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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子就教这些“君子”，从孝悌角度来下力气，让人们照办，最后实现我想达到的治国的期望效果。这是孔子儒家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后来中国的两千年，以孝治天下，或者以什么治天下的，都是本着这种方法论的。这就好像给老虎打雌性激素的针（我看桂林一个虎熊园就是这么做的），老虎就不再猛烈地要吃人了。而不从这种根本上来，而要去直接训教老虎，那势必是事倍功半的。
总之，上面有子的话，是《论语》一书端在前面的一两碟小凉菜。对于有子的话，就不需要钻研发挥太多了。
第三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是孔子本尊来说话了，而且提到了伟大的“仁”——但是仁实在是个伟大得不能轻易多提的一大“基本点”，仁的难度极大，在孔子看来，几乎没人能做的到，即便颜回他这个最推崇的徒弟，也只做到了三个月持续保持仁的状态，所以孔子只是稍稍触动了一下仁这个冰山，而把仁这个话题，留到了后面第四章去讲。
孔子说，满嘴说着讨人喜欢的话，带着讨人喜欢的脸色，这样的人，根本就离开了仁，差了十万四千里。这根本就不是仁了。
但仁是什么呢？仁是什么样的呢？仁有什么用？孔子这里先都不急着说了。而是把这个菜名报了一下，让我们吃凉菜的人，心中有个期待罢了。
第四句：曾子曰：“吾日三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这个人，是孔子的高徒里边，资质比较鲁钝，但堪称最教条的一个了。当然这里的教条，是个褒义词，我们是很敬佩他这种教条地笃行自己的观念原则的人的。先说说曾子这个人。曾子大名曾参，孝到了极点，有一次他给瓜秧除草，却把瓜秧锄断了，他爸爸打他，他咬牙受着，也不敢跑（他爸爸叫曾点，就是那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家伙，一起游春，是个愉快的待业青年。本来他是个文雅人，但打起孩子来，倒不手软）。
不但挨打时候，惹不起爸爸，曾子对儿子也不敢惹。有一次他哄儿子，说乖，不闹啊，不闹就给你杀猪吃。还真当真，他果真把宝贵的肥猪给杀了，不管他那爱猪的媳妇如何阻挠。
为了孝敬侍奉父母，曾参竟然不去做官，做到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境界，齐、楚、晋国请他都不去，就在家闷头写《孝经》，完成孔门的传道工作。后来曾子死的时候，身下边垫着个漂亮的席子，他觉得自己不配用这么好的席子，自己也不是当官的，级别也不够，赶紧给我换成破的吧！大家遵命，七手八脚抻起他来弄席子，没等席子弄踏实，他就断气了——“慎独”到了死都不能马虎的地步。
所以说，曾子对教条的信奉，确实达到了不自欺的地步。没人管着他的时候，他也一板一眼地笃行着自己所信奉的教条，我们管这个叫慎独。一般在专制时代的人，都最缺少慎独的习惯。因为他们都不太占有自己，自己的一大半被皇帝占有了。所以他就缺少自尊和自我意识，说的不好听点，有点儿自己不把自己当了完整的人来看了。所以，他也就是不会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他就不能慎独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如果不把员工当作与老板有对等人格的人看待，员工也就不会自我要求和约束自我，不会慎独。而全靠着法令来督导和约束他们。这是专制的特点，是专制的产物。
曾子说的“吾日三醒吾身”，就是他慎独的具体操作。他每天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给别人出主意，有没有尽力尽心呢？有没有偷着藏着不肯全拿出来为了对方好呢？我跟朋友打交道，有没有不讲信用的时候呢？我给别人讲课，有没有偷工减料，该讲的没讲，白骗人家培训费的呢？
曾子用于自我要求的这三样东西，尚不是儒家最高原则的仁和礼的本身，但属于仁之下的一些派生出来的好品德。也算是一盘小凉菜吧。
我们说，一个人能不能慎独——所谓慎独，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或者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他照样坚持履行自己所信奉或者社会所赞许的一般符合道义的东西，如果企业员工能做到这一点，那当然是最让老板高兴和觉得占便宜的事了——是取决于这个人有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而在专制的统治或者管理下，人们是没有独立完整的与皇帝对等的人格的，求之慎独就不可得了。
所以，欲求曾子这样三醒吾身的“慎独”，不能靠着说教，拿曾子当榜样来劝诱也不行，而是靠着周围给他创造的是民主平等还是专制的环境。
总之，曾子讲的无关此书的最大宏旨，也是一个小菜。而且我们已经把它咀嚼了。
（注：鄙人在美国的时候，看见街边或者社区都有一种自动投币卖报纸的铁匣子，玻璃的面子，投一个币，打开盖，里面报纸全出来了，一大叠都在匣子里，你拿走其中一份。唯独在中国人聚集的街区，这种匣子是限成一币只能取到一份报纸的。这说明，中国人的慎独，毕竟是输给美国人了。可见，我们教化了两千年，曾子的格言也当作榜样传了两千年，而终究在慎独上没有什么成就。美国没有曾子的故事和儒家的教导，慎独上却做到了在路边不多拿一份报纸。这说明教化终于不足用，而社会结构则是塑造人性的原因所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穷，等都特富裕了，就不会出这种事情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种物质论是片面的。贫穷不是奸诈的原因，专制才是人们走向奸诈的原因。）
第五句：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是孔子本尊又出来了，他说，领导一个大国——千乘之国，像齐、鲁都是几千乘之国，也就是说它们有几千辆战车，战车是从各城邑征收上来的，以战车的数量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和实力——需要有恭敬的态度，而且讲信用，还要节省财用，少从人民身上征敛，而且也少征发劳役，征发劳役的时候也不要耽误农时。
这长长的孔子的一句话里，并没有提到仁。但是，这其实就是仁的具体技术。行这样的政治，就是仁政。
行仁政有什么用呢？国君对下面行仁政，有两个好处，其实也就是讲仁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大家也学着讲仁，于是就不会想着犯上了，崇君的作用就实现了，换句话说，国君的地位就实现稳固了。第二个好处，在仁政下，人们生活舒坦了，富有了，国力就发展了。这样的讲仁讲仁政的国家，去打那些不讲仁、不讲仁政的国家（那些国家的老百姓饥寒交迫），就会无敌于天下了。就是“仁者无敌”了。当然，这些意思，孟子比孔子发挥得更透彻和极致。孟子说，商汤和周文王就是这么赢取的天下。甚至出现了，别的不讲仁政的国家的居民们都盼着商汤来打和征服他们的局面。商汤打东边的国家的时候，西边的国家的人就抱怨：什么时候来打我们啊，都等着呢！商汤打西边国家的时候，东边的人就抱怨：怎么还不打我们啊，我们都等的不耐烦啦！
孟子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的吗？我们这里也先不议论。总之，仁，以及行仁政，就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大的核心，这是他和法家、纵横家、墨家所根本不同的治国观念之所在。孔子这里已经开始初步提到它了。
第六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我的徒弟们啊，为师对你们的要求是，在家的时候，就讲孝，出来了呢，对哥哥和师兄们呢，就要讲悌（就是弟弟要听大哥的），还要讲信用，还要爱别人，爱哪种别人呢，重点是爱那些有“仁”的人，多跟那些有“仁”的人来往。这个做到了，就算百分之八十成功的人了。如果你还有余力，你可以再学点文化。
可以看的出来，文化学的好不好，不是孔子第一关注和要求的，把人的观念和德行做好，却是头等大事。
第七句：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其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是子夏说的话了。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中后来也当了教授的，跑去了山西开讲座班，魏文侯都成了他的徒弟。
子夏说：一个人啊，该怎么做人呢？要把精力都放在尊重贤人和追求贤德上，不要老想着追求美女和女色！对父母要竭尽全力地孝，对国君要敢于牺牲地忠，对朋友要有信用。做到了这些，虽然文化课学的不好，我也判定这个人算是毕业了！
看来，子夏这话也是对他自己的徒弟们讲的。跟孔子的意思一样，文化课不是最重要的，具备了以仁为统领的信、忠诚、孝的诸种好品德，才是最了不起的。
（二）
说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想讲讲儒家的仁（以及仁所驾驭下的孝啊、信啊、爱人啊、慎独啊、好贤不好色啊等等这些低一级的概念），它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来路，去求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目的呢？
这个时候就要讲讲孟子。孟子是把孔子的“仁”理论，发挥得最为极致的，因此成了“亚圣”。
孟子跑到魏惠王那里，曾经宣传仁。
当时魏惠王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意思是，您老不远千里跑到我们魏国大梁来，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为我们国家谋利？
不料孟子大怒，他说：“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
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有利，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下面的卿大夫往往和国君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社会动荡，但后半句话他的解决办法（行仁义）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讲得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通过立法取缔封邑，改为郡县，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把受分封的卿大夫的封邑，变成由不世袭的招聘来的职业官僚来管理的郡县，并受法令监控制约，这种做法，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为了崇君的。只是法家是从制度上入手，儒家从教化上入手。相比之下，我认为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后代的皇帝时代，之所以能把臣民们都牢牢地控制住，不去反他，表面是因为有着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君等思想教化着，其实真正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因为皇帝在政令上、经济上、组织上、社会结构设计上，剥夺了臣民的自由空间，用政策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把士人束缚在皇帝系统的单位里，一旦这些人脱离这个组织，连养活自己的出路都没有，所以，只好顺从皇帝的意识形态。这中间的手段，多数是从法家那里汲取的手段。
接下来，谈到具体行仁义的办法时，孟子又对魏惠王讲：“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