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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人们看到的常常是亲历者所纠缠和身陷其中的“平庸的龃龉与琐碎”，而当它进入历史之后，这琐碎的一切就隐退了，朦胧中的一切就带上了光环，以致于能够让亲历者重新瞥见它们时都感到惊异和欣喜。“文革”发动者那一代人的辉煌历史不就是这么形成的吗而朦胧诗这一代人，由于最终未能占领主流话语的阵地，所以其经历就介乎两者之间：已非“经历”，却未成为神圣化的“历史”；而未进入“历史”的“经历”，是注定要与它的种种琐碎一起湮灭的。于是，“拯救写作”就成为一种切望。
这是历史学家的解读，这也是我们接近的地方：企图打捞被湮没的沙砾，即使是徒劳的。
在电话里，我们渐渐地熟识，他的略带闽南腔的声音诚挚而敦厚，断断续续，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似乎已经是老朋友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见面是缘于另一本书，即我编辑的《卢作孚评传》（雨时、如月著）。在我拿到这部书稿之前，我对这位在民国时期曾经名声煊赫，由于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品格而被国共两党双方推崇，被梁漱溟称为可与古代圣贤相比的伟人一无所知。他在1952年的非正常死亡，使他在主流话语中成为一个尴尬的，不得不回避的话题。于是，一个原本不应该被忘记的人被几十年的权力话语遮蔽，同时被掩埋的还有一些历史事件的枝枝杈杈。作者雨时说，写卢作孚评传的过程对于他就像一次精神的洗礼；对于我，阅读这本传记的感觉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说，一个民族留在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取向，难道占据我们的精神活动的舞台上的就只有那些嗜血的帝王将相吗卢作孚是一个崇尚建设与精神的人，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中，他仍旧是寂寞的。在我周围的作家与学者群中，知道卢作孚的人寥寥无几。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卢晓蓉在电话里说她一直在寻找一个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叫吴小龙的人（卢作孚早年是“少中”的成员）。正巧，或者说，这世界真的很小。在晓蓉的召集下，我们在友谊宾馆见了面。那次在座的还有做记录片的小白，他在筹拍一个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他的容貌比他的声音似更温厚。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合潮流的事情；在喧嚣的传媒声中，我们的声音是喑哑的。
当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聚集了后来在各个领域主宰中国的精英以及英年早逝的悲剧英雄，但是，这一段青春恣肆的辉煌历史由于不适合某种叙事格局而不被述说。可以想见，这其中的某种情愫唤起了吴小龙持久的激情，以致他把“少中”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在以娱乐精神为时尚的今天，这当然又是一件寂寞的事情。跑遍全国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自掏腰包实地采访。九年磨一剑。待到书稿杀青，又因缺少资金延迟出版；直到他病重，直到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被他人剽窃。我和晓蓉去医院探望时，他已陷入深度昏迷，那本（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和晓蓉精心挑选的花篮放在他的床前，但是他再也看不见了。
吴小龙的早逝令人格外痛心。在一种僵硬的教育体制下，我们必须经历一番蝉蜕一般的挣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思想道路，我们的成熟期因此被延迟。五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期，却是壮志未酬。听到他病重的消息，我格外的痛心，还因为他生前的寂寞。直到我看到追悼会上他的那么多的学生，看到那些稚气的面孔和他们发自内心的哀伤，才略感欣慰。
他的道路是寂寞的，但是浮光掠影的繁华之后，他的书会长存。
又一个书斋空了
何 蜀
《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发表了吴小龙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知道这是编辑部为了表示对小龙的敬重而特意发表的。因为这时，小龙已经因脑癌晚期而在医院昏迷一个多月了。这应该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这文章的题目又刚好道出了他当时的生命状态。
我和小龙相识于2003年春。他来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我们一见如故。特别是谈起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他也有很大兴趣，已经作了多年的准备，用他的话说是一直在“打外围仗”。我就一直盼着他早日把精力投入到这方面来。他的一些文章我早已读过，此后我见到有他名字的文章就更要先睹为快。
小龙写作很勤，不断有新作发表。读他的文章，我总有一个感觉：他怎么能读那么多的书，记住那么多的事，熟悉那么多的史料？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从国内到国外，他总能从一些人们习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程中看出被忽略的细节，而且信手拈来，悟出给人启迪的新意。
在小龙的文章中，不时会出现一些表现形单影只的文字，如：
这是暮春4月的一个风雨天。我一早就独自来到了位于重庆北碚的梅花山麓……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吧，修葺一新的陵园大门紧闭着，陵园里没有一个游人或谒墓者。工作人员为我这唯一的来访者开了门，售了票，打开了陈列室的灯，让我独自在室内从头到尾几遍徘徊逡巡。（《谒张自忠墓》）
大年初一清晨的北京街道上，昨夜的硝烟已经散尽，留在地上的是零落的红色纸屑。行人和车流都还不多，我……蹓蹓跶跶又到了颐和园。（《狗年初一》）
一只银鸥悠闲地在湖面上飞着，又顺着昆玉河飞出公园，但顺河西飞不多远，就立刻又折返回来——它看来很知道自己的界限，不想去那车水马龙的三环路上自找没趣。
渐渐昏暗的暮色中，可以看到林雾在慢慢升起。一只布谷鸟叫着飞过，那略带沙哑的叫声显得分外孤寂……（《雨后紫竹院——知弈庐漫步》）
这些文字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我想，小龙的这种孤独感，应该是文化思想上的，是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荷戟独彷徨”式的孤独感。他在《细节的警示》一书的序中，列举了一些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之后，感慨万千地写道：“在那巨浪排空、奔涌前去的时潮中，那些各领风骚的弄潮儿（乃至对抗者）都展示了何等魅力炫人的风貌！……你还能在我们周围找到这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纵性任情，又在民族的历史文化上留下了一笔的人物吗？在经历了我们那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独断的笼罩和洗礼后，你还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如此有声有色的人，拥有一个如此绚丽多彩的生命历程吗？”
小龙曾多次表露过想要离开京城的意愿。他在病重前发表的《狗年初一》一文中，就明白写道：“这些年，自己老是不时萌发离开北京的想法，但是又似乎有点舍不得。这儿，毕竟是个‘文化古都’——虽然它的古都文化实际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成了我们应该相当费力地去寻找的东西了。至于环绕着我们的环境中，能感受到的只有花团锦簇、灯红酒绿的商业文化。”其实，使他感到格格不入的不仅是商业文化，更有那些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官场文化”、“职称文化”……他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到一个更清静的环境里去更专注地研究学问。
小龙性情温和，在谈到自己的不满，发牢骚的时候，也从不慷慨激昂。他对人对事都很真诚，有一颗赤子之心。有一次，我给他谈到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整节被某高校一年轻教师一字不改地从网上下载抄袭当作其自己作品发表的事。他也告诉我，有一个外地高校的年轻人，为了写论文，通过他的朋友找到他“请教”，他毫无防备地把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电子文本全部发给那人参考，结果那人竟大段大段地抄进了自己的“论文”里，告诉他：“对不起，我把你的……”他无言以对。更令他气恼的是那人竟抢先把那“论文”出版了。而他自己这本多年心血写成的论文，直到他去世之前才得以出版。他曾感慨地说：“以后的人看了我们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还不知到底是谁抄谁的呢……”
正如一个朋友评价的，小龙是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他的居住环境并不算好。他曾对我说，他的住地旁边连一个散步的地方都难找，要么就得走老远。学校的校园小，操场和周边的林荫道又常被学生们占满，他常常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下楼去散散步，而且为了避免与不时碰上的同事或学生不停打招呼影响思考，他只得埋着头，目不旁视。他自嘲说：“学生们看到我这样子，一定会认为吴老师又失恋了。”
小龙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书卷气，那种不屑于追逐那些被不少人看得很重的市俗流行价值而洁身自好的品性，使我觉得他是现在已经很少的“书斋学者”。我给一些不认识他的朋友介绍他时都称他为“典型的书斋学者”，但他又决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2006年3月底，我们在北京参加几位朋友发起的民间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城外远郊一个安静的地方举行，我和小龙住同一个房间。晚上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到另一处去吃饭，虽是没有坡坎的大马路，但他知道我视力很差，还是小心地扶着我。他知道我有好多年没到过北京，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出差的机会，就担心我不会使用现在宾馆的那些盥洗用具，在刚到宾馆那天晚上，饭后回到住地，他说要出去散一会儿步，叫我先漱洗，并十分细心地给我讲各种盥洗用具怎么使用，牙膏的封口怎样用牙膏盖倒过来戳破，冷热水怎么开等等，讲了还不放心，对我说：“我就站在门外，等你开好了冷热水我才出去。”会议结束后，我跟他一起回城，但他怕我不熟悉道路，不好找到借宿的地方，一定要把我送到了住地才回家，又怕我独自在外找地方吃晚餐不方便，特地带我到一家特色饭馆去吃饭。饭后结账时，我抢先把钱递给营业员付了账，他也不跟我争，只是在营业员走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犯了个错误。”我感到不解。他解释说：“争着付账往往会出错。怎么也得把账单拿过来看看，即使看不明白也得装着样子看……”然后他就去把账单要过来，仔细审看了一番，果然发现多收了我们一个菜的钱（点菜时点了但后来没有上，我俩只顾谈话都没注意到）。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世事是很了解很明白的，只是不愿让自己也变得世俗罢了。
这次研讨会后，我把自己近十年间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文章汇编到一起，打算出一本书，经一位热心朋友介绍，与一家出版公司签好了合同。我请小龙给我写序。他读了我发去的那些文章（有的他已经读过），很快就写好了，他在文中指出：“‘文革’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在这四十年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始终在自觉地掩饰和遗忘这一段历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尝试，但很快鸣金收兵了，并且大踏步后退……这个倒退令人深思。我们习惯于对别人大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对‘文革’这个我们自己的‘前事’，却一直在自觉地或被迫地回避对它的思考。遗忘，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共识。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少得可怜的某些口径一致的出版物，和某些前政治要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没有可供‘文革’史的研究使用的可靠的材料。”“一个对自己的罪错不作忏悔的个人是可耻的个人，一个对其国家罪错不作反省的国家是可悲的国家，一个对其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不接受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反省和忏悔的重要性在于向世人昭告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不对自己历史进行反省，这个民族就最终不能够融入世界进步的主潮，我们就始终自外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当然，对此，在这样条件下进行‘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把这个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在修订完后给我的邮件里说：“落款的日子写了4月26日，一是因为初稿是那天起草的，二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写下这个日子，也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一种自我督促。”
我很欣赏他写的这篇序，但我这本书却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出版无期，小龙的序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等到今后书得以出版时，他这篇序就要算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