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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功效”（《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233页）。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雇农与佃农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因为人口总量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在人口过剩时会对雇农表现出法律上的歧视特征，这是因为“人口过剩，劳动市场，供过于求，无法谋生之人太多”造成的（同上，第245页），而在两汉时期，“为人佣作，不属贱业。故两汉的佣工，除了经济地位低、经济力量弱、生活贫苦之外，并未受法律的歧视……许多名儒高官显宦都曾为他人佣作”（同上，第242页）。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为劳动契约形式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人口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继续下降，雇主便不再雇工，纷纷转为租佃地主。过剩的人口与劳动力便不得不由佃农家庭吸收，或是在田间从事极端人力集约的工作，或是从事家庭副业生产。这些劳动力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成本”，因此，雇农的工资也“等于是雇主只提供佣工的伙食，而没有什么额外工银可言”（同上，第250页）。
奴婢是中国传统社会劳动者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冈指出：“由于奴隶制的先天缺点，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下，奴隶制只能成为一个辅佐性的劳动方式，而不能成为主导的劳动方式”（同上，第258页）。尽管奴婢丧失了人身权，但是，在自由经济下，奴婢买卖依然要受契约的约束，而国家除了保持人身的安全之外，并不对契约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这也表明了奴婢制度尽管存在，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却相当轻微，没有达到需要国家管理、监控的程度，因此，这种契约是由习俗等来保证其基本效力的。同时，奴婢并非永生为奴，也可以通过自赎、转为佃户等形式成为自由民，因此，中国式的奴婢制有别于完全人身依附型的奴隶制。
赵冈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阶层，除了因契约界定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转变之外，还因为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导致其存在形式的变化，这一点也为钱穆先生所指出：“（在北魏之前），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这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便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国史新论》，第21…22页）。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阶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表示，但是，在这些身份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我们就无需强调某种身份的主导性地位了，而只需探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这些契约的实施形式。
四、城乡一体化与城市的停滞
如果不存在统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城市就会在集市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起来，如此发展起来的城市大多如苏州和景德镇一样是一种经济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加以分析，将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随着城乡劳动力边际收入的扩大而进行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的目的，在战国之前，城乡差别更是典型地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国野之别”，所以，它实际上表现为劳动力无法流通下的两极经济状态。尽管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城乡隔绝状态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却十分有利于经济史学对于该状态下的社会形态的判断。赵冈就是从城乡人口对比情况指出了周朝不是奴隶制社会的：“周族以‘小邦周’打败了‘大邦殷’，同时也征服了商王朝的联盟部落以及散居各处的独立小土著部落……作为新统治集团的周民族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可以统治多数民族，但是少数民族决无能力来奴役多数民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36页）。交易的发生和效率的提高，需要打破这种城乡分隔状态，同时，这也是劳动者择业自由增强的必然结果。显然，如果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则应该表示城市化没有效率，因此，在人口不过剩的情况下，城市的发展状态就应该表现为“城市总人口上升，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34页）。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通过向城市供给粮食来维持和实施这种初级的城乡一体化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依赖于漕运体系来维持城市的功能，赵冈利用平均粮食需求量计算了城市可能的人口规模。同时，他还通过列举漕运成本指出了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城乡一体化的巨大成本：“中国天然河川的分布与结构均不理想，不得不修建运河来完成此项任务，可是运河之开挖、维护以及日常运营，费用也很可观”（《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46页），因此，“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实际上，这种政治性的城市发展规划，从总体上来说，是无益于经济效率的。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就指出：“南直隶地区每年要承担50％的漕粮份额，仅苏州地区就要承担17％左右……经济发展地区的原始资本积累，被漫不经心地浪费在军队、贵族、宦官和锦衣卫（每年多达150万石）、无任何战斗力的世袭军户以及腐烂变质上面”，因此，尽管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为了维持扩大后的城市的运营，中国政府又削弱了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因为漕粮供给能力有限而受到了限制：“城郡中已无力接纳更多的人口。于是农村成为惟一能吸收过剩人口的部门。从宋到清，城市人口的绝对量大体未变，新增的人口全部留在农村。人口压力严重的地区，人多地少，农户们均无法单靠农业生产来维持全家之生计，于是以副助农成为惟一的解决办法”（《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83页），这样一种“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相对流动”的反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吸取城市发展的历史教训，还能够使我们对时下流行的城乡一体化政策保持警醒的头脑。
五、工业的发展与技术的落后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显然，这个“李约瑟之谜”是研究我国传统社会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切入点，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赵冈认为：“中国科技发达早、进步快，到了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已有足够的科技水平来制造机器。但是很不幸也正巧是这个时期人口迅速膨胀，以至造成相当普遍的人口过剩现象。大家都在焦急设法如何把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少有人再去注意到能节省人力但价钱昂贵的机器”（《中国土地制度史》，第324页），尽管林毅夫教授也是从人口众多角度出发的，但是，他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越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先进。所以说，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在这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还靠经验，而欧洲在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1～272页）。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及趋势，那么就可以认识到赵冈的“人口过剩论”确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赵冈的理论与黄亚生关于“中印发展模式比较论”（参见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之间建立起逻辑的桥梁——由于人口过剩，导致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所引进的技术偏向于提高就业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青睐，那些同期进行技术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引进的国家（如印度），就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超过我国的发展速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相对于民营手工业而言，官手工业更容易进行技术的传播：“官手工业传播技术最普通的路径就是靠这成千上万的官工官匠。他们招募自民间，学艺后不免会有相当人数回到民间。有时政府也停办若干官营作坊，遣散工匠”（《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94页）；而民间的技术传播方式却限制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在中国家族保密制度下，企业的规模扩充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了技术保密，业主不愿多雇工人，宁可小规模经营，博取垄断技术的利益”（同上，第413页）。但是，相对于“技术的发生或引进”这个问题而言，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技术的民间传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地域化特征，形成了我国经济学界所称的“小企业集群现象”，即：在某个地区，一旦有一个企业成功，那么，很快地，就会在政府和行业协会以及家族力量的带动下，形成以此种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落。这一点以台湾和浙江温州最为显著。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即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留用。在传统社会的家族工业主导生产模式下，核心技术人员通常会自然地保留在企业内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却会因为宏观政策的变化和企业的激励政策等而导致技术人员的流失。实际上，自去年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民工荒”，也是一种技术流失现象，这种“民工荒”更多地是指拥有相当技术能力的民工的数量短缺。因此，如何通过技术的逐步累积来实现企业的内生增长，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42．00元；《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冈、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版，30．00元；《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23．00元；《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24．00元）
追忆恩师
龙行天下
吴小龙先生（本刊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于2006年11月因病逝世，年仅51岁。
吴小龙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其本职，治学、求真、立言乃其所愿，故他无私育人、淡泊名利、严谨治学，应该是求仁得仁。而最让我们深感痛惜的是，除了教师、学者、作者的身份之外，他的早逝还使我们失去了一个思想者。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在社会转型的阶段，在思想淡出的年代，在天下逐利的今天，在学界浮躁的当下，仍然有人在不断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并憧憬未来，吴小龙就是其中之一。吴小龙生前未得大名，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真理的执著，在其文稿中使我们感同身受。
近些年来，曾在本刊上发表文章的思想者王小波、萧亮中、牧惠、何家栋等先后离我们而去，现在正当英年的吴小龙也怀着“少年中国”的理想，在天国与他们相会。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为了表达对吴小龙的哀悼，本刊特选编下面的文章以为纪念。
编者
还记得04年的那个落寞的秋天，带着一种莫名的无助与失望，我踏进了中青院这个不大的校园。依稀记得当时对于大学生活充满了茫然，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做人。
大一选课的时候，室友怂恿我选了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也许是上天注定了这份缘分，抽签的时候我居然顺利的抽中了这门爆满的课程，虽然是一名理科生，但是对于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我自恃平时脑子好使，又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放在心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的1318教室挤满了人，大家坐的很整齐，甚至还有我认识的一些师兄也来听课，这让我有点吃惊——究竟讲课的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小龙老师就在上课前几分钟走进教室了，虽然他个子不高，穿着也很朴素，但是当他开始讲课之后，我就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门课吸引了这么多的同学。老师身上那种儒雅的气息和他渊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