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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1期-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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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17.牺牲 
   
  从雪山下来,还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视野里依然是皑皑白雪,再往远处看,皑皑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白色的山。 
  白色,视野里全是白色,白到了极致,纯洁到了单调。没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没有一丝色彩。就是红太阳照到这儿,也变成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平日里常听人说喜欢白色。不知那些喜欢白色的人,如果是生活在这里,会作怎样选择?如果是我,我会重新选择说,我喜欢大红大绿,我渴望浓烈的五颜六色。 
  忽然想,藏族人民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生活在这白色世界里,生活在这白到了残酷的环境中,并没有被白色吓着,他们依然崇尚白色,他们最珍贵的哈达是白色的,他们心中最庄严的宫殿布达拉宫,墙的主体也是白色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白色象征着幸福、纯洁、和平、安宁。白色就是他们心中的五颜六色。 
  不过,他们的衣着,身上的饰品,还有房屋的门窗,却是非常鲜艳。我常常在路上看见身着大红衣服的藏族同胞,不光是姑娘,也有大男人,老人。他们渴望将自己从这白茫茫的世界里凸现出来。 
  我抬头,看见在比我更高的一处山顶上,站着两个绿色的身影,他们是这白色世界里唯一的色彩,他们也以色彩的方式从这白茫茫的雪世界里凸现出来,那是我们的兵。他们与藏族人民一样,终年生活在雪的世界,与白色共存不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几位在大雪中牺牲的人。 
  那空军的一家三口,那六个探亲回来的年轻军官,那四个背年货回连队的X站的兵,还有许许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风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们的命,不管他们情愿与否,都将他们留在了白色世界里。雪山处处埋忠骨。 
  还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导员,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头天晚上他一个班一个班去告别。一是因为新兵刚下连他不放心,嘱咐他们不能感冒了;二也是兴奋,他已经两年没休假了,本来儿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没走成,现在儿子满月了,他急着赶回去当爸爸。他跟战士们一一叮嘱,一一告别,还答应给他们带儿子满月的糖回来。走完最后一个班返回宿舍时,已是凌晨,天空飘起了雪花,他一脚踩空,掉下悬崖。第二天早上发现时,人已冻僵。 
    指导员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后的两个月,家里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里面有一张儿子满月的照片。那是一个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儿子,一个西藏军人的后代。他的父亲长眠在了雪山脚下。他要在许多年后上学读书才会懂得,那叫牺牲。 
  牺牲。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牺牲在西藏的人:张贵荣司令员,张国华司令员,高明诚团长,任致逊和马景然,还有杜永红,他们牺牲在岗位上,死得让人景仰。 
  还有那对探亲路上出车祸的军官夫妻,两位在那曲军分区病故的年轻女军官,两位去岗巴营探亲患脑水肿死在那里的军属,他们死在寻常的日子里,死得让人心痛。 
  牺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牺牲。 
  古时候,牺牲这个词是名词,专门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献给神的供品。我不想这样来解释我们的官兵,无论是什么样的神,他们都没有资格拿走我们官兵的生命。但他们也是牺牲,他们把自己供奉给了这个雪世界,供奉给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责任,他们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军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而在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逻途中,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或者被泥石流冲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断裂的枯枝砸中身亡;还有,年轻轻的,正在打篮球,猝然倒地而死;还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电击中而死;还有,在大棚蔬菜中劳动,被强烈的阳光暴晒中暑而死;下大雨,电线漏电触电而死;还有,去机场接自己的妻子,翻车而死。有四名战士的死因更让人心痛:在部队水库中抢修电站机组,两个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将水闸打开放水,四个战士无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细写。 
  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生命,他们也需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 
  我手头有一份西藏军区这10年来的牺牲情况。从1995年到今年,1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35%,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32%。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70%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 
  我还发现,各分区伤亡的情况都各有特点,比如日喀则分区和山南分区,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别多;林芝分区、昌都分区,以及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因各种车祸在路途中牺牲的特别多;而那曲分区,因为海拔太高,患各种疾病死亡的特别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牺牲和他们所站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的朋友吴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诉我,从他调到那曲,他们分区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体也明显差了。调进去之前他去体检,46项指标全部合格,但半年后再体检,毛病全出来了:心脏肥大,心动过速,血压偏高。后来又出现了心脏闭合不全,血液轻度回流,并由此导致血压偏低,心跳过慢。 
  对他们来说,牺牲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牺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当他们走向高原时,在他们的心里,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C大校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军人的最大考验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和平时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边关的艰苦和牺牲告诉给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读者能理解,或被感动。我只希望,在大家舒适的日子里,在大家氧气充足的生活中,能偶尔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顶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围着的官兵,想起那些长眠在雪世界永不归来的官兵。 
  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2005年6月—9月完稿 
  2005年10月修改于成都北校场 
  (全书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潮兮鱼兮
程绍国 
程绍国男,1960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1991—1993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都是林斤澜或前或后的同事。没有深交,倒很熟悉。 
  林斤澜对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认识较早。 
  林斤澜在《生命的夜里的河流》中写道: 
  我在北京选择了写作行业的时候,萧红早已在战争年代辞世。“东北作家群”里三位男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先后曾是萧红昙花生命中的伴侣。我有幸和他们同在一口锅里舀饭,他们的故事先是文坛的佳话、花絮、罗曼史,后来惹出是非,成为打不清的官司。再后来卷入运动,交代审查不消说,批斗起来上纲上线,私下背后却尽是观赏性,可比“三堂会审”。三位都是写书的人,还有当事人、见证人、关心人、不平人、采访人都写得有文有字,编到一起可成争议丛书。不过星换斗移,热点逐渐冷却,三位男士也一一仙逝,谁愿意说什么也无大麻烦了,只还略有纠缠就是。 
  林斤澜认为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都算好人,虽然他们之间隔阂不小,恩怨很深。所谓终身情敌,吃陈年老醋。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拴在萧红身上的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是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之所以大家对他们的事津津乐道,当然与“鲁迅和萧军萧红”有关系,也与萧红的文学地位越发高了有关系。读者热爱萧红完全正确,谈论他们无可厚非,但今天仍然追究他们之间孰是孰非就没有必要了。 
  林斤澜说,萧军是硬汉,骆宾基也是条汉子,端木蕻良是感情细腻的、城府很深的人。1951年认识三位以来几十年,林斤澜清楚,萧军和骆宾基谊同战友,关系极铁,两位鄙薄、怨恼端木蕻良。“文革”时候,萧军白天挨了斗,晚上回家得知骆宾基被邻院的“造反派”用瓦刀砍伤了头,怒不可遏,拎起铁头手杖,带着儿子女婿,叫板对方:“你小子出来吧,尝尝我萧军的厉害!”对方龟缩,终不敢出。——萧军跟端木蕻良直面相碰的时候,偶尔打个招呼,骆宾基跟端木蕻良生死不相往来,不用说打个招呼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晚年同住作协“红楼”——前门西大街97号,文联活动,派车要分头,他们不能同车!而骆宾基和萧军,对当年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结婚一事都不予承认!但这是基本事实,胡风、艾青都在婚礼现场,有案可稽。林斤澜说,“文革”期间,特别是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互相揭发,互相攻讦。 
  林斤澜还说,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还打官司,为了萧红作品的版权问题。争金钱?争名分?说不清。端木蕻良居然输了。我问林斤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说:“也是说不清的事,据说骆宾基握有萧红‘我恨端木’的字条,还有《生死场》归萧军、《呼兰河传》归骆宾基的遗嘱。有些东西真是说不清。” 
  林斤澜有精彩文字,描述两萧分离、萧红和端木蕻良同居之后的“萧军再现”: 
  话说抗日战争初起,山西临汾有一个革命学校。这时萧军去了延安,萧红留在学校任教,与端木蕻良日夕相处,不想萧军从延安出来,身怀利刃,来到学校,直奔住处。端木才高体弱,炕头歪着,萧红在做家常饭。萧军进屋,箭步炕前,天然武功身手,更不打话,飕飕匕首在握,仰面大叫—— 
  端木没有动弹,萧红只有发呆,说时迟那时快,萧军叫声未绝,利刃落地,口吐白沫,吧唧栽倒地上,不省人事。 
  萧红过来,端木下炕,一抱前夫,一掐情敌人中,同声呼救复仇英雄。 
  林斤澜对我说,他写的是“野史”,是从与他们关系紧密的前辈那里听来的。他没有问过萧军本人这个事,事当传奇,“东北作家群”先后辞世,真实与否,颇难说清。但,萧军“身怀利刃”要杀端木蕻良这一基本事实,以为不错。 
  林斤澜认为,两萧的分离不可避免。萧军曾说:“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的篇数还多!那就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可惜这种文章也写给了萧红。萧红脸上有伤,萧军逢人便说梦中打架,把萧红给打了。梅志的文章写道:萧红脸上有伤,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不料萧军大声说:“是我打的!” 
  萧军还和一个叫陈涓的女子往来频繁。 
  1938年初一天,萧军不等萧红说话,当众说:“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 
  四十年后,萧军同从维熙说到萧红:“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 
  又说:“我与萧红的婚姻,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两萧分手三四个月吧,萧军爱上了后来的妻子。妻子回忆录里,强调当时有三,一是萧军神魂颠倒,二是她只有十九岁,三是还是个处女。这种说法对萧红是否有辱姑且不论,“神魂颠倒”是萧军的权利,他的追求值得尊重。 
  而端木呢?他就没有爱人的权利?他就不能追求幸福?他明知萧红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可仍然与她结婚,实不容易。然而世人很少同情他,理解并尊重他。似乎没有他的出现,萧军就不会把萧红当作漂亮的用破了的抹布,两萧就美满,就白头到老。两萧都是鲁迅的学生嘛!萧红即使一天挨打十拳,忍受全圆、不离不弃,该是多好的童话! 
  将近四年的时间,与端木的结合,萧红不可能没有轻松和快乐。她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比“前一时段”要好(代表作《呼兰河传》即是)。然而萧红终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端木内向的性格大约并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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