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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签订协议时，拿破仑相信巴林银行的货币，而不相信美国货币，他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巴林银行和霍普银行，价值为5。2亿法郎，第一个月支付6 000万法郎，以后每个月支付2 000万法郎。然后，巴林银行将其名义移交给美国，获得了1 125万美元的债券，利息为6％（另外的375万美元是由美国对法国的私人所有权支付的）。
没有人知道，几年后，法国的外交部长悔恨交加地认识到“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巴林兄弟俩”。
而今，突然之间，巴林银行消失了。确实，另一个后起的公司接管了它，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1）
这是一个银行体系。使自由民银行成为可能的法案，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在国会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而且，经济现实也未对此有任何的注意。很多高级官员很少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银行体系的特殊性质。这个法案不止一处不完善，而且还犯了低级的错误。当这个体系不成功时，国会却按照该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而未考虑其中的风险。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不，我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时的存贷款业。我说的是19世纪60时代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信贷公司。但是，如果阅读一下卡尔·R·奥斯肖斯描写这一段悲惨历史的名著《自由民，慈善事业和欺骗》，我们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
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联邦算是保住了，但是，遭受灾难的南方，却到处都是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解放了的黑人比其他人更加感受到这种混乱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他们是自由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他们又将如何谋生呢？以前做奴隶的这些人本来就没有财产，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就算他们可以得到工资收入，他们也不愿意在原有体制的群体劳动中工作。而且，地主也因为战争而没有了流动资产，常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现金来支付工资。这样，在以后的10年中，产生了适应新现实的佃农体系，允许土地与劳动进行实物交易。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黑人，当年在做奴隶时没有看到过钱是什么样子，现在，口袋里也有些钱了。数十万的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不仅有固定工资，而且，加入时还有奖金（确实，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与白人士兵所得到的工资相比，是非常低的）。很多人，受过教育的黑人和白人一样，都害怕这些士兵辛苦得到的津贴，会被营妓和其他的经常围着军队转的那些来历不明的人所诈取。因此，就需要为这些人赶快设计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把钱存在那儿。
1865年1月27日，约翰·W·艾尔伍德牧师，他是公理教会的牧师，而且还是一个热心的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是银行家，他邀请了22位有名望的纽约市民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银行机构，服务于自由民。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全国的知名人士，如彼德·库珀和威廉·卡伦·布赖恩，他们决定立即开始行动，于是将艾尔伍德送到了华盛顿，向国会申请一个银行营业执照。
在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的推动下，这个议案于1865年3月2日递交到了参议院，这时国会正处于闭会的时期。萨姆纳的议案，用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的话来说，就是“给这些人开了一张流动委任书，他们可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存款银行”。萨姆纳很快就同意将银行的营业执照限定在哥伦比亚区，这样，这个议案就在参议院通过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里，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在法人名单中加上了首席法官塞尔蒙·P·蔡斯，他的存在将确保美国政府可以对这个项目进行最严密的关注。但是，在最后几天混乱的会议中，参议院和白宫的修正案在一片慌乱中给遗忘了，这个议案就变成了一条法律，而且还与萨姆纳一开始提交的议案一模一样。约翰·艾尔伍德，除了良好的意愿之外，并未获得委任状，却担任了这个银行的总裁。
因为限制银行在华盛顿特区营业的修正案在登记的时候意外地遗失了，而且，因为愿意存款的人广泛地分布在南方及边境地区，所以，自老美国第二银行（老美国第二银行在1836年时为安德鲁·杰克逊所废弃）之后，自由民银行很快就成了在其他州开设分行的第一家银行。到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个银行在6个州以上的地区开设了38个分行，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特区。
但是，尽管这个银行分布非常广泛，它却没有盈利。在形式上，新的自由民储蓄信贷银行只是一个简单的互助储蓄银行。它为储户所有，他们的存款可以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但是，因为没有捐赠的初始资本，所以，银行就不得不在存款之外进行完全的融资。这样，就使从存款中获取收益以支付融资利息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分行虽然很多，却很小，有的小得可怜，以致不可能盈利。还有，因为银行的初始目的是为美国最穷的阶层提供服务，所以，个人账户同样也是很小。但是，银行业务的一个不幸的现实就是：每一个账户，无论大小，其服务成本基本是一样的。结果就是，自由民银行的费用是异常地高。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2）
那个时候的判断标准是银行的费用支出不能高于存款的0。5％。然而，自由民银行，因为存在很多分行，而且账户都很小，所以，它的费用支出高达存款的5％。又因为自由民银行的营业执照中规定它只能投资于国库券，而当时国库券的利息率为6％，如果再派发红利，那么，银行几乎就什么也不剩了。寻找新的更能盈利的投资，这一压力从未消失过。
自由民银行还具有另外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费用支出相对于存款来说，是相当高的，所以，它就不能支付竞争性银行的工资。结果就是，它雇佣了很多缺少记账技能的甚至根本就不会记账的好心人。
另一个缺陷就是银行的高层管理。理论上讲，自由民银行是由50个托管人所管理的。它一开始开出的名单，都是当时美国商业界的名流。但是，就在其成立的同时，这个委员会中最有名望的7个人就立即辞职了。显然，他们的名字只是被当做橱窗里的衣服一样用来向国会展示，从这些人那里并未得到为银行服务的承诺。
实际上，银行的理事委员会从未对银行及其高级职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视。威廉·卡伦·布赖恩和其他的几个人，从未参加过一次理事会会议。那些经常参加会议的人，也只是在银行高级职员放在他面前的东西上盖个章。到1870年时，自由民银行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这些高级职员和三人财务委员会的手中，而且，还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所作作为。从美国银行业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当少数具有私心的人掌握了其他人的大笔金钱，而且还知道没有人来监管他们，这时灾难就降临了。
银行的高级职员开始游说国会，要求改变其营业执照。很快，一项允许自由民银行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议案在白宫无争议地通过—而房地产却是最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本质上也是最为麻烦的投资方式。
在参议院，只有两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反对自由民银行将储户的本就很少的钱用于如此风险的行业。令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西蒙·卡梅伦，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党魁，而且，他还在银行业中赚了很多钱。“相信我，”他警告说，“你们允许他们将钱……用在房地产之时，就是这个机构降低信用、降低稳定性之时。”
但是，参议院没有听从卡梅伦的忠告。他们更愿意听查尔斯·萨姆纳的话，可是萨姆纳从不清楚，为了一个美好的事业，应该等待现实条件的实现。银行被允许向房地产业借款，条件是抵押物的价值要两倍于贷款数额。当然，无论在那时还是在今天，房地产的价值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波动非常厉害。
因为营业执照有了新的修正，自由民银行就以惊人的速度变得非常具有投机性。它开始将它的“存款准备金”，即应该持有在手中以满足取款要求的钱，投向了问题债券，如铁路债券，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垃圾债券。实际上，提出这一方案的委托人，就是铁路公司的主管，他们立即从自由民银行借到了17。5万美元。
分行也开始向外借贷，而不必从华盛顿的总部得到授权。很多贷款都是不动脑筋的，而其他的贷款则是违法的。有一个司库，他只是一个小雇员而不是银行家，竟然无视他在自由民银行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向他的女婿贷出6 000美元，以掩盖其作为县征税员所犯下的不法行为。
本身的不完备，加上投机性以及欺诈行为，加速了自由民银行末日的到来。安森·斯佩里，从最早的时候，就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他也真正想帮助这些自由民。但是，作为银行的检查员（即要他检查每一个分行的账簿），却是相当不合格的。“我应该知道更多，但是，我却没有多少积极性。”他在银行破产后承认说。他在银行的很多账本的余额表上签了字，写的是“正确，E&OE”。一个迷惑的国会检查员在银行破产后问他E&OE是什么意思，他说E&OE是指“如果没有错误和遗漏的话”。这就像证明说：除非某艘船在船体上有洞，否则这艘船是适合航海的。
1873年恐慌时，储户们拥向银行去取钱，这对于银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银行将它手中的政府债券资产组合实现，就如同当场发动了一场风暴，可是它现在想变革其做法也是太晚了。具有良好愿望但又不称职的约翰·艾尔伍德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们希望这个伟大的人可以使黑人储户们重新树立信心。
但是，货币审计员很快就报告说银行的亏损约为21。8万美元。可是银行的总资产（很多还是问题资产）只有300万美元，这个亏损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恐慌性的挤兑又开始了。道格拉斯在接任总裁之前被人误导了，他马上就认识到：这家银行根本就没有希望，于是，在1874年7月2日，银行关门了。当很多贷款被证明无法收回时，储户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连一分钱的影子都没看到。黑人社区由于这一崩溃而导致的苦涩，在几十年后还久久不能散去。
引用桑塔亚那（美国哲学家和作家）的那一句正确的话：“进步并非仅仅存在于变化中，它还来自于吸取以前的教训……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一定会自食其果。”自由民银行以及存贷款灾难，可能是我所知道的这类事情的最好例证了。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人民银行家（1）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20世纪中期的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们都预言：未来的美国经济将为相对较少的几个巨头公司所控制，华尔街很快就给这些公司取了个绰号“一流的五十位”。加尔布雷斯乐观地认为，这些公司必须处于政府严密的监管之下，以防止它们滥用其准垄断的权利。所以，上一次席卷美国经济的并购浪潮，就是将经济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公司手中。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加尔布雷斯教授的那个透明的水晶球—这在经济学家是常常会发生的事—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在1967年时，非金融业的前200家公司持有美国商业资产的44％，它们来自建筑业、机械业和地产业。到1988年时，它们只持有32％，而且，自此之后的几年中，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下降。
当然，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比最大公司的并购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新兴的公司，一般也是所有行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毕竟，在1967年时，英特尔和微软都还不存在，而今，它们却作为垄断者被联邦政府起诉了。
但是，这一现象中的一个例外就是银行业。在1921年时，美洲银行达到了其最高峰，其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约2。98万家。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下降了20％，原因就在于汽车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萧条，使得美国乡村开始转型，而且，到1930年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