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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常常与大银行和经纪人公司一样具有很强的实力，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大部分受到了州的管制（而且，它很舒服地愿意接受这种管制），同样也害怕变革。同时，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200年了，托马斯·杰斐逊对银行和商业的痛恨，依然还在国会山的大厅里回响。
最终被取代的银行法，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得名于两个主要的国会议员的名字，这个法案同样也是一个混乱过程的产物，但是，这一次，却进展得比较快。实际上，这个法案是在新政开始之初的所谓百日计划中所通过的许多法案中的最后一个法案。
而且，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银行法上，是不是政治胜过了原则，无疑地，在最后一点上，确实是如此的。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活到今天的人，可能还不算老，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美国银行体系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既有许多有实力的大银行，包括J·P·摩根公司（可以论证它是曾经存在的银行中最有实力的银行），同时还有很多只有一个小分行的小银行，它们位于一些小镇上。在1921年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29 788家，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银行数目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这些独立营业部的银行，本身就是很弱的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当表面的繁荣出现在城市的时候，这些小银行却以每年550家的速度在破产。当大萧条冲击到来之时，破产的速度更可怕地加快了。在1930年，破产的银行为1 300家，1931年为2 000家，在1932年—是可怕的5 700家—占整个银行数量的20％以上。随着每一家银行的破产，也就有数百个或上千个家庭的希望和保障破灭了，大萧条的恐慌，在这块土地上更加强了。
同时，华尔街的大银行，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已经获利十分丰厚了，所以尽管大萧条出现，其财务状况依然良好，但是，却由于在繁荣时期的不道德行为被揭露出来而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了玷污。当时所有的舆论都极端地不利于它们。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力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随着新政的到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用罗斯福的原话来说，要调查“糟糕的银行业的所有枝节”。这个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费迪南·佩科罗，开始兴趣盎然地开展这项工作，最起码对大银行是很有兴趣的。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2）
他所发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表扬。下面的案例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他揭露了阿尔伯特·威金，这个人在20世纪20年代是蔡斯国民银行（这是今天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前身）的总裁，在59个以上的公司委员会中任职。在1929年的夏天，威金感觉到崩溃即将到来，于是将蔡斯国民银行的股票减持到4。2万股。这在当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却将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其他的股东身上，这些人每年给他总额为27。5万的美元来照看他们的资产。更糟糕的是，威金为了减持股票而进行了融资，于是从……蔡斯国民银行举借了大笔贷款。
因为很多小型的乡村银行依然还深陷于财务混乱之中，而且，以货币为主业的银行也深深地受到了佩科罗听证会的政治伤害，国会着手撰写一个新的银行法。以后几十年中的美国金融架构的主要结构，大部分是由以下的三个人来决定的。
罗斯福总统，他是一个具有东方哲学家气质的人，对政治具有敏锐的直觉，但是，却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观念。他对小镇上的银行家们没有多少作用，因为这些人大部分与国会和南方的共和党有着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总统倾向于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它可以有效地让这样的银行家以及那些财务上不力而政治上有力的银行破产。
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鼓吹有限政府（他反对大部分的新政），实际上是华尔街的亲密朋友。罗斯福在其就职之前，曾邀请格拉斯再次担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威尔逊总统期间担任过这一职务），格拉斯说他想带进摩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即拉塞尔·莱费因威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罗斯福不能接受。“我们不能与23号捆在一起，”他说。所谓23号，是指摩根银行在华尔街的地址。
格拉斯同样也支持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这个有力的机构要使国家度过艰难时光。在1902年时，他第一次入选到白宫，在白宫银行委员会里任职。当时，他对经济学和银行是一无所知，而且，后来犯下了一个令他终生引以为耻的错误—支持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然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了国会里关于经济问题和银行问题的主要权威。在20世纪前50年内，他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1913年时，格拉斯作为白宫银行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联邦储备的立法工作。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
在1920年时，他在参议院的一个空缺职位上任职，他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余生。但是，因为他与华尔街的亲密关系，即使是他也认识到1933年华尔街当时的声名。他说的那句俏皮话，就是用南方黑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反黑人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银行家想和白人妇女结婚，于是他们就对他施加了私刑。”
第三支主要的力量就是亨利·B·斯蒂格尔，他是富裕的医生的儿子，在从政之前，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奥扎克从事法律工作。1914年入选进国会，时年41岁。斯蒂格尔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而后，他深深地关心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想保护来自他家乡的银行家们，以及偏远地区的人民，像阿拉巴马的戴尔县。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结束这场使小银行以及小银行所服务的小城镇濒临破产的挤兑现象。
他所建议的方法就是存款保险。这个观点是这样：如果银行破产，那么就要保证储户的存款没有风险，这样他们就不会蜂拥而至，在刚刚出现风传谣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钱取出来，较弱的银行也就有时间来使其事务恢复秩序，而使运行良好的银行避免挤兑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存款保险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卡特·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银行家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保险费用，而罗斯福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这种保险存在“道德风险”。罗斯福认为：对存款保险，就是“向较差的银行付费，而向好银行收取罚金”。
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斯蒂格尔在如潮的支持信以及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的帮助下，使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成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治理银行挤兑的问题上，他是正确的；自此之后，再没有出现一次严重的挤兑现象。但是，罗斯福关于道德风险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伸，存款保险制度是导致中小金融联合会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存款保险的概念，除了道德风险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主要的银行常常既是存款银行，也是投资银行。换言之，他们既从事证券业务，也从事银行业务。而存款保险却是非常受欢迎的，没有人愿意给与银行相连的证券保险。
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存款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大银行与之进行了全面的抵抗。摩根银行指出：早在1933年就通过的保险法案修正了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银行的大部分不合理操作，如取消了向由自己保险的公司和国家的贷款。它同时还争辩说，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投资银行将成为非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将会更加脆弱。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但是，没有人愿意听银行家的话，特别是大银行家的话，正如摩根的合伙人拉塞尔·莱费因威尔所解释的，“因为这世上存在那么多的饥锇和不幸，所以人们就自然去谴责银行家，并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到美国银行业的最有名的名字上。”
美国银行界的最有名的名字，就是J·P·摩根公司，它不得不按新政策分离出摩根·斯坦利公司。此后，摩根公司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摩根公司了。同时，分布于美国几千处地方的无数小型机构却存活了下来，这也使得美国银行体系一直是世界上最麻烦的问题，即使在美国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场大规模冲突
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海军开始形成，这支海军几乎全是由武装的民船和改装的商船临时组建而成。1794年，随着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英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会授权建造6艘大型驱逐舰，这6艘驱逐舰使美国海军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战争就是银弹的战争，美国国内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冲突。实际上，它是19世纪最大的一场军事事件，交战双方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财政需求，不得不想出一些新办法来为战争融资，结果北方成功处理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开支，而南方却在应对这一需求上无所作为。
买方垄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由与垄断相当相似：买方垄断不能进行真实价格的决定，而其拥有者总是会滥用权力。最大的买方垄断自然就是军队了。100年前，海军的实力标志是战舰（而不是核潜艇），政府在装甲钢板问题上与钢铁制造商争执了30年之久，其结果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最坏之处就在于其贪婪，而政府不能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闲谈中，要求国家成为“民主的武器库”。可他在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整个武器库还是空空如也，军队只有30万人，装备非常过时，以至于乔治·马歇尔写信说美国军队的状况已经降到了“三流水平”。但是短短四年之后，美国的海军就比其他国家所有海军加起来还要多；空军主宰了全球的天空。美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工业成就，是由于它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为中央计划经济，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军舰的政府拨款（1）
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无论埃及的金字塔在国教中的功能如何，它还是政治上有用且行之有效的一项工程。在尼罗河泛滥的季节里，通过建筑金字塔来雇佣农民，使穷人获得收入，从而有助于保证当权者政治上的稳定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埃及学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金字塔就不仅仅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了，而且它还是最早的、为保证政府存续的政府拨款项目。
然而，不管这个概念的古义如何，这个名词的出现最起码要晚于金字塔4 500年。“猪肉桶”（pork barrel，原义为“猪肉桶”，后引申为“政府拨款”。）在1904年才第一次进入美国语言，当时共和党正处于上升期。考虑到这个用法是从南方传入的（它是指储存在桶中的大块的腌猪肉，会定期地向每一个从事耕种的农奴家庭发放），那么，这个名词极有可能是由民主党人创造出来的。30年之后，在新政时期，“皮绳”（boondoggle，引申义为“画蛇添足”）也引入到英语中，这显然是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人为表达心中不满而创造出来的用语。
当然，从本质上来看，当选民无法得益时，政治家们才会使用这些用词。还有一些像“生死攸关的国家项目”，却是处于当权地位的政治家所乐于使用的词语。因此，这是分歧所在。最起码自政教合一时代结束之时起，每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生死攸关的国家项目”或“猪肉桶项目”，或者真正有用，或者表面看来如此。这也是那么多项目背后的真正动机不能被确定的原因，最起码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前，是不能分辨清楚的。
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很多项目一开始显然符合当时环境的要求，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这些项目就成了真正的“猪肉桶”项目，而且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这些项目依然还要坚持到底。可以举一个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