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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阴谋家。
谭震林脾气急，以主持人的身份动员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发言不要有顾虑。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评饶漱石同志的问题。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少讲多少，老账新账一起算！……谁呀，谁开头一炮？”
曾山首先打破了沉默：“饶漱石同志和高岗同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是有历史根源的。据我了解，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党内，在领导班子内，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上。”
曾山一开口，饶漱石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曾山是华东老资格的领导人，皖南事变后任华中局组织部长，七大中央委员，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掌握不少饶漱石的情况。
曾山继续说着：“关于陈毅饶漱石团结问题，我过去根本不知道。饶漱石到淮南下乡后才开始接触到。我从七师回来，饶已下乡。陈军长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才察觉这问题。我觉得赖传珠同志有意见，对陈毅饶漱石都有意见。饶回来后，我把会议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我向他建议：我们离中央这样远，环境又这样困难，应该团结。当时饶漱石告诉我：你参加会议，不要讲什么，陈毅同志讲什么就让他讲……后来中央来电报，陈毅要走。我即向饶漱石讲：陈走了怎么办呢？饶漱石讲：中央要调，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蒙在鼓里，最近才知道，原来是饶漱石向中央发了电报，‘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明明要挟中央，挤走陈毅同志，却说是中央要调。这不分明是欺骗，搞两面派嘛！”
曾山话音刚落，赖传珠就接上了：
“曾山同志说他感觉到我有意见，不错，我对陈毅、饶漱石两同志都有意见。大敌当前，为什么不搞好团结？为什么互相指责，都想赢得同情和支持？当然，对陈毅同志，有一些具体的意见，现在看来，纯属工作中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倒是对饶漱石同志，我的意见更大些，对他的看法也很不好。”
赖传珠是新四军参谋长，对许多问题相当知情。
“饶陈的矛盾，实质是饶漱石以小人之心对待陈毅同志，争夺个人权力。刘少奇同志临走时，曾向陈毅、饶漱石、我和黄克诚同志当面交代：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饶漱石却就是不宣布由少奇同志传达的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饶漱石这是心怀鬼胎，利用我党书记、政治委员是领导中心的一般习惯，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中心。‘饶牧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厉害得很哟！”
赖传珠“饶牧师”的叫法，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活跃。原来，饶漱石刚到新四军时，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活像基督教的牧师。因而在领导层中，就给他起了个“牧师”的绰号。
张云逸咳嗽了两声，人们知道他要发言了，会场顿时肃静下来。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担任过新四军代军长，德高望重，颇受人们尊重。
“饶漱石同志反对陈毅同志，手段是很卑劣的。我曾不只一次听到他煽动干部反陈毅。他还散布了许多有损陈毅同志威信的流言蜚语，说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毛主席，现在又反少奇同志。说陈毅专权，争当书记。我记得是一天晚上，在陈毅住的那间茅房里面开始听到所谓陈毅的种种问题的。当时，我听了半天不了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对陈毅同志在江西就认识，我很佩服他。对饶漱石过去不认识，来二师解决问题，我担保绝对服从党的组织。……我当时并没有感觉陈毅有野心，一向是对陈毅有好感的。当时二师的干部和其他干部都害怕和我来往。以后，我感到陈毅处也无人来往，连同他下棋的人也没有了。那时我同陈有同感！”
说到这里，张云逸似乎有点伤感。他那时是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一师之长居然也受到孤立，回想起来确实不那么愉快。他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说下去：
“饶漱石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后，挤走陈毅已成定局。关于陈毅要调走，那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大部队，我怕担负不了。记得那时饶漱石曾经打电报要我用代军长的名义。我说不要，我的名字没有陈毅同志的名字好。饶漱石轻蔑地说，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怕什么，我支持你！很明显，他是拉人打击陈毅同志。”
“饶漱石同志说他是个人主义，我看这顶帽子小了点。”随后发言的是邓子恢。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
“当时我有一个印象，饶漱石对陈毅很厉害，彭雪枫、黄克诚、谭震林同志都觉得他手段很辣。”说到这里，邓子恢转向谭震林高声问道，“是不是呀，谭老板？”
“没错！我们几个都感到饶漱石心狠手辣。”谭震林大声回答。
邓子恢又说：
“‘黄花塘事件’后，饶漱石确实树起了他的威信，也在高级干部中造成了戒心。我在毛主席、少奇面前也敢扯乱谈的，但在饶面前就不敢随便讲话，觉得他很严肃。今天看来，他善于耍权术，手段很毒辣，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陈毅虽然没有被一棍子打死，却被打伤了。”
刘晓，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这时忍不住开了口：
“我两次到黄花塘，饶漱石对我说过‘黄花塘事件’。一次是事件刚发生以后，一次是我从五师回去以后，陈毅同志已经去延安了。两次谈话中几个主要问题前后不同。第一个问题：第一次饶同我讲，主要是讲潘汉年的自由主义，说潘汉年糊涂、挑拨，这些事情主要是潘汉年的自由主义搞出来的。饶漱石讲：他对陈毅的作风问题，本来没有什么，都是潘汉年那里挑拨起来的。第二次，他同我讲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却说：主要不是对潘汉年，主要是对陈毅，因为那时对陈毅有顾虑，不能不以对潘为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解释他到乡下去的问题。第一次他讲，这个事情我不了解，我到乡下去了。军部打电话来，曾山同志和华中局其他同志要我马上赶回去。回去后，发现大家对陈毅意见很多。他这样说，好像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他说当时我到乡下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这些自由主义、不正派活动能够暴露出来。前次他不晓得，后面又这样说，怎么理解呢？这只能说明他不老实，有意识地用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党内斗争的手段。第三个问题：第一次谈话，饶主要讲陈毅同志的作风问题。第二次谈话却强调不是作风问题，有很高的原则问题，这是牵扯到毛主席、中央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中央去解决，在新四军、华中局很难解决。讲到陈毅同志回不回来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主要是陈毅同志到中央去怎样解决。我摆出这些事实，是想清同志们看一看，饶漱石的人品如何，政治品质如何。”
刘晓一口气讲了这些，低头翻看了一下手中的笔记本，补充说：
“还有一桩与我有关的事，顺便提一提，也可以看出饶漱石的权术。饶与我第一次谈话时，也谈到了我本人。他说，中央对你也有些误会。第二次谈话时，在前后他也讲到中央对我的误会问题，说他已经解释清楚了。”
刘晓气愤起来，质问呆坐在一边的饶漱石：“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什么？做的一些什么？”
饶漱石欠欠身子，声音低沉地回答：“我个人主义严重，思想作风不正派。”
“我接着刘晓同志的发言谈一点看法。”是粟裕的声音。粟裕任过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华中野战军司令员，长期和陈毅、饶漱石共事。“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看到的很多，也有亲身经历过的。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职务的事，是中央决定的嘛，你饶漱石说了就算数？你饶漱石凭什么封官许愿？这完全是拉拢我的一种手段。而且讲过好几次，那就是要拉拢我把陈毅赶走！这种做法是不正派的，虚伪的，可耻的。”
发言的同志一个接一个，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饶漱石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不时掏出小手帕，抹去额头的汗珠。
一直闷头吸烟和记录的陈毅，此时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掐灭手中的烟蒂，放开嗓门大声说道：“苍天有眼，今天总算看到事实真相了！”
或许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陈毅端起水杯呷了口茶，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变得缓慢而低沉：
“同志们就‘黄花塘事件’揭发了很多情况，为我陈毅说了不少好话、公道话，我很感动。但是，我要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倒不是想争一个官做，而是关于井冈山时代的那个斗争我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老干部包袱重，归根结底，这是我的党性不纯！我到延安以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对我是信任的。对一个干部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过什么争执就改变了看法。我这个政治家，二十年的老党员，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完全不对。所以今天看来，应该感谢黄花塘那一次斗争，对我很有好处，使我以后讲话比较慎重了一点。这就是我的教训。今天我们揭发饶漱石同志，我要先做自我批评，先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饶出了问题就放过了自己的错误。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都不能赖。”
陈毅的目光扫遍全场，最后停留在饶漱石身上：“但是，有些话，我今天还是要说明白。有些事实真相，今天也要彻底澄清。黑锅，总不能背一辈子！”
陈毅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抄件，扬了扬，声音激动起来：“就是这份电报，我到延安后，毛主席对我说，饶漱石他们发来电报告你的状，你看不看？要看就给你看，但你最好不看。我说，那我就不看。这次揭发饶漱石，中央办公厅把这份电报公开出来，我才第一次看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听陈毅这么一说，会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陈毅开始念饶漱石的电报：“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陈毅念完这段，稍做停顿，还没说什么，饶漱石就抢先承认了：“陈毅同志，对你不起，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饶漱石说“不完全”符合事实，言外之意是有一部分是事实。陈毅听了出来，但没有和他纠缠遣词造句，而是继续念道：“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要我唱白脸而自己唱红脸。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希圣、张云逸同志等）。”
当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大声插话：“这是捏造！”张云逸也提高了声音说：“这不符合事实！”
陈毅白了饶漱石一眼，继续念电报：“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待我俘韩请求他回来讨论，才回到军部。不久他又赴四师。”念到这里，陈毅恼怒得拍案而起：“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在医院还是很担心的。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饶漱石，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饶漱石被迫点点头，从喉咙里嘀咕一声：“是这个样子。”
陈毅缓缓地坐下，拿着电报念下去：“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并限期警告潘的活动连起来了（原电文如此），请他设法制止。”
念完这一段，陈毅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批驳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