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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卡迪拉克，由于亏损太多（高成本，从未真正地盈利过，即使在经济很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也不例外），所面临的惟一问题是：是彻底停止生产，还是暂时保留这一品牌等待市场行情转好。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开会决定卡迪拉克的命运之时，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敲门请求委员会给他十分钟的时间来陈述他的方案。
德雷斯塔德特当时根本不是通用汽车的董事。他出生于德国，1911年也就是13岁那年来到美国，当时在德国奔驰公司赛车队学徒。他讲英语时带着浓重的德国斯瓦比亚口音，喜欢在西装外穿上斜纹软呢的运动服上装，由于烟不离口，衣服上点缀着很多被烟烧出的小洞。他的秘书随时要准备好一双礼鞋，以防德雷斯塔德特穿着一双不相配的鞋子出现在办公室里。不过，他是位天才的机械师，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负责管理卡迪拉克汽车在全国的服务体系，算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中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的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分量。
像德雷斯塔德特这样的人物敲门闯进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好比红衣主教们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开会选举教皇的时候，一位阁下（由罗马主教授予男性神职人员的称谓）敲门要求提出建议一样。
但是，德雷斯塔德特告诉委员会他有一个方案可以使卡迪拉克在18个月内扭亏为盈，不管经济是否景气。他根据自己对卡迪拉克在全国各经销处服务部门的观察提出了方案的一部分。
当时，卡迪拉克采取的是“声望市场”策略，为争夺市场制定了一项战略：拒绝向黑人出售卡迪拉克汽车。尽管采取这样的歧视政策，德雷斯塔德特还是在各地的服务部发现客户中有很多是黑人精英。他们大多为拳击手、歌星、医生和律师，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也有丰厚的收入。
他们在那个年代通常买不到象征社会地位的商品，不能住进高档住宅区，无法光顾令人心醉的夜总会。但是，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绕过通用汽车公司的禁售政策：只需要付给白人一笔钱让他们出面帮助购买即可。
德雷斯塔德特极力主张执行委员会应该抓住这一市场。为什么那些白人出面当一次幌子就能够赚几百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要放弃这个市场呢？执行委会员接受了这一主张，很快在1934年，卡迪拉克的销售量增加了70％，整个部门也真正实现了收支平衡（相比之下，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总量同期增长还不到40％）。1934年6月，德雷斯塔德特被任命为卡迪拉克部门的总经理。
他还着手彻底改变豪华汽车的制造方式。他指出：“质量的好坏完全体现于设计、加工、检验和服务。低效率根本不是高质量。”他愿意在设计和刀具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更乐意在质量控制和一流的服务上花大价钱，而不愿意在生产过程本身作过量的投资。
一位管理人员回忆道：“尼克告诉我们要关注每一个细节。如果别人制造一个零件只需2美元，我们为什么要用3~４美元呢？”他的这种理念在推行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卡迪拉克的生产成本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低档车雪佛兰的造价已经差不多一样了。
尽管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但是销售时仍然维持豪华汽车的高价位，所以卡迪拉克很快便成为通用汽车公司内最盈利的部门。1937年虽然经济仍不景气，而卡迪拉克的销售量却超过了经济十分繁荣的1929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德雷斯塔德特的第一个东家，奔驰汽车公司，在采用他的技术从事豪华轿车的大规模生产后，一举从一个只能获得微利的小企业变为现代豪华汽车制造商的典范。
然而，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可笑的变化。由于神奇般地使卡迪拉克起死回生，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的发展也由此平步青云。1936年，他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最大的部门雪佛兰的总经理。毫无疑问，几年后他将是总公司总裁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在出任雪佛兰部门总经理的6个月后，他被查出患有喉癌，当时只有49岁。
若不是命运的残酷无情，美国汽车工业过去50年的发展史就会截然不同。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1）
诚如历史学家们所知，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历书》中指出：为了一颗马蹄钉可以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当然，富兰克林只是讲明道理，然而在现实中此类事情也是举不胜举。例如，林肯是在最后一刻才改变主意去福特剧院看戏，若他按原计划去国家剧院，就不会遇刺身亡。若“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惨剧中，在千万件事情中若有一件发生（或不发生），都可以避开冰山。
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现象的存在都可以归因于细微的小事。19世纪40年代，纽约市为了禁止火车机车进入已经成熟的市区，命令当时还是脏乱不堪、嘈杂喧闹和火星四溅的机车停留在第42大街以北的地方，那里实际上是一条乡间车道。结果，纽约由此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两个主要商业区完全分离的城市，一个以华尔街为中心，另一个在数英里之外的北部，以建立在第42大街上的火车站为中心。
铁路是19世纪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定义，基础设施应该促进经济交易，所以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如何、在哪里和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深谋远虑或高瞻远瞩。相反，它是由于普遍的地方压力和众多的企业行为才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国家的作用非常渺小，若能够真正起什么作用的话，也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比如华盛顿特区的情形）。
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外，它是美国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即全国州际公路系统。这一工程的构想、设计、经费筹措都是按照一个整体统一完成，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极其成功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一件小事情。1919年，美国陆军的一位上尉对和平时期军队的生活感到十分无聊，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季，他主动提出请求要进行一次冒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
20世纪初，美国的公路非常糟糕，哪怕是出于慈悲也难以把它称作“系统”。虽然在19世纪早期美国人也修建和规划了很长距离的公路，但是铁路很快取而代之，成为运送货物和旅客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末，整个国家城市外的公路虽然已经达到200万英里，但大部分是地方公路。
这些公路通常在州界或县界上突然中断。甚至在1912年，当Packard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B·乔伊在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询问当地的Packard汽车经销商去西部怎么走的时候，经销商告诉他实际上“你无法从这里到西部去”。于是，经销商带领他出城后一直向西行驶，不久他们遇到一处铁丝栅栏。经销商又一次告诉他说：“拿掉这个栅栏继续向前行驶，很快你会碰到第二处栅栏，再拿掉它继续前行，一直这样走下去。”
乔伊后来补充道：“你再向前行驶，就会发现没了栅栏，路也消失了，广袤的大草原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轮印。”
在这200万英里的地方公路中，只有约100英里用石板铺过，剩下的199。99万英里的公路上一到春天和秋天，就会积满淤泥；到了夏天，又变成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呼吸。（同时，公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路标。毕竟，大部分公路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当地居民才使用它们，当地人理所当然地已经非常熟悉要走的路了。）
不过，就在1912年，至少有人提议要修建第一条全国性的铁路，起点是19世纪初根据乔治·华盛顿的提议修建的坎伯兰公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西北部）。这条国道被命名为“林肯公路”，主要由私人投资兴建，从纽约一直通往圣弗朗西斯科。然而，到1919年这条公路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发现马在现代炮火面前异常脆弱。于是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决定要检验一下内燃机在战争中运送部队和军需物资的能力，同时也希望借此唤醒人们对美国公路的糟糕状况给予关注，“向联邦政府展示修建一些必须公路的急切性和必要性，使之认识到为公路项目拨款的合理性”。这样，在1919年陆军成立了一支横穿大陆的汽车护送队，完成沿林肯公路从东到西横越美国大陆的远征。
这支队伍的行动非同一般，完全按照“战时条件”的要求进行，假定整个过程中“铁路设施、桥梁、隧道等都被敌人的间谍破坏或摧毁”。整个远征要依靠自己提供补养，并且还假定整个过程在敌占区完成。
队伍的装备有6辆卡车，这支独特的队伍坚持称卡车为“B类汽车”，还有6辆轿车和6辆带边斗的摩托车。其中的两辆卡车被改装为救护车，两辆被装备成机械库，另外还有很多拖挂车。其余的车辆可以看成是标准的军用车辆，用于装运汽油、水、士兵、武器、航空探照灯和其他一些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装备。
整支队伍包括军官在内一共280人，其中有司机、机械师、医师、工程师、厨师、发报员和普通士兵。他们由陆军中校查尔斯·W·麦克鲁尔统一指挥。
7月17日，远征军从华盛顿特区正式出发，出发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实际上，作为本次事件标志的里程碑至今还竖立在白宫草坪的南侧）。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很多参议员和众议员出席仪式。政治家们在发表过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后，队伍在上午11∶15出发。经过7小时15分钟后，队伍行军46英里来到（马里兰州北部的）弗雷德里克的集市场所宿营过夜。此刻，一辆挂车的挂钩被毁，一辆轿车丢了一条风扇皮带，一辆“B类汽车”由于永磁发动机（用现在的话说是交流发动机）损坏而必须被拖进宿营地。
队伍一日一日地向西行进。最快时，一小时可达10~15英里，但是由于要不断地停下来修理车辆和查看桥梁，平均一天只能行进60英里。在东部，路面一般较好，大多为硬化路面，但是桥梁是个大问题，有些地方的桥梁太窄（或被其他事物占用，大型军用卡车无法通行），不得不绕道行驶。另外，还有一些桥梁需要加固，行军途中工程师们共改建或重建了65座桥梁。
尽管整个行动被假定在敌占区进行，但所到之处的居民非常热情，决意要善待他们。差不多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是欢呼声，到处是彩旗飘扬，还有精彩的演讲。军乐队也频频出场助兴，音乐会接连不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镇，欢迎活动达到极致，他们甚至走上街头跳舞狂欢。
在到达俄亥俄州的哥伦比安娜镇时，当地最富有的人—碰巧是热情好客的哈维·费尔斯通—邀请他们在自己家的草坪上野餐。
随着队伍缓慢西进，人口也逐渐稀少，道路也越来越坏，干脆变成了与过去的马路相差无几。当行进至内布拉斯加州中西部的北普拉特境内时，有一天在一阵狂风骤雨过后，道路变成泥沼一片，25辆车不得不从泥沟中推出。
还有一天，队伍行进至内华达沙漠中央，遇到一个300英尺厚、3英里长的大沙丘，周围根本无路可循。幸好，他们还有先见之明，带了几辆履带式拖拉机，把所有的车辆和辎重从沙丘中一一拖出。在11个小时内只向前推进了12英里。
还有一个地方，“由于废弃的铁路上全是深浅不一的路坑，他们只好在滚动、跌倒、摇晃中缓慢地行进……”在加利福尼亚东部的内华达山脉，道路的坡度高达17度（而现在州际公路的坡度还不足4度）。
尽管险况重重，但是在整个3 200英里的征途中，只有两辆汽车遭遇事故，其中一辆翻下万丈山谷。他们终于在9月6日抵达圣弗朗西斯科，比预定时间延迟了2天。毫无疑问，这次行动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军官和士兵们的诚挚精神，而不是依靠机械装备和道路设施。
作为一次军事行动，队伍正式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汇报整个远征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