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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一经传出，狒狒几乎气得发疯，逮谁跟谁劝告：千万别在家访以后送儿子的女老师晚上回家。自己气得半死不说，据传回家还被同在医院的护士老婆审讯了一番，冤枉得差点咬舌自尽。
不单是狒狒，其他人身上的谣言也不在少数。放射科的猩猩买了一盘金基德的艺术电影光盘，就因为封面上印着一个朦胧的裸女背影，就被传播成一个专门收集下流影片的色情狂。
外科的副主任老牛有一次在公共汽车跟一个流氓吵了一架，连马步都没来得及蹲就被周围的乘客劝开了事。可是大家后来听到的版本，却是老牛因为另一个乘客的钱包，跟一个小偷在汽车上来了一出全武行，对打了整整半个小时，别人愣是没一个上的，临了被小偷冲脸上偷袭了一拳，至今上了手术台，左眼还看不清脊椎里的神经。消息后来传到他的耳朵里，老牛曾无比迷惘地感慨：“咱们医院这么多人，好歹也都是知识分子，怎么小道消息的陋风习气这么凶？”
呼吸科的蚊子平时喜欢跟别人打赌，而且偏好球赛。一旦有世界杯，或是其它重要的足球比赛，蚊子就喜欢拉上别人赌输赢，赌注也无非只是几颗西瓜，几斤水果。不料某次他参加学术会议，去了之后中午吃饭，一位同行在得知他的单位时立刻来了精神，神秘兮兮地问他：“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叫蚊子的大夫，是专业赌球的上家儿，而且还跟澳门那边儿有直接联系，网络下注，赌资上万，是不是真的？”
蚊子悲愤得几欲吐血，沉着脸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对方不依不饶，振振有辞地撇嘴巴：“你又不是警察，你怎么知道不是真的？”
蚊子盯了他老半天，终于憋不住告诉他：“你说的那个赌球的上家，就他妈是我。”
3、手机
医生坐诊的时候不许接听手机，这是医院给各科门诊下的规定。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上午要在门诊上班，那么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穿白大褂，也不是取听诊器，而是关掉手机。假如有病人发现哪个医生在为自己检查时还偷偷地接听电话，那么他就可以将该人的姓名和坐诊时间告诉医务科，然后可以享受免费挂号的优惠，这叫群众监督。
这项规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对此提出异议，理由千奇百怪，有的说家里上有八十岁的老母，有点头疼脑热的问题自己都不知道，有的说家中下有八岁的小儿，如果不小心扎了手该打电话找谁，还有的要等待各项文件通知，副院长耐心地听完七嘴八舌的叫嚷，把桌子一拍说现在老师上课都不开手机，你们做医生的怎么连这点素质都没有，谁再吵吵就调到负责检查的教育局和卫生局去好了。
命令一出台，只能执行。所有人都老老实实贯彻执行，只有口腔科的螳螂动了一下脑筋，把手机偷偷调到了震动上，既不违背指示又耽误不了急事儿，一到口袋里传来震动就借口上厕所跑到外面接听，几天来既没接到投诉，还能按时接到股市信息，于是每日如此，暗暗窃喜。只不过刚刚过了一个月，他接到了设备科的电话：“有患者打电话说你们科的治疗床质量太差，好几个病人拔牙都听见屁股底下传来嗡嗡的响声，难道是你们每天拿它当蹦蹦床？”
震动不行，就改成静音。什么响动都没了，这下总行了吧？声音是没有了，不过从那以后，大家便发现螳螂似乎得了强迫症，不管有事没事，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隔几分钟就能看见螳螂从兜里掏出手机看上一眼，比下班的钟声都准时。有一次一个候诊的患者终于忍不住询问，您那是干吗呀？螳螂羞涩地回答说，我这儿看表呢。患者钦佩地点点头，说那您的时间观念可真强。
规定只是针对医生，来就诊的病人可不在此列。从此之后，每当患者掏出手机频频接打电话时，医生们就象理发师傅一样呆在旁边痴痴等候，有的羡慕地两眼放光，有的麻木地双眼呆滞，有的若有其事地搓着双手，有的颇为好奇地凝神倾听，还有的毫不客气地接待下一个病人，当然，也有人对此忍无可忍，勃然大怒。
后者就是螳螂，一天上午，螳螂早早地来到医院，为一位已经预约好的病人进行口腔清洁，叫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名患者与他一样，是位典型的手机依赖症，不到半个小时就接了五个电话，螳螂只好停止工作，在一旁看着他口若悬河的煲电话粥。
当电话铃声第六次响起的时候，螳螂终于按捺不住，从大口罩后喷出一声怒吼：“你是来看病的，还是来开电话会议的？！”
4、双簧
下乡义诊是所有医生必须经历的一次洗礼，也是医院每年都要实施善举的大事。以今年为例，上级领导再三强调，为了配合省市领导关于“医疗力量服务农村，关注基层，方便群众”的讲话，一定要搞得轰轰烈烈，特别要求真实投入，绝对不能走过场。
按照往年的惯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各科的主任用救护车拉到乡下，在戏台子下的大广场上摆一长溜桌子，等老百姓蜂拥出来全部咨询或检查完毕之后就上车回家，差不多也就是一上午的时间。今年不一样了，为了贯彻指示，院长特地派了五个医疗工作队全部出动，从内外妇儿到各项辅助科室一应俱全，甚至还扛了两台手提综合分析仪。
医院如此认真对待，新闻部门当然也被要求不能落后。于是电视台派了随行的大小新闻记者长枪短炮统统上阵，与医务人员一齐到达。可能是电视台的领导有些疏忽，在进入义诊现场之后记者们并没有抓拍到细节，而是全部把机器架到高处拍摄起了大范围的全景活动。老百姓们于是在摄象机的监视下挨个地进行检查，反正背对着镜头，谁也不介意他们怎么拍，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医生护士忙着检查，摄影记者忙着拍摄，患者病人忙着诉说，场面倒也有条不紊，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
等中午吃饭的时候，电视台开始检查拍摄进程，这时候，问题出现了。领导的要求是由远到近，大小广细镜头一个都不能少，怎么现在只是些赶庙会似的热闹场面，诊断和检查时医患们的细节和特写呢，到哪里去了？带头的摄象组组长把最后一个馒头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汇报说，没事，上午先拍远景，特写等下午慢慢拍。
但是到了下午，事情远远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地球人都知道看病和去商场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越着急的越是及早，后者是最后进门才能买到便宜。当记者们把机器对准咨询的患者时，并没有捕捉到一个龇牙咧嘴的镜头，拍到的不是感冒的就是巩固疗效的，还有的是替亲戚询问病情，看上去比救护车司机的气色还好——那些比较严重的上午就全检查完了，现在没准儿正在家里躺着输液呢，着急的谁还会等到下午再来啊。
没有现成的患者，新闻又不得不拍，电视台没办法只好采取现在新闻的通用手法，即记者像电影导演一样，指挥当事人像演员一样再现事件过程，行内把这个叫做摆拍。但来回找了好几个都不尽如人意，紧张的是哆嗦地说不了话，不紧张的又来不了，最后实在没辙，只好求助我们，问有谁认识比较熟的患者，出来装个样子。
内科主任坐在第四张桌子上，家里的孩子还在等着他去接，早就着急地心头冒火，听到这里一指科里刚分配来的医生烟头，告诉记者：“就是他了。”就这样，烟头借了件衣服冒充起了病人，坐在镜头前接受主任的检查。等晚上新闻播出时，全市的观众都看到他痛苦地撅着嘴咳嗽：“我一直是肺结核，家里也不知道……”
第二天，烟头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电视台的感谢辞，第二个是女朋友的分手白，理由是他有传染病，而且对爱情隐瞒。
5、时间差
黑泽明去世后，有媒体这样评论：“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士山、艺妓和樱花；从他开始，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黑泽明、索尼和本田。”在医院，也可以套用一下这个比喻：“在一个人之前，上级领导想到本院的时候，是热情、工作和规矩；从一个人开始，上级领导想到本院的时候，是出事、马虎和处分。”
这个分水岭似的家伙就是急诊科的乌鸦。身居要害部门的他上班十几年兢兢业业，作风朴实业务勤恳，历史上更是从来没有出过半点问题，但是，以前没出过事并不代表往后也风平浪静；“一个人一时认真并不难，难的是认真一辈子。”乌鸦很想向着院长这个名言努力，但无奈上帝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他出事了。
在医院上班经常会遇到别的单位穷其一生都无法邂逅的奇特事情，比如说，半夜三更会突然从走廊里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伴随的是一阵急行军般的雨点脚步，当你心急如焚地破门而出，呈现在面前的其实是一个小孩子受伤以后，大惊小怪的手指头。
再比如，忙活了整整一晚即将枕着东升的旭日入睡，耳朵里却猛地钻入一声尖叫，假如你心脏和大脑都受得了，条件反射似地光着脚踢开值班室一看——原来是一个病人发现自己的鞋子丢了。
诸如此类，纵使公牛一样健壮的大汉，时间长了也会变得如蚊子般的敏感，倘若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早就神经衰弱了。不过敏感也有疲劳的时候，倒霉如乌鸦者，在一个捅了病人窝的晚上，被一堆车祸病人和两个急腹症的患者从傍晚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连口饭都没顾上吃，硬是熬到次日七点半，心里盘算怎么着剩下这半个小时也容自己支配一下了吧，前心贴后背的饥饿加上主观的臆断，使他没等着交班的同事到来就自作主张地溜到了食堂。
就在乌鸦把最后一根油条塞进嘴巴里的一瞬间，手机尖厉地响了起来：来病人了。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以食堂到急诊科的距离，假如乌鸦跑的比刘翔都快，假如吃饭时没往肚子里塞那么饱，假如甲乙两地是直线跑道，那么或许他还可以赶在病人的电话打到总办公室之前到达终点。
但一切都是假设，乌鸦当天上午就被请到了医务科。此为倒霉之一。之二是他把下午的时间都贡献给了温暖的大床，而没有按照规定书写检查并找到患者道歉，最要命的是之三，那个平静如水、满面红光的急诊患者，实际上是起早贪黑、微服私访的上级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这样全烧在了乌鸦的头上。
第二天，医院就接到了上级的处分通知。乌鸦也没闲着，他被派到了村里下乡一个月以示惩戒，晚上打来电话委屈地抱怨：“这里真叫一个穷，连TM油条都没一根儿……”
6、听话
“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就象是寒冷时的被子，没有它固然不可以，但真正的温暖其实还是来源于自己的体温。”这句话葱头不知道说过多少遍，还不厌其烦地为病人一次次地解释：我给你开的处方和治疗方案固然重要，但你自己也得配合。不过叫葱头难过的是，哪怕磨破了嘴，却就是有人偏偏不听。
只要在医院呆过的同志都知道，葱头的苦恼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慢性咽炎的病人，假如他在吃药的同时按时吸烟，那么效果还不如不吃药之前；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倘若他不听从劝告，执意要从牵引床上跳下来把屁股挪上汽车，再信马由缰地奔腾上三个小时，再贵的止疼药都是白搭；一个因为脑出血经过治疗逐渐康复的家伙，如果出院之后继续酗酒，那么，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很快就会再次在医院里见到他。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作为大内科年轻一代里的大师兄，葱头每天干得最多的事不是抢救危重病人，而是象相声演员一样喋喋不休地练嘴皮子，实在不怎么相配。一般的病人不配合也就算了，最头疼的是那些擅自减药停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愣拿自己当超人的患者们，非但觉得自己的医术超华佗比扁鹊，个顶个地自我治疗调节，假如一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他们便会把所有的脏水扣到医生的头上。
病人甲，患有高血压数年，平时最喜欢干的三件事是喝酒、抽烟、打麻将，没有一样不跟自己过得去。一直到了头晕眼黑的时候不得已来到医院，葱头为他开了一个疗程的降压药，轻重是非说得明明白白，就差每天跟踪服务了，但这位仁兄就是不听，不但自己擅作主张在半疗程就和药瓶儿说了拜拜，每天仍然生命不息，搓麻不止，终于在两个月后躺到了CT机床上，诊断结果三个字：脑血栓。
不可理喻的是，他从CT室出来的第一件事竟是找到葱头，指责对方没有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