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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很多巨型的建筑出现了，很多广告与标语环绕着他们生活的范围，但很有可能，这场盛会与他们真实生活并没有发生直接联系，他们的生活节奏经常因此而打乱，甚至生活质量也没有提高，他们太渴望被外来者的标准承认，而忘记了自己生活标准是什么；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人们太想当然地将2008年的北京比作1964年的东京、1988年的汉城，认定这会是一次浩大的展示，它将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甚至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变革……
我毫不担心2008年的奥运会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在金牌数量上，中国也将创造新的纪录。因为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政府这样有如此巨大的动员力量、可支配财富、并决心将一次体育赛事变成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也很少有国家仍保持着体育制度上的“举国体制”……
但是，这样一次成功的体育赛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我们谈论了太多2008年的北京，但请别忘了，2008年之后，生活仍在继续。少年时的经历总是提醒我，生活需要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没有一个单一因素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依靠别人的眼光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将城市建设得更漂亮，我们的公民更有素养，不是因为别人的到来，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期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有没有奥运会，它都理应是我们努力的一部分……
不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人，清晰的目标设定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那个单一目标所异化，将所有的期望和赌注都压在某一项成功上，那其中蕴含了太多的投机成份。投机可能带来一次成功，却难以持续；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将妨碍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困境。我怎么也没法忘记，那一次次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的学习，为了迎接检查而进行的卫生扫除，为了得到分数而背诵的道德操守，最终却一无所获。
汕头一日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
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的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的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长江的小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出租车总是被摩托车包围，一些时刻，汕头的街头让我想起了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太多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了。“这里的人不怎么讲规矩”，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时来自江西，“他们好面子，却有点心胸狭隘。”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了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一位见证者将邓小平的措词篡改为“胆量才是第一生产力”。
2000年之后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汕头长期的“黑色经济”的容忍走到了尽头。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被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象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倍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溶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5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历史。
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中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
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国商业力量彻底地生活于官僚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发展出两种不同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人期待能与官僚达成联盟，前者贿赂后者，而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离中央政权的沿海地区，海盗传统则是支持着另一种商业传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保护伞，今日汕头人的“不讲规矩”或许多少也承袭了这种海盗传统。
中国商业精神如今是一个热门题目，那些重温晋商、徽商的电视节目与书籍，美化了中国商人那个更讲究信用体系的年代。但其实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更早时就以充沛的史料证明了，儒家伦理中拥有与清教伦理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政治动荡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被租借的口岸反而孕育了中国人商业的繁荣，因为那个掠夺性的政权在此止步了。
价值的真空
你对未来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不断询问碰到的每一个人。
除去那些陈词滥调的答案，金融体系、三农问题、环境污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忧虑：中国该如何承担道德与精神崩溃的后果？
人们往往迷恋“现在”，却往往不知“现在”大部分都是由过去决定的。这种判断尤其适合中国，造就中国种种复杂的现象的原因，是她过份悠长的历史和宽阔的疆域，和长期以来面临的根本困境——人口太多，资源太少。中国人发明了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困境。
看看《北华捷报》在1868年的情绪和章家敦所谈论的《中国即将崩溃》有多么相似，这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写道：“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
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这个纽带是她的文化与道德。传统的中国拥有一种罕见的包容性文化特质，尽管它不能像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清教伦理”那样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却使中国在种种挑战前反应迟钝却最终总是战胜了挑战。蒙古人的入侵、满族人的入侵，不都最终融化在一个更大的中国传统中了吗？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是在中国被同化了。
但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气质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消逝殆尽。多年的运动，早已铲除了人们与传统中国的联系，甚至摧毁了整个中国的精神世界，而过去25年的市场改革在造就繁荣的同时，也毫不约束地释放了市场力量中残酷的一面。所以，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处于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中——后极权主义与过度商业化，前者造就谎言与欺骗，而后者则描述一切非物质的东西。利润，如今变成了连接这个国家的纽带，看看今天中国人信仰的庸俗哲学吧：一切都是利益驱动的，一切现象都可以通过利益来解释。
我们修建了海拔最高的铁路，最大规模的水坝，催生了历史上最壮观的城市化进程……与图纸上的辉煌，计算机屏幕上模拟的景象，统计数字上的简单明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感想却是不同的。
为了这些巨大的变革，我们进行一笔过份苛刻的交易——我们放弃了太多的个人尊严、道德勇气与价值原则。而这些才是赋予我们生活意义，也是保持我们生命力的东西。
试图恢复所有的旧价值观、道德系统，既愚蠢，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在。但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为它赋予新的涵义，却是可能的，而且它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没有遭遇到强有力的外敌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永远处于和平的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是，当我们的国家再次面临突如其来的外力时，我们涣散的精神、没有底限的道德与真空的文化状态，将怎样来面对这种挑战。
一个乐观主义者
文明就像是一条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奋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
——威尔。杜兰特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黑暗面，做这事的人已经够多了。”约翰。奈斯比特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他和我隔桌相对，喝一杯冰块已经融化的冰水，窗外是长安街，汽车正拥堵在十字路口，那座叫柏悦居的昂贵公寓楼仍在修建，据说它的价格一直在涨，高层的住户们可以直接呼吸到北京肮脏的空气。
他黑色长袖衫上套一件外套，腮上的发白胡须与浅色头发连成一片。但是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78岁，我猜没人能想到他出生在大萧条的那一年，与沃伦。巴菲特同岁。我突然觉得他们在气质上似乎都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中西部的美国小城，终身信奉一套简单的价值观，一直被一种天性的乐观情绪鼓舞着。
过去的五年，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给商业、政治世界乃至人类历史开药方的“巫师”了，最近两次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前者刚刚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世界是平的”之后，最近又出版了新书，认定“环保力量正在成为决定全球历史的新力量”；后者则在上海静安寺公园里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上全世界最好的，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
约翰。奈斯比特算是“巫医”的前辈。他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与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1973年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未来学的奠基之作。当然，他们三者完全不同，贝尔是真正的知识上的巨人，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洞见从属于那个更古老的欧洲传统；托夫勒没那么深刻，他对变化的敏感却弥补了这一点；至于奈斯比特，他则更接近于公众的趣味，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然后再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人们喜欢听他的演讲更甚于他的著作，因为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