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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3年第4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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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和孙文波这样的经过多年实验的成熟诗人写出来,出自一个70年代诗人之手简直难以想象。我在对谭克修的阅读中屡屡产生找到知音的感觉,这样的诗歌曾经是我希望写出的诗歌,从1998年到2000年,我尝试着写了一批,但并不满意,因此这样的写作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读了谭克修的这些作品以后,我感到我不需要再为这个问题为难了,在某个方面,他已经写到了足以让大多数同龄诗人感叹“崔灏题诗在上头”的程度。因为这些作品的出现,我感到自己心目中的同龄诗人的排名有了进行调整的必要。我的另一个惊讶是谭克修性格的谦逊,按理说,以他目前的身份和《海南六日游》等一批作品作后盾,他已经具有了可供炫耀的资本,但他没有。当今诗坛从不缺少个性张狂的人,认识几个名家,写了几段文字就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明明是三流水平却自顾自地把自己当大师,别人不买账他还愣不高兴。相比之下,谭克修的姿态超拔而可贵,他深知写作最终目的是对灵魂的升华和磨砺,而不是获得世俗上的虚荣。正是这几个因素的存在让我意识到,和谭克修的一见如故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一种精神上的共识,因此,我也就乐于在这个“残忍的月份”为他写下这些粗浅但充满好感的文字。2003年4月27日 
   
  刘春,70年代初生于广西荔浦歧路村。出版过诗集《忧伤的月亮》、《运草车穿过城市》,随笔集《朦胧诗以后》等。曾获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2年5月参加诗刊社第18届“青春诗会”。现居桂林。 
   
  王晓生:走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诗歌图景 
   
  9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叙事或者说叙事性已成了一个重要的诗歌美学风格。不管是“民间诗歌写作”还是“知识分子诗歌写作”都是如此。问题是所有的努力都已凯歌高奏了吗,还是问题丛生?当我们将90年代诗坛做一个粗线条的考察之后,对谭克修的诗歌的意义才能看清楚。民间写作的诗人往往善于捕捉纤细敏感的触觉,在别人微不足道的不称之为“事物”的事物上演绎自己感受力的戏剧,把人们忽略的“点”在诗歌中拉成“线”。诗歌打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在他们手里真正得到实现。诗歌从此锋利无比,成了解剖原子的解剖刀。诗人的才华“在针尖上翻筋斗一样”的艺术创造中得到了极好的发挥。正是高兴得看到他们的这个成绩,我写下了《于坚的意义》一文。(见《新诗界》第三期)然而流于细小,琐碎而唠叨,总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开启了读者的感受力,打开了“显微镜”的窗户,但从更大的层面上也遮蔽了读者表达真实感受的通道。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中国人诸多的生活感受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很难找到表达的出口,因此我很怀疑其拥抱真正生活的能力。至于“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的掌故、神话、现实、想象等等杂糅带来的诗歌质地变化,让人们找到了一种诗歌进入现实的新方式。沉稳的气度,恢弘的气象,成熟的气质,造成了自己的“重”。这里的“重”是一个综合的诗歌美学概念。正如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所描述的一样,诗歌显示了“中年的特征”。诗人们试图以诗歌的“重”去承担我们这个丰富时代的“重”,以诗歌美学特征上的“重”去撼动制伏以质地“重”为特征的社会生活。一般说来,以“重”制“重”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搏击方式。然而我始终怀疑以诗歌美学上“重”作为出手的宝剑,力量到底有多大?也许是虚空一场。 
   
  王光明在文章《个体承担的诗歌》中用“个体”和“承担”二词来概括后新诗潮。这两个朴素诚恳的词正是我们要认真重新思考的。无论是“民间诗歌写作”还是“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者,都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承担的主观意识归主观意识,他们的诗歌方式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正如我在上面那段文字所说的,他们都存在着某些弱点。这也许是谭克修不满意目前诗坛状况的原因。这些弱点成了谭克修反思的起点。他对诗歌的“琐细”叙事、神秘气质、纯诗写作都心存忧虑,对它们切入时代和现实的可能性深有怀疑。为了达到对时代和现实说话的目的,谭克修采用一种“远离”诗歌的方式去“接近”诗歌。他没有像许多诗人一样把诗歌作日常职业,他的职业是城市设计师。他自己认为这个身份对他的诗歌写作很有助益。一方面他不赞成整日为写诗而写诗的现象。他说:“如果诗人自身基本被排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之外,他的诗歌对这个社会认知的真实性与准确度就会出现问题。”(《汉语诗人当前面对的五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不同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人作品的视域、风格、气质及可能抵达的高度”(同上)。也就是说我们考察谭克修的诗歌美学特征时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城市设计师”职业,或者说城市设计师生活与工作方式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这个影响在谭克修来说并非是潜意识的,而是一种主动选择。这个城市设计师职业对一个写诗者来说,在我看来,能更好地超越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民间诗歌写作”和“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的局限,更好地“承担”“个体”与时代的对话功能。建筑比任何艺术都更要求肉身化和生活化,真正做到既是生活也是艺术,在这方面其比雕塑走得更远。从生活进入艺术,从艺术进入生活,建筑设计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其他艺术难于望其项背。从这点来说,建筑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高贵的。建筑艺术中“肉身化”和“生活化”的特征,如果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类比诗歌的话,“民间诗歌写作”有与其相通之处。我不知道克修在《见证》组诗采用准确叙述,比如“36岁的县委书记”;细节情境描写,比如“一阵现实主义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迷惘。‘喂,阿丽吗?我在/海角天涯,就一个人。’他旁若无人地/通话,柔情蜜意中夹杂着粗犷的笑声/电话那头的人显然处于热恋之中/有近乎愚笨的耐心,却欠缺/鉴别的学问。他左手拿手机/右手试图将一个软绵绵的女子扶稳”;还有《海南六日游》中对话体的大量出现,把小说的因素引入诗歌;等等,是从建筑艺术中获得的灵感,还是受到民间诗歌写作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谭克修把这些因素安置在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关怀基础之上。正因为其诗作浸透了广大的社会关怀意识,而真正显出质料的“重”:沉重的关怀意识。这个“重”比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艺术气质的“重”要厚重得多。谭克修真正做到了为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之“重”创造了一座对称的“建筑艺术之居”,以艺术气质之重来回报时代现实之重。 
  时代社会之“重”在谭克修那里又意味着什么呢?谭克修因为“城市设计师”诗人的眼光善于在他的诗歌里捕捉我们复杂社会的“速度”之“伤”与“丽”。再也没有用“速度”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更合适的,速度是福音也是挽歌。谭克修在诗歌中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都放到“速度”之中去考验。“飞机将于10:30从长沙出发。/如果准点,从秋天到夏天,就/相隔90分钟。”《海南六日游》开篇就预示了“速度”的力量。这个意象并不能仅仅看作一个事实的陈述,而是一个隐语。而“秋衣”和“凉风”被遗忘似乎暗示了在“速度”面前某种幽雅的东西正在失去。用诗中的话来说这个速度就是“市场经济的飞吻”。机舱里两个人不明原因的有点神秘的“低声争论”,可以拿来象征整个诗篇的矛盾混杂的气氛。作为退伍兵的老工人“难于辨认”的一片椰子林被置换成新建筑群的玻璃反光,还有后现代式的停工的建筑,都构成对时代速度的讽刺和怀疑。那被天气宠坏、头发蓬松、公共电话亭边的女孩是这个时代经典颓废形象。右态车和旧单车在诗人笔下提示我们注意不可抗拒的暴富和暴贫的人生,让人感到时代大潮中命运的不可捉摸。就连最神圣的爱情都变了味道,可以速食也可以速弃。“技艺”和“爱情”联系在一起,已经是天大的笑话:“她们有一门特殊的技艺,让人无法抗拒,支取两个钟点的爱情”。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速度”之“伤”到这时已经痛彻骨髓。“上了岁数的/旅游巴士,对自己的速度/显示出良好的耐心”——时代对自己的速度之“丽”的自信;“让最怕曝光的/小姐有了福分:依偎着京城来的/名人,光彩照人地上了图片新闻”——我们已经知道速度改变我们的是什么:就像其诗中写的“窗外的风景已经被提神的色情段子代替了”一样。然而一切都“无可奈何花落去”,该来的都要来,也许作者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面对自己的世界,所以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几乎完全隐藏自己的感情态度,采用客观叙述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诗歌。诗人用似乎冷静客观的细节来表达这一切,似乎情感上有些矛盾,想反抗,又似乎要默认。许多时候,诗歌中的价值选择被有意无意隐藏,颓废与希望共生,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彷徨和进退失据。 
   
  中国当今社会发展速度的神话在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但速度馈赠我们的“丽”与“伤”更多体现在城市这个现代产物上。城市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到了当代其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城市”是一个镜像,也是一个镜城。纷繁复杂的事物在高速公路穿梭,艳丽灼人的光影在街道玻璃之间折射。穿梭是速度,折射是复杂。“城市”是速度的象征,“城市”可以看作高速发展的整个社会的象征。因此把握了“城市”也就把握了我们的社会。谭克修的《见证》系列诗篇中的《某县城规划》、《海南六日游》分别选择“城市”作为写作对象,真是别有用心。《海南六日游》描写城市之间的旅行,为诗歌搭建了一个动态的舞台;《某县城规划》中描写的“县城”处于城乡结合部,代表了从“乡”到“城”的丰富过程,能很好作为个案来“解剖”。“城市”主题的选择能典型表达时代速度之“伤”与“丽”,也体现了谭克修作为城市设计师诗歌写作的匠心独具。 
  谭克修笔下的城市图景又是如何展现呢?《某县城规划》中“鸟或飞机一样的城市格局”、“橡皮筋一样增长的人口”、“雪白衣领的开发园区”等等,都能满足每个人心底占有的欲望和发展的想象。这就是城市速度的美丽!然而美丽也是毒药也是伤痛。设计方案只能是领导的意图,不是人民的意愿。领导更关注的是“分泌着花边新闻的女硕士生”。官场无限的秘密就蕴涵在几句诗中。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这些官场人是能把“木质”变成“橡皮筋”的。官场人士之外,我们大众在飞速的市场经济的吻面前又怎么样呢?“她们买不到的东西只有诚信,被商家/藏在暗处积满灰尘。这不影响她们/使用比手脚更为麻利的嘴唇,咀嚼着/口香糖、更为稀烂的电视连续剧情,和/惟一的晚间新闻:‘主干道的一段将改成/商业步行街,一个门面可以养活三代人。’”他们在发展的速度中也显得浅薄无比,就像口香糖和稀烂的连续剧。我读到谭克修的诗歌,无比地伤感,不禁想起人类一个更深广的命运。大概只有人类在动物界有无限的欲望,人生就是一个欲望之旅。生命不灭,欲望不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速度”是欲望的另一个名词。欲望就是进步、快感、获得、挥霍等等的速度之旅。“速度”的获得也就是欲望的满足。然而美好通往速度与欲望的道路总是充满了颓废和龌龊。我读谭克修的诗歌一想到此就心情沉重。 
  在我看来,《还乡日记》也可以放在“城市诗歌”的背景中来理解。乡村是城市的相对物,深受城市之“伤”的现代人,大概都有“望乡情结”吧,所以有那么多乡土诗和怀乡诗的创作和阅读。现代人的城市之“伤”需要怀乡之旅的疗治。然而谭克修的《还乡日记》并不能用看传统怀乡诗的眼光来打量。《还乡日记》是寻梦的过程,更是破灭的过程。告诉你乡可能在哪里,更让你知道乡的不存在。骑在雨刮器上的雪花、千年的银杏树、亲人挥动的手臂等等都告诉你,“乡”充满千年不变的温情。在与城市的呼应中,乡也有了自己的速度和骄傲:农村的高速公路能牵住风筝,它哺育的清华学生能怀疑布什总统。乡在这里开始城市化、“速度”化了。谭克修在这里已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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