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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一报告重新印发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当时，全营的布置是：第一连除在清凉山、宝塔山、飞机场担负警戒任务外，于南30里铺设立了检查站，主要是检查可疑的行人；第二连于老爷庙一带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固定哨位达10个；第三连于延长凉水崖守卫黄河关口，保卫仓库和粮食，固定哨位12个；第四连于蓝家坪、李家湾、杨空岭保卫机关和电台；第五连守卫延安各个城门；通讯连仍担负机要通讯任务；机枪排于各山头上担负防空警戒任务。
贺福祥勇救周恩来1937年5月的一天，警卫排战士贺福祥用自己的机智与勇敢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级警卫英雄贺福祥（1）
贺福祥，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在1935年给中央军委特务连当通信员期间，以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危为己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组织上放心，领导人满意，被誉为“党的忠诚卫士”。
警卫营的一个排乘坐汽车，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劳山是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此时，这里已经是树叶发绿、桃花开放的时节。
警卫营的战士们警惕性都很高。第一辆卡车上坐的二十多个战士刚越过山顶，当第二辆卡车上坐的周恩来副主席等二十余人快到山顶时，树林中埋伏的土匪突然开了枪。司机当场牺牲，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助手也被打伤了。幸好司机助手及时踩住了刹车，卡车安全地停了下来，没有翻下山去。坐在车上的周恩来副主席依然十分镇静，他对车上的战士们说：“赶紧还击！”第一辆卡车上的战士们听到枪声后，迅速地跳下卡车，开枪还击敌人。但由于土匪占据了有利地形，警卫战士们难以展开战斗，所以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较大。
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警卫排战士贺福祥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危。他紧握着两支手枪，和另一位战友一面进行还击，一面机警地掩护周副主席跳下汽车，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撤离到树林中安全地带。贺福祥又火速跑到三十里铺给延安军委打电话。随后，他又和战士们一起保卫周恩来安全地返回延安。
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贺福祥和警卫排的战士们，日夜警惕地保卫着毛主席。他们的共同心声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每次行军，不论天黑或下雨、上山或下山，他和战友们都机警地保卫着毛主席。
贺福祥与战友一起学习一天深夜，冒雨行军，爬上一座山时迷了路，加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贺福祥凭着娴熟的军事常识，用伏地听动静的方法，顺着狗叫的方向，很快找到向导，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同年6月的一天，部队行到葭县白龙潭附近，这里已经能听到国民党军队稀疏的枪炮声，贺福祥意识到，必须尽快保卫毛主席到安全的地方。但因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葭芦河水流湍急，又没有桥，他和战友们泅水过河，找门板搭桥。在取绳子时，不慎掉进激流中，被救上岸后，周恩来副主席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他怕首长冷，坚决不肯穿。他立即和战友们一起把桥搭好，保证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
贺福祥成为了卫戍警卫部队的楷模，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斗，曾获“学习模范”、“特等保卫模范”、“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士英雄代表会议；195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授予他“一级警卫英雄”的荣誉称号。
周恩来既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更是一位受人民和解放军官兵爱戴的长辈。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警卫部队官兵们的生活，关心战士，他曾经多次在夜晚到哨岗上看望战士们。为了把警卫部队的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好一些，他还努力地为警卫部队争取一些东西。
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受到了膀胱癌的困扰，这一病情一直牵动着北京卫戍区部队，特别是多年来警卫周恩来总理的警卫一师官兵们的心。后来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京卫戍区数百名官兵曾经给周总理献血治病，这其中就有警卫一师的官兵。这件事让当时的官兵们激动万分，那场面绝对比上战场还要让人激动。为此，笔者采访过曾经在卫戍区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肯定了这个事实。有人说，当时由于这事来得比较突然，快速地从卫戍区部队抽出了二三百名官兵献了血，没有多少人知情。后来，有人写过这次献血的总结，但由于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信纸上写出的，卫戍区保密室一直没有找到这张不引人注目的信纸。有人推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当成普通的废纸早就销毁了，要么还夹在文件中。
至于为何要选择卫戍警卫部队来献血，笔者作了如下推断。其一，警卫部队是一支经过了战争和和平环境洗礼的部队，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状况上也是一流的，特别是卫戍区这样的部队，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一支部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直接受中央领导的部队，当时有什么请示报告都是直接呈到了周总理那里，卫戍区领导有什么事也都直接到总理那儿汇报。其二，组织警卫部队献血，比较好组织实施，不必兴师动众。
笔者采访时，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说，给总理献血的事应该发生在1975年上半年的时候，但也有说好像是下半年的。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两年的病情进行了摘录，由此就不难看出卫戍区老同志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中央教导队成立（1）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