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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思绪之后，贾士贞说：“常书记，你今天找我来，我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常友连点点头，说：“我相信，士贞同志，实话对你说，有人向我告你的状，而且火气不小。”
“常书记，你想不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什么真相，这一点小事，算什么？”常友连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说：“这个老周，像个孩子似的，为这点小事动那么大的肝火！”
“常书记，这事情虽小，可它反映一种风气，一个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东西。”贾士贞说，“常书记，今天让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仗势欺人。一个已经退下去的地委副书记，如此蛮横，不讲道理，我多少还是一个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他们都能这样黑白颠倒，以势压人，假如是普通老百姓可想而知了，明明是他们自己错了，非但不感到内疚，居然一步不让，步步紧逼，逼着你非认真不可！”贾士贞显然有些愤怒了，接着说，“常书记，他们想怎么样？一个人民教师，难道不知道作弊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居然帮助考生作弊，老师把答案写好了，直接交给考生，岂不太荒唐！而且事情发生后，他们不仅不认错，还上门责问我，否认她的作弊行为。当天晚上周老打电话给我，指责我不对，我亲自登门解释，可是人家连最起码的礼貌也没有。我不相信这世界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了？她不承认帮助考生作弊可以，我这里有录像，有她吴怡宣亲笔写的字条，你让我怎么办？”
“这个周效梁，也太不像话了，倚老卖老，别理他！”常友连说。
“常书记，这件小事，我本不该告诉你的，可是这世间恶人往往先告状，你把我找来了，我不说不行了，我想周家并没有息事宁人的诚意，既然这样，那就不能原谅了。”
“士贞，你也别太计较了。”常友连说，“我再找他们说一说，关于录像和那张字条的事就不要再扩大了。”
“我哪里想认真啊！”贾士贞说，“他们逼得我没办法，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家庭。没一个能成事的人！没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
“士贞，不说这个了。”常友连说，“我今天找你来，是关于市管干部的问题，王仕良同志临调走前，就曾经说过，打算调整一批县处级领导干部，当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据说组织部已经考察过，你到任之后，为这批干部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前次也简单地说过，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件事总得要有个说法，不能不了了之呀！”
贾士贞没有立即回答常友连的问题，他知道，作为一个组织部长，特别是一个新上任的组织部长，没有任何理由不按照书记的意图办事的，对于西臾的干部他还不熟悉情况。然而，对于贾士贞来说，他是从省委组织部下来的，他在省委组织部八年，从机关干部处到市县干部处，又调回机关干部处，他对于干部考察、选拔、任用的每一个环节太熟悉了，现在他必须用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常书记。
十六
就在贾士贞准备认真回答常书记这个严肃的问题时，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一眼手机，对常友连说：“常书记，对不起我接一下电话。”这时，他虽然不知道是市公安局长鲁晓亮的电话，他觉得避开常书记去接电话是不妥当的，于是当着常友连的面接通了电话：“喂……是我……你说吧！”
鲁晓亮的声音很大，显得几分兴奋和激动，贾士贞把手机尽量捂在耳朵上：“贾部长，卫炳乾找到了，我们正在营救，具体情况等到弄清楚后再向你汇报！”
贾士贞兴奋起来了：“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出什么危险。”
接过电话，只见常友连睁大双眼看着贾士贞，从他的目光里贾士贞感觉常友连对他刚才的电话有一种特别惊奇的样子。
对于下臾那批干部的事，贾士贞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特别是他上任后突然不知去向，虽然偶然中被常友连的电话接通了，但是后来他总是避开那个模糊的话题，现在，他觉得再也不能隐瞒面前的这位市委书记了，再隐瞒下去说不定会产生误会，给工作带来被动。贾士贞经过短暂的思考后，说：“常书记，有件事情正好要向你汇报。”
常友连点点头，说：“士贞，我总感到你有事，而且是一件重要的事。”
贾士贞说：“是，刚才的电话是市公安局长鲁晓亮打来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市委组织部有一个县区干部科副科长，叫卫炳乾。这个同志是前几年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所谓选调生，都是在大学毕业生中表现突出的学生里选拔的，省委组织部选调后放到基层锻炼两年，然后充实各级机关。而卫炳乾没有犯错误，从市委组织部调去下臾县任一个乡的副乡长。这种工作变动很不正常，我调来市委组织部，卫炳乾连续给我写过多封信，我都没有收到，前段时间，有一天下午下班后我走到市委大门口，只见一群人围观一个陌生的男人殴打一个女人，我上去一看，有人认出我来，那个男的突然兔子一样跑了。原来那个被打的女人是卫炳乾的老婆，而且是要向我告状的。第二天我叫人去打听卫炳乾的情况。可卫炳乾就在他老婆被带去公安局的两小时后失踪了。
常友连似乎有些惊讶地说：“你说的是真的？”
贾士贞说：“常书记，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写小说？”贾士贞停了停，接着说，“我是组织部长，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我只能请公安局长帮助把那个打人的人找到，帮助查找卫炳乾的下落。至于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现在还不知道。”
常友连把桌子上的笔记本拿起来，狠狠地摔下去说：“查！一定要查个清楚！”
贾士贞冷静了一会，说：“常书记，你问我原来那批考察过的干部怎么办？老实说，我上任后的第二天，高兴明同志交给我一批名单，就是原来准备提交常委会讨论的那些干部的名单，我无意当中看了这些人的考察材料，一看材料，我发现那些考察材料写得过分夸张，如果真的如那些考察材料所说，有许多人不仅仅是提拔到县处级位置上的问题，就是提拔到市厅级，也是够条件的，恐怕提拔到部省级也没问题。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其中大部分人没有一点缺点。这些考察材料竟然没有组织部考察人的签名，后来我让他们补签名，有的材料上至今也没有签名。常书记，你说这难道不让人怀疑吗？”
常友连没有说话，慢慢地点了一支香烟。
贾士贞又说：“那批干部当中，下臾县部委办局和乡镇党委书记占百分之三十六之多。也许没有人知道或者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老实说，组织部门的权力太大了，我考察过无数个干部，我的体会太深了。”贾士贞停住了，他看着常友连，常友连不停地抽着烟，这时秘书长夏季进来了，说有个县委书记要见常书记，常友连说他正谈工作，让他下午再联系吧！
市委书记常友连没有想到上任不久的组织部长贾士贞居然对下臾的干部掌握得这么细致。当然，谁不希望自己当权执政期间所有的工作都是一片光明，对于干部问题，过去提拔干部的模式大都是领导者举荐，而领导大多数又是他这个市委书记，即使是其他领导，也往往都是通过他来实施的，现在贾士贞一下子把这些问题摆到他面前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否定贾部长的意见。在常友连的记忆里，过去的组织部长谈到干部时，从来都是只说具体人，除了他交办的提拔的对象，组织部汇报的方案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组织部长个人意见，当然，作为市委书记，他也不可能把所有提拔干部的大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因此，组织部长就成了提拔干部的最大权力者。
常友连推掉了秘书长的预约，继续和贾士贞的谈话。
贾士贞说：“首先，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就能比其他部门的同志水平高、能力强？这么多年来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凭关系调进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近亲繁殖。所以，不能排除有些人文化水平低、能力差。同样，把考察干部的生杀大权交给这样的人，找什么人谈话，别人谈什么，他记什么，怎么记？权力全在他们手里那支笔。至于材料怎么写，领导根本不知道，而形成的考察材料却成了提拔一个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这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我在省委组织部干了八年考察干部工作，体会太深了。所以我不仅要揭开考察干部的秘密，更主张彻底改革这种考察、选拔干部的办法。当然我知道，我这样做，要触及许多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现有的组织部内部的一些人的利益，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还有，正因为组织部门的权力过大，人们往往羡慕、嫉妒，却又渴望进入组织部。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因为某人的关系调进组织部了，几年后，当上了科长了，就必然提拔成县级领导。而和他同期的工人，成了下岗工人，就是机关里的那些表现突出的科级干部，又有几个能选拔到县处级的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当今吏治上的弊端吗？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行吗？”
“士贞，”常友连说，“我没有在组织部门工作过，你说的这些我体会不深，也没有细心研究过，听你这么一说，确实如此。是啊！就是现在，我这个市委书记，算是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但是一听说省委组织部来人了，不要说部长，副部长，就是来了个处长，尤其是市县干部处的处长，甚至一般干部，我都是十分重视的，有时还亲自陪他们吃饭，其他部门的厅长以下的干部，除非个别特殊情况，我是不当回事做的。经你这么一点破，还确实是这么回事。你要想选拔，考察是重要一关，谁敢忽视他们呀！”
“我们这次公选市委组织部的科长，就是要坚决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谁也别想搞特殊。第一道程序的文化考试，必须坚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贾士贞有些激动地说，“这些天，找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我只能说凭本领。就是在下一轮考察和公开答辩问题上，我们也尽量做到合理、公平。”
常友连说：“那么说说你下一步的想法吧！”
贾士贞说：“我建议，先搞试点，先在副县级干部中，也可以同时搞少数正县级干部的公选，方法就在我们公选市委组织部科长的基础上修改。先宣传发动，后报名，再资格审查，然后文化考试，确定一比三入围对象向社会公布，再进行考察，公开答辩。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最后按照综合成绩，最高分数提交市委常委会无记名投票，最后向社会公示。”
常友连说：“那好吧！你们组织部搞一个详细方案，交常委会讨论。”
贾士贞出了常友连的办公室，就给鲁晓亮打了电话，鲁晓亮说他已经去了外地，现在正在紧张营救卫炳乾。贾士贞正犹豫时，组织部通知他回办公室有急事。他便匆匆赶回办公室，原来是省委组织部通知他下午去省里开会。
贾士贞让办公室通知驾驶员把车子准备一下，下午两点钟去省里，这时他才想到来西臾已经三个多月，还是第一次回省里，头脑里立即想到妻子玲玲和女儿，正在给玲玲打电话时，他随手翻着报纸，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和上次几乎是一样的动作，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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