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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说是以前的习作，就连三毛自己对它也评价不高。 ”
三毛的作品老少咸宜，因为它读起来“好玩”。里面随处可见的趣味是一般作家没有的，也学不来的。从这一点看，三毛太乐观了。因而对她以后的自杀，许多人起疑。
三毛自己也说，她写东西就是玩。
“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说：你的东西很好玩。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过去写的东西不好玩，像《雨季不再来》，因为年纪轻不知道怎么游戏人间，过了好苦闷的青少年时代。后来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间，过一天就短一天，我一定要享受人生。怎么享受呢？像我的《沙漠中的故事》，对不起，又提我的书。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就是玩做菜，第二篇《结婚记》是如何结婚，扮家家酒，第三篇写在沙漠里替人看病，也是玩，还有一篇很好玩的叫《沙漠观浴记》，看当地的人如何洗澡。这些东西都是在心情很好时，发现自己的生活这么美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不知不觉就写出来了，并没有所谓的“使命感”或是‘文以载道’，我都没有。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一生文路与情路（2）
“虽然我写的都是些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平淡，但有一点不得不说，很多生活枯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我的文章带给他们快乐，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文章。我是基督徒，我要感谢天地的主宰——我们称为神，因为它使我的生活曾经多彩多姿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三毛的作品里站着两个人，三毛自己和荷西。三毛和荷西一起玩。虽然不会写作，但三毛的作品可以说他们两人共同完成的，荷西给了三毛感觉和精神支柱，三毛只不过执笔而已。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再说，我翻译了一套西班牙文的漫画书叫做《娃娃看天下》，这本书过去我不太重视它，现在我非常的重视它，所以我又把它交给皇冠出版社再印，这本书大概有一千页，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这不能算是写作，算是家庭生活。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吃完晚饭，我先生和我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许人进来，开个小灯，他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娃娃看天下》，经过八个月译了一千页。所以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这真是奇怪，别人一定说，今天去听三毛讲话，她真是胡说八道，乱讲的，因为她说的是这样奇怪的话，‘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有人怀疑三毛作品的真实性，又回到了刚才的论说，三毛的东西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有人像是有了大发现，说三毛写的不是真实的，只能算作小说。九五年以来，一个叫马中欣的旅游者兼文人，最有代表性。他说荷西并不是像三毛所描写的那样，两个人的爱情多是三毛自我想象，自我幻觉的结果……
三毛活着的时代，可能已有人露出这样怀疑的丝迹，因而三毛辩解说：“我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不真实的事情，我写不来。我希望不要再等十年我就能够再拿笔写，我以后要走我的路，找寻我的路，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做不到的，就是写不真实的事情。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很会编故事，他们可以编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来，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是我的文章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就是发表的东西一定不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去了，因为我又要走了。你们在没有看到我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三毛不肯写，因为她不肯写假话。她要写的时候，写的就是真话。当她的真话不想给你知道的时候她就不写。’”
三毛的研究者发现，在三毛成名以后，她感受到了成名后的写作压力，原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休闲式写作，如今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正如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她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甚至有十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停止了写作。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她还是写出了比较好的文章，那就是散文集《哭泣的骆驼》，可以看成是《撒哈拉的故事》续集，这本文集也几乎榨干了她关于撒哈拉的最后生活积累。”
随着西属撒哈拉形势变化，她和荷西逃离这片大沙漠，荷西先是失业，然后又在1979年意外去世，“这样的打击使三毛的创作环境和心态都受到了重创，从那以后，可以说，她一直没有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1981年回到台湾以后，她被传媒和盛名所驱使，几乎失去了自己，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她去演讲，她回答读者的来信等，她已经从一个作家蜕变成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布道者。”
“当撒哈拉一旦离三毛而去，她的文章中只能出现一些“回忆”，“答读者来信”，甚至“收藏物介绍”之类的内容。当三毛的文章内容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熟悉的生活中来之后，三毛的光环也就自然暗淡了。”（三毛研究论文）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一生文路与情路（3）
从某种角度来看，1991年三毛的自杀，虽然是很惨烈、很不明白世相、很不负责任的一种作法，但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布道者”无可奈何的结局。
三毛的文章自有它无可替代的价值。“读三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它不同于读欧洲古典，也不同于读中国现代，也不同于读欧美现代，更不同于读中国当代，以及同样是港台的金镛等作家，它是介于这一切的空隙中的一类路子。三毛迷们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群，有文化又不艰深，喜欢幻想又不脱离实际社会，有些小小的超前行为，又不是现在吸药摇头那一帮更年轻的人……当然女人更多一些。或许能这样说，这样一种人，在女者就读三毛，变成男的就读金镛当然也不一定，金庸的作品总体上比三毛的东西博大繁复，但不追求灵趣，而追求趣味。
三毛的文章依稀可看出这样的脉数，上承魏晋南北朝文人放浪的宿习，下继民国时代文人风月海外谭的传统，又有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精神和追求，以及女人心事，女人的骄傲等。
有些论者比较强调三毛爱国的一面，也无不可，国家不可不爱，这是我们生存之根本：
三毛文章中最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是她的真诚和爱心。一个真情善感的才女，一个快人快语的热心肠，这是三毛给人的总体印象。“此外还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三毛对身为一个海外中国人的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在她的笔下，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的批评讽刺随处可见，就连对她的公公和婆婆也不例外，例如，她在文章中说，荷西刚刚去世，他们就通过女婿在饭桌上开口与三毛理论怎样分割继承荷西与三毛的住房。当然，在三毛的后期作品中，她这方面的转变比较大，‘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地球人概念’表达得比较强烈。三毛作品中比较消极的东西是对教育制度的全盘否定和对前世今生之类灵异神秘世界的过分渲染。 ”
这一点上，学者说得有些偏颇，恰恰是三毛有灵异神秘的种子，她的作品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这也是她的文章比别家写得异样，不流于普通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种种异样结合一起，这就是三毛的异样之花。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三毛年谱
1943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重庆，浙江省定海县人，取名为陈懋平
1946改名陈平
1948随父母迁台，入台北国民小学读书
1954入台北省立女子中学
1955初二，受墨汁涂面打击，开始逃学。休学在家
1956一度复学，后正式退学。开始练习写作、音乐、绘画，切腹自杀获救
1962以陈平名义在现代文学发表第一篇作品《惑》
1964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均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初恋
1967初恋失败，赴西班牙马德里文哲学院留学。圣诞初结识荷西
1968与荷西分别。漫游欧洲、巴黎、慕尼黑等地
1971返回台湾，任教于文化大学和政工干校
1972与一德裔男子相恋，结婚前夕，未婚夫心脏病突发猝死。冬，再赴西班牙，重遇荷西
1973七月，与荷西在沙漠小镇阿尤恩结婚
1974十月六日，以笔名“三毛”在《联合报》发表作品《中国饭店》
1975进入撒哈拉
1976夫妇移居大加纳利岛。五月，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撒哈拉的故事》
1979随荷西到拉芭玛岛生活。九月三十日，荷西海底捕鱼时意外丧生。回到台湾
1980五月，重返西班牙和加纳利，开始孀居生活
1981十一月，开始中南美之行
1982十月，返回台湾任教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游记《万水千山走遍》出版
1984赴美渡假治病
1985一度丧失记忆，神经错乱
1986十月，正式回到台北定居，被台湾多份报刊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1988六月十二日，给“三毛爸爸”张乐平写第一封信
1989四月，曾回大陆探亲；同年开始创作电影剧本《滚滚红尘》
1990《滚滚红尘》获金马奖八项大奖
1991一月二日，因子宫内膜肥厚入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一月三日，进行手术。一月四日凌晨，在医院以丝袜自缢身亡。享年四十八岁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我与三毛（图）（1）
之所以被许多人知道是个拍照片的人，在很大成度上是因为我曾经为三毛拍过照片。直到今天不少人在介绍我时，都爱说：他拍过三毛；拍过杨丽萍；拍过《我们这一代》。 从1990年到现在，这14年间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要把我与三毛联系在一起。看来这个故事要永远讲下去了。 出一本三毛的摄影画册，这是当年我和三毛的计划。我们约定第二年去旅行。我拍图片她写文字。不到3个月；当我得知这本画册的主人，不辞而别；已匆匆远去时，我知道我手上的图片应当是可以做一本好画册的，用来送给三毛和那些真诚的三毛迷。 当时几经周折；最后是以一本小册子出版的。 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其中多数人在信里说：“感谢一个叫肖全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三毛这些令人惊喜和感动的照片。” 出书的那年，我还在成都，有不少人去找我。他们带着各种愿望。有一个从外省坐了几天火车来找我的陌生人，他是来要三毛照片的；见我不给；走了；头也不回地说：“我是来为我的同学要的，这是他死之前的一个愿望。”我忙追出暗房：“我给你”！第二天，他找我借钱；否则以死要挟，只因为他手里有一本《天堂之鸟》。那时我的工资170元，要吃饭，还要买胶卷。我无奈之下给他放了一首我正在热听的崔健的歌，他埋头听完拉拉我的手走了。我总是忘不了那沉重的小伙子，担心他是怎么回家的，现在好吗？（我曾告诉过崔健，他的歌也许能救人。）第二年在广州，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因为失恋，曾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但她还是起床走出来了。她感慨地说：“我惟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枕头下那本《天堂之鸟》。” 当然舞蹈家杨丽萍，也是透过此书来找我的。让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她极喜欢我的图片，跟三毛一样，我们属于很“通”的那种朋友。1992年当时中国最专业的摄影杂志《现代摄影》上，评论家杨小彦把我拍的三毛和杨丽萍第一次做比较。这是我所拍摄到的两个在气质上最极端最完美最接近自然和上帝的女人。难道是从此之后，我拍女人的才气被用得一干二净？为什么我直到今天还未拍到另一个有如此超凡功力的人。 1991年的5月，我在成都举办了一个三毛的摄影展。展览极为轰动，展品陈设在两所大学之间的“茅屋茶馆”里，我的朋友全都去了。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多少人喜欢三毛，也明白了不同的人在影像面前的不同感悟。去参观的还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展出的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