝边界。
  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在反反复复的开会研究中,他权衡利弊,力排众议,决心应金日成10月1~3日的两次来电请求,出兵支援。
  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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