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看广告学德文
2；我在饭店挂衣服
3；在奥国人家打工的日子
4；为人之母真难
5；墓地联想
6；下岗
7；牵挂
8；校园旁的喇嘛台
9；亏心事
10；宠物
1看广告学德文
走到那儿都喜欢看广告。刚到奥地利时；不认识几个德文单词，也爱东张西望地瞧。有两个字看到的遍数多了；就好奇地翻开字典；想查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奇怪，字典上竟查不到。
那时我还在德文班读书，拿这两个单词去问老师，老师奇怪地看看我就开始讲解，我的德文水平实在太差，听了半天只听懂红和黑两个词，还是莫名其妙。班里有个台湾女孩见多识广，就去问她。
“这两个词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的表情让我脸红。
“不知道。”我老实承认。
“SPOE是奥地利社会党的缩写，OEVP是奥地利人民党的缩写。”她一字一句地说。
原来那时奥地利正进行大选，两大党竞选广告劈天盖地，难怪处处可见SPOE；OEVP。
还接着看广告，多数看不懂，认识的单词太少，连不成意思。有一天终于让我抓到一个，那是维也纳一个非常著名的冰店的广告，每个词都认识，可是捉摸了好长时间还是不懂啥意思。德文结业考试都通过了，离校前我忍不住又去问那个台湾女孩。
“这很简单。”她看看我抄给她的广告说，这次没看到什么特殊的表情。
“是很简单，”我承认。
“德文的意思，有时只能意会很难言传。”
“那也总得说出是怎么个意思，要不怎么叫翻译呢！”
这个广告是：Well Eis nicht Eis ist 。
现在还爱看广告，五花八门的几乎全能懂了，但不管广告上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我从不受其诱惑。我看广告就象看路边的花草或垃圾筒，看过就忘了。也有些广告还能记得，有时想起不免忍俊不止。在离家不远的小咖啡馆喝茶，看到酒巴上一个小木牌上写着：Ein Bierbauch ist Besser als ein Buckl von Arbeit 。（啤酒肚子胜过累弯的腰。）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经过一家迪斯科舞厅，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我看到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Gute Maedchens kommen nur in den Hemmel； Andere kommen ueberalle hin。 （好女孩去天堂，坏女孩游四方。）谁说奥地利人没有幽默感，我真要为这个广告叫绝！
2 我在中国饭店挂衣服
我到奥地利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中国饭店挂衣服。那时我正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学前班读德文，交完第一期学费后几近两袖清风。国际饭店老板娘把挂衣服的差事给我，无疑正是雪中送炭。直到现在我还记第一天下工，手里提着沉甸甸的钱袋迈出饭店门坎时激动的心情。已经数过三遍了，四张纸票加大大小小的硬币，总共三百先令。我在国内月薪不到一百二十元，这就意味着，在饭店挂一天衣服比在国内当两个月工程师挣钱还多。
维也纳技术大学化学系一个老教授经常来饭店吃饭，每次来都把帽子交给我，走时给不少小费。有一次他看我写德文作业，就问我到奥地利作什么。我告诉他，我已经在维也纳技术大学注册，准备进修计算机软件。他对我说，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学专业要容易得多，现在学德文，要尽量讲德语，多作练习。於是我就用德文讲述更多情况，他听我讲了一段时间，看着我笑笑说，“ 对不起，我听不懂中国话。”老教授走后，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垂头丧气达到顶点，学了一个多月德文，水平再差也应该有几个词是对的，他听我讲了几个中国的地名，就以为我讲的是中国话，可见我的德文发音糟到何等程度。
还有一个常来的客人，我和酒台小妹都叫他“红背心”，因为他来饭店吃饭总穿一件红色的羽绒背心。他虽不挂衣服，每次来都向我问好，走时也过来打个招呼。有一次他离开时没说再见说了声“周末愉快”。我听着挺新鲜一时愣在那里。他问我，“这句话你不懂吗？” 我说：“您说这句话时，形容词词尾加S，周末这个词是以E结尾，可它是中性名词，不是阴性名词。” 他听后点点头，又道了声“周末愉快”笑着离开饭店。红背心以后再来，就把他的红背心交给我，走时丢一包糖或几快点心给我。他总是来去匆匆，我问老板娘这个红背心的来历，她说，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员，用的是单位统一从店里买的饭票，他们这些人中午休息时间短，店里人都不认识，只有他，因为穿了件红背心比较显眼才记得。“
晚上饭店开业时间长，来的客人大多比较清闲，一些常来到客人慢慢和我熟悉了。记得有一个金发女郎，每次来都带一条很好玩的狮子狗。每当那小狗按主人的吩咐抬起前脚向我致意时，总是逗得我哈哈大笑。金发女郎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奥地利驻法国使馆工作，她一个人暂时留在维也纳，有一次她来时我正在给家里写信，她说她从不给丈夫写信，他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从此每次来都问我，“有什么来自中国的消息吗？”我总能有几句话回答她，也顺便问她“ 有什么来自巴黎的消息吗？” 那一天她最后一次告诉我来自法国的消息，她的丈夫已经给他安好了一个家，她向我告别，带着她的小狗到巴黎去了。
有一天红背心和另一个细高个儿走进饭店，两人一直走到我跟前。红背心对我说，“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她叫爱丝丽。” 那个叫爱丝丽的张口说话，我才知道她是个女的，她整个一身男装，还留一个光头。红背心本人不修边幅，他的女朋友穿着更随便。爱丝丽对我说，她在维也纳大学搞计算机软件，因为有一个和北京大学合作的项目，就要到中国去，很想认识我。红背心也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工作，将和爱丝丽同时离开维也纳。他们走前举办家庭舞会，请我去参加。那天我去的比较晚，我到时已有四，五十人聚在他们家里。那是一个一百来平方米的大房间，厨房，客厅，卧室全通着，只有睡觉的垫子没有床，只有熨衣服的架子没有桌椅，地上落着许多书没有书架。红背心穿一件对襟儿的中国丝绸褂子请我跳舞，我说不会，他就一个人跳起快节奏的现代舞。爱丝丽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她把那天到的五个全都介绍给我，她说，我是她的中国朋友。我对爱丝丽说：“亲爱的朋友，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你的脸型如果配上长一点的头发一定会更漂亮。” 她摸摸自己的光头笑起来。
还有一个来吃饭的客人常帮我辅导德文，他是维也纳技术大学化学系的工人，总是等大批客人离开后才来拿他寄存的帽子。这时他总是问我，“学习有什么困难吗？” 我叫他“我的老师”，遇到的疑难问题就向他请教。他帮我把很多形容词都按正反义列出来，如好和坏，美和丑，善后恶等等。有一次我列动物名称， 麻雀，乌鸦，猫头鹰…连鸵鸟都算上了，还不够十二种。他说自己也对鸟类没有研究，对超出德文语法之外的问题无能为力，老师和学生都笑了。
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红背心从美国写信给我。他的信写得很简单，只说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到假期爱弥丽会去美国和他团聚，他们俩都希望和我保持联系。我很感动，马上写回信给他。很快收到红背心回信，信中他对我能写那样的信大发感慨，记得他用到“奇迹”这个词。他写到，用这么短短时间德文会有这么大的进步，这是个奇迹。其实他不知道，当我结结巴巴和他讲德文时，就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后来听店里的人讲，红背心从美国回来后曾到店里问过我，那时我早就不在那里打工了。有一次，我从Neubaugasse 经过，看到那个大铁门，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舞会，想到也许直到现在，“工程师 BECKMANN” 还在门旁的名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人们会偶然相遇，我和红背心就是如此，时过境迁，我和他再没有联系。
春暖花开，人们换上清爽的春装，我在饭店挂衣服的工作也该结束了，那天我和“我的老师”告别，对他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告诉他，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老师 ，那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3 在奥国人家打工的日子
我手里拿着维也纳地图，换了三次车，又沿着一条上坡路七拐八折终於找到鲍比家。鲍比太太对我说，“你就叫我卡茹拉好了，我们家里的人都这样叫我。” 我马上感到和她的距离拉近了。“那就叫我阿梅吧，我们家里的人也都这样叫我。” 我们这样互相作了介绍。
“这是克利。” 鲍比太太低下头，一个挂满金色发卷的小脑袋从她身后探出来。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他张开嘴巴分明是轻轻地叫了声“阿梅”。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要把那个纤细的小身躯紧紧地抱在怀中。
从那一天起，有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到那个奥国人家里去作两个小时钟点工。每次踏进那个家门，我的心里总是充满喜悦，因为总有那个小男孩儿向我走过来，当我拉着他柔软的小手向他问好时，总能听到他奶声奶气地说：“阿梅，你好。”
我一个人在奥地利很寂寞，想孩子，有时想得夜里睡不好觉。有一次替克利洗澡，我的脸贴着他湿露露的小脑袋闭上眼睛，突然感到，我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我把克利放到床上，想教他唱儿歌，过去和儿子一起唱儿歌是我们母子俩的一大乐事，可惜，我还不能把那些儿歌翻译成德文，突然记起小学时的课文，马上翻译过来教给克利：“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做工。” 他趴在我的怀里，一边拉我的手，一边大声叫，我俩滚在床上一直笑。
随着德文水平的提高，克利和我学的儿歌也在逐渐增加。记得有一次和克利正在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卡茹拉走进客厅。她说：“这儿歌的曲子奥地利人也很熟，只是歌词不同，我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起初，见到克利总有这样的对话：“克利，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只有三岁的孩子才会不管句中的逻辑错误，认真地告诉我，他叫克利。
“克利，你几岁了？”
他举起三个手指说：“三岁。”
第一个儿歌学会后，我问他：“克利，你有几只手？”
同样的三个手指伸出来，他说“三只。”
“克利，告诉我你有几只眼睛？”
“三个。”
“克利，你知道阿梅多大吗？”
“三岁。”
我真的象三岁孩子一样笑起来，忘掉了德文考试，忘掉了必须找房搬家。拉起小家伙的手，教他 一，二，三 …
在鲍比家做工很简单，照顾克利，帮作家务。我要打扫房间，克利马上拉我去拿吸尘器，擦地时他也要从旁边指指点点，那一天我擦完瓷砖，又把厨房那一大排不锈钢设备彻底擦洗了一遍。卡茹拉一进门，克利就把她拉到厨房，他指着地面说：“是我帮阿梅干的。”卡茹拉看着闪闪发光的工作台对我说：“太好了，阿梅，谢谢你。” 她花钱顾我来做工，我干活拿她的钞票，她还要说谢谢。这是奥地利人的特点，他们对你劳动的报答不仅仅是金钱。
有一天，我一迈进门坎就听到卡茹拉的训话声。克利两臂伸直，五指靠拢，一根棍儿似的立在那里。卡茹拉对我说，克利犯了错误，他偷吃了客人的香烟。 克利眼里含着泪珠，嘴角还有几条烟丝。卡茹拉给他列出三大罪状，第一，不该拿客人的东西，第二，香烟是吸的不是吃的，第三，香烟有毒，吃下去会得癌症。我把地上的烟头清理出去后，一边给克利擦去嘴角的烟丝，一边笑着问他：“你吃的香烟味道如何？” 卡茹拉很严肃地对我说，克利的错误很严重，我不该开玩笑，她还说，克利处处听我的话，如果我不批评他还当笑话，他以后可能还要吃香烟。我对自己不适适宜的玩笑表示道歉，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重要，更不相信克利以后还会吃香烟。鲍比夫妻俩都不吸烟，克利以前可能从未摸过香烟，这次出於好奇才咬破几只尝尝，没有特异功能，那味道尝过一次再不会问津。活都干完了，我和克利坐着看电视，我问他：“克利，我去拿只香烟给你吃好吗？” 他马上摇头，“不好，臭。”
秋天到了，我带克利骑自行车。我推着克利在马路上遛来遛去，他开心极了。周末，克利要他爸爸妈妈也用自行车带他去遛弯儿。星期一我去上工，卡茹拉笑着对我说：“你的话真的很有权威，克利昨天告诉我和他爸爸，他骑的不是自行车 （FAHRAD）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