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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65页，台北，1965。
［4］Swarup，A Study of the Chinese munist Movement，P。72。 Swarup说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把握住中国革命的脉搏”是对的，但若把国民党的全部农业政策看成是一种“自杀”政策，那也太离谱了。
［5］参见蔡和森：《党内机会主义史》，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483~501页，台北，1966。
［6］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1976，pp。 237~239。
［7］参见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载北京大学马列所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53~472页，北京，1978。
［8］参见钟亦木：《海陆丰农民运动》，71~86页，广州，1957。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6部，193~200页；第7部，153~154页；第8部，217~218页，香港，1977—1982。地方暴动与党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很少，因此有关的文字记载也不多。下面介绍各次起义和各苏维埃根据地的情况时，我将引用一两份有关材料，然后再引用司马璐著作的适当部分予以相互印证。司马璐比较详细地收编了中国内地各类报章杂志上有关的回忆录。
［9］参见中共横峰县委编：《赣东北红区的斗争》，15~44页，南昌，1980。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2~165页；第8部，139~142页。
［10］参见郑维山：《红色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集，第二部分，729~737页，北京，1958。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7~170页；第10部，101~114页。
［11］参见贺龙、周逸群分别于1928年9月和1929年9月19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辑，29~37、55~57页，北京，1979。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71~172页；第10部，127~135页。
［12］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87~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95~117页；第8部，127~147页。
［13］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8部，185~213页。
［14］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10部，151~163页。
［15］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56~281页。决议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导致失败的最重要的情形是“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得党不能保持独立性，不能对同盟者进行阶级批判，不能扩大自身的革命力量”。
［16］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2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73。
［17］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8月7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18~252页。该文件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
［18］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 241~1 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8页。
［20］参见《斗争》杂志，1933年2月4日社论。
［21］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该文件指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内容。”
［22］这一估计是以一些分散的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个大致的分析。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41~42页，北京，1982。1930年以后，在国民党大多数军队中，军改成了师，师改成了团。
［23］参见彭公达：《湖南秋收起义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Hyobom Pak，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munist Party，1927—1930，Hong Kong，1971，pp。 81~115。
［25］同注［2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相关资料（2）
［26］参见《从武汉到井冈山》，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25~29页。
［27］参见《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494、6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9~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参见陈毅：《朱毛部队的历史与现状报告》，53~54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13~116页。
［30］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27~136页。
［31］本书作者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李立三领导问题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参见Benjamin Yang，“plexity and Reasonability：Reassessment of the Li Lisan Advanture”，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uary 1989。
［32］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1929年2月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3］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9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1。
［3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837~838页。
［35］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29年6月7日。该信中说：“在中国革命中，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载《布尔什维克》，1929年9月1日。另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信中重申，“现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载《红旗》，1930年2月15日。
［36］参见《向忠发自供状》，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159页。
［37］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pp。127~140。
［38］参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92页。
［39］参见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1卷，25页。
［40］参见“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7月2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通过”，载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2卷，42~45页。
［41］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16~1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42］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37~43页。
［43］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34~157页。
［44］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50~55页。
［45］Harrison，The Long March：An Untold Story，p。170。
［46］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
［47］参见《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70~72页。
［48］参见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29~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9］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0］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前委通告第三号———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政策及其重要性》，1930年3月8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61页。
［52］《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4月3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30~31页。
［53］参见《关于进攻武汉扩大斗争的通电》，转引自凌宇：《毛泽东同志与立三路线》，载《党史研究》，1982（3），79~80页。
［54］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8月24日，转引自凌宇：《毛泽东同志与立三路线》，1982（3），79~80页。
［55］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57~160页。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最终在甘肃省会宁会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这令人振奋鼓舞的时刻发布了一个公开的庆祝声明。该声明庄严地宣称全体红军将士为中华民族英雄，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中央委员会预言这将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个崭新的胜利时代的开端。［1］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确实可以为他们过去两年的成功而自豪。在长征过程中，尽管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部队围追堵截，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生存下来，基本保住了大量有生的军事力量，并迅速地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新的立足点。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也正在兴高采烈地庆祝他的50岁生日。本来蒋特意离开南京前往洛阳是为了回避专门为他生日举行的庆典，但是他发现一大群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还是尾随他来到洛阳。蒋大元帅穿着缀满勋章的军服，蒋夫人穿着镶着珠宝的貂皮外套，被这群官员和将军包围着，聚集在洛阳连续三天举行宴会和音乐会。他们不仅庆祝蒋的生日，而且也庆祝对共产党围剿的胜利。［2］
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有理由庆祝胜利。仅仅两三年前，共产党人还拥有30万部队，并且在中国南方占有将近100个县份。现在他们已统统被赶到了荒凉的西北高原上，而他们的正规部队已被消耗到总数不足6万人。似乎有迹象表明国民党人正处在对共产党人作战大功告成的边缘，蒋介石只需在陕北再发动一次致命围剿，就可以完全消灭他们了。
如果说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前景并不那么清楚的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无论在名义上和实际中可是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在中央领导层中的超凡魅力都是没有疑问的。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细大不捐地监督着所有管理业务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外部事务如谈判、竞争、宣传和广告；内部事务如人事组织、任务分配和革命教育。他非常懂得对下属雇员的用人之道，善于把每个人团结在他的手下。他严格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职守。他注意谨慎地投资，在萧条时期维持最低业务，一旦市场红火，他便进行充满希望的冒险，以求迅速发展。
毛泽东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富有远见而不是心胸狭隘的企业家。他除了教给同事们专业技术上的技能外，还给他们讲授创家立业所需的基本道德伦理。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如同新教徒引用圣经一样———两者都是作为实践活动所必要的精神鼓舞———而从来不相信无论马克思还是上帝会保佑那些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人。［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1）
1936年初，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和平。与这些国民党地方军休战，不仅能消除对红军的直接威胁，而且还会形成一个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的缓冲区。在这个时刻、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他的部队的生存和安全。至于说长远未来的结果，似乎因为过于复杂还很难预料。当时的毛泽东既练达又自信，在复杂局势面前从不退缩。情况越复杂，机会也就越多。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以全体红军的名义，给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回顾了东北军将士们在过去几年里的痛苦经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而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