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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这是次要的。所采取的形式有公开的武装侦察，也有便衣侦察。在力量的布置上，掌握了重点，在行军中有前卫、后卫，驻军时于周围都派人侦察，将主力放在有敌情的方向。除了派侦察员或侦察小组作短距离的侦察外，在50里以内设据点，再由据点派出侦察员，伸出更远的地方进行侦察，与当地政府、机关、驻军、地方部队等进行联络和配合，以骑兵负责通讯联络，能够较早较多地了解敌人的情况。同时，经常派骑兵侦察员到百里以外进行侦察，也能迅速地回来报告情况。此外，便是准备战斗，武装监视敌人的行动，以至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当敌人撤退时，便派出一部分兵力尾追敌人，侦察其行动方向，若遇到小股敌人或便衣侦察，即坚决予以消灭和打击。自延安撤退以来，侦察员们始终表现了坚决勇敢、吃苦耐劳、积极负责的精神，不论天黑、下雨和路程多远，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为了进一步开展侦察工作，在周恩来副主席和“亚洲”部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的指示下，由张廷桢政委率领中央警备团第三连全部和骑兵连、一连等连队的干部战士一部分，于6月11日晚自田次湾等地出发，到安塞、延安和保安方向进行侦察，跟踪敌人，牵制敌人的行动，袭击敌人的后方。
11日至13日，主要是侦察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九军刘戡部的动向，防止敌人向西进犯；13日从李家湾出发，20日到达杨圪堵，中心任务是尾追敌人；14日，追至化子坪，骑兵俘获敌兵6名。
23日中午，中央警备团到达延安以西的宋庄时，正遇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向高桥方向前进，中央警备团随即与延西游击队30多人配合起来，埋伏在山头上和山脚下，待敌人前面的汽车接近我阵地时，向敌人射击，打坏了三辆汽车后，即将汽车和物资烧毁，缴获了电台等物品。接着大股敌人增援上来，包围我部阵地，我部以三挺机关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打伤敌人40余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部没有伤亡。由于众寡悬殊，中央警备团退到山后，使敌人的包围落了空。当晚转移到李家塔。
6月25日，到达安塞以北的西营。此日敌人两个旅由安塞城到西营，安塞县政府和游击队80多人正在西营山头上，山下躲藏着500多名老百姓。为了掩护政府和群众撤退，中央警备团即与游击队配合起来，于西营山头上阻击敌人，以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打伤敌人20余名。等到群众转移后，中央警备团即退到后山。1947年7月1日，中央警备团召开全团党员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作形势报告，周恩来勉励党员以勇敢顽强、艰苦奋斗、无限忠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模范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下午3时，敌人又攻到山下，我部又以机关枪射击挤在一块的敌人，打伤敌人40余名。
7月1日，中央警备团抵达佛道崾岘，又遇到敌人窜扰，在安塞游击队一中队的配合下，与敌人进行战斗，掩护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弹药、粮食顺利转移。7月4日，中央警备团在安塞游击队六中队的配合下，于曹家凹阻击敌人，打死敌人两名。7月6日至11日，到敌人的侧翼进行侦察。12日至16日，掩护群众收割麦子，先后与敌人又进行了五次小的接触。至7月18日返回中央驻地小河为止，中央警备团通过武装侦察和有时采用便衣侦察，及时了解和掌握了小河至延安、安塞、保安一带敌人行动的情况，袭击了敌人后方，牵制了敌人的行动，得到了实战的锻炼，丰富了侦察警戒的经验。
中央警备团随毛泽东等首长于6月17日抵达小河后，在这里共驻扎了44天。除驻地警卫、对敌侦察、通讯联络外，保卫中央在小河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安全进行，会前派部队到黄河边上迎接贺龙等首长到小河开会，会后又护送各位首长返回原地。
在小河会议之前，发生过关于枪的故事。当时，来参加会议的陈赓问负责中央警备团手枪队队长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高富有在回答了人数后，有点难为情地说：“有4挺机关枪，24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高富有是在1937年从彭德怀的前线主力部队总指挥部的特务团调到军委警卫营的，那回由于周恩来副主席在劳山遇到了土匪的袭击，一下调来两个连队。自此之后，大大加强了警卫部队的实力。原来中央的警卫部队就三个老连，因为去了两个新连，这才成立了军委警卫营。那时，高富有是机枪班长。他是1936年参的军，参军前搞了一年的地下工作，打了一年仗就去了延安。在延安，他被选进警卫部队，从此，一直担任毛主席的内卫工作。后来，他又当上了中央警备团的手枪连连长。高富有为毛泽东当警卫几十年，从手枪班长到手枪连长又到后来的便衣队长，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他与毛泽东感情深厚，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了。当时高富有的父亲又一次从山西老家来到延安杨家岭找他，硬逼着要他一起回去结婚。这次他父亲一来就生他的气，说：“不能再上第二回当了，你不跟我回去，我就不走。”老人很倔犟，能说出来，就能做出来。一个星期天，高富有请假陪父亲去逛延安的新市场。想让父亲散一散心，消一消气，以便做思想工作，让父亲早些回去。看完新市场后，就往杨家岭返。刚走到延安城北门外，身后有一辆美式中吉普开过来。高富有便拉着父亲站到路边，给过来的汽车让路。但是，高富有怎么也没想到，车子到他面前，戛然而止。警卫员摆摆手让他上车，高富有知道车上坐着毛主席，他哪里肯？再说不是他一个人。坐在后排座上的毛泽东打开车门，探出头来，显然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他才让司机停车的。可是，高富有指着他父亲说：“不是我一个人。”毛泽东说：“他是你什么人？”高富有说：“是我父亲。”毛泽东听后显得特别亲热，说：“上车，都上车。”高富有说：“不行，不行，那怎么能行。”他竭力推辞着，谁知毛泽东竟然下车，不容再解释，便把他们拉上了车。在车上，毛泽东和他父亲聊了起来。毛泽东讲的是一口湖南话，他父亲听不懂，还得让高富有在一边当翻译。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他家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两人谈得很投机。高富有的父亲也不拘束，便向毛泽东说明了这次找高富有的目的，是叫他回去结婚，因为女方年龄大了，不能再等了。毛泽东说：“那就回去吧。”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高富有有些着急，也顾不得做翻译了，便直接发表起自己的意见来，说：“那里还是敌占区呢，怎么回去呀！”听高富有这么一说，他父亲生气了，也不顾毛主席在场，便说：“上了你一回当，不能再上第二回了。这一次你不跟着我回去，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接着高富有的父亲把具体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时，毛泽东拍了拍高富有父亲的膝盖说：“你先回去，他随后……”毛泽东说的这句，正符合高富有的想法，他便赶忙告诉他父亲。高富有父亲一听，很不满意地说：“这一回我可不能再上当了……”高富有父亲急，可是毛泽东不急，他想了想说：“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保证让他回去。”高富有再次说：“主席，我的家乡是敌占区啊，那怎么回去。就因为我是红军，我父亲还被抓去坐了监狱，请人说和才保释出来，我若回去，那还得了。”毛泽东笑一笑说：“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还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在毛泽东的巧妙安排下，高富有与未婚妻结婚了。
陈赓听说一人一支的手枪中有的打不响，或者有的没子弹，于是他大方地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高富有十分高兴地说：“够，够，但我做不了主。”陈赓说：“给谁讲？团长？”高富有说：“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长不同意。”陈赓一听高富有这么一说，于是说：“这好办。”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正在门前的窑洞阴凉地交谈，陈赓也在。等到高富有进来，陈赓说：“李得胜同志，我想给手枪连一人一支卡宾枪。”毛泽东看了高富有一眼，问高富有：“他给你枪，你要吗？”高富有没有吭声。毛泽东接着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毛泽东说：“你敢！”陈赓不敢吭声了。毛泽东坚决地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
就这样，150支高级卡宾枪化成了泡影。
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着周恩来等在陕北转战途中 中央警备团之所以能够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除了本身原因，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了军民关系，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援助，这是完成警卫任务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这些时间里，中央警备团在“亚洲”部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和政治部的指示下，于小河、王家湾等地驻军期间，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仅在小河一地，中央警备团就帮助群众生产185个工作日，锄草210亩，割麦子107亩。每到一个地方，中央警备团都要向群众宣传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我军不断削减敌人的胜利情况。帮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秩序，与游击队互通情报，武装掩护群众生产。在紧急情况下，掩护群众和地方政府撤退。而在内部，中央警备团则不断地进行了遵守纪律和尊重地方政府的教育，不论走到哪里，帮助老乡扫院子、担水、挖厕所、上门板，说话和气，借物归还，损物赔偿，都已经成为制度了。
由于党和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好的声誉，由于军队热爱人民，因而广大群众热情地、以至不惜牺牲生命地保卫着中央首长和部队的安全。有一个让警卫部队至今还感动万分的事例：中央警备团从王家湾出发后，敌人来到王家湾，匪首威胁王家湾的老百姓王老汉，要他说出毛泽东和部队行动的情况，王老汉回答说：“不知道！”敌人于是砍断了他的手，追问：“毛泽东和共军现在在什么地方？”王老汉仍然答道：“不知道。”直到敌人最后剜去他的一只眼睛，他也不肯吐露一点消息。不久后，中央警备团保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经朱官寨、梁家岔后，中央警备团又遇到了紧急的情况。当时梁家岔以南、米脂以北的沙家店的敌人，距离中央警备团梁家岔驻地只有20里。但在8月20日，经西北野战军与敌人进行了七八小时的战斗，使国民党反动派主力三十六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后，才解除了首长和中央警备团所处的危险境地。
毛泽东脱险记（1）new
1947年小河口会议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师从瓦窑堡北上，朝大理河包抄而来，中央警备团保护着的中共中央前委又处在危险之中了，西边没有自己部队了，南边是敌占区，北边正打仗，东面是敌董钊部。中央警备团只好护着毛泽东等人顺着大理河而来，向东走。
8月1日启程，走了一天才到青阳岔。但是在8月3日夜，中央警备团又保护着中央领导人仓促上了马背，因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从后面赶了上来。中央前委终于来到一个叫小沟村的地方宿营。可第二天中午，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又追了上来，中央警备团护卫着中央领导人赶紧上路。队伍走后不久，乡亲们刚刚收拾了一下村中的窑舍，国民党军就跟了上来。从小水沟走十二三里路，就到了石湾，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也到石湾时，毛泽东已经到了肖崖。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在石湾住了四天，等待粮食供应，毛泽东也在肖崖休息了四天。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一动身，中央前委也上路。很快，中央警备团的侦察员返回消息，说钟松的快速纵队已经渡过无定河，到了刘家嘴地方，离榆林城只有90里左右。
12日午后，中共中央机关又从李家崖出发，急行军60里到达绥德城西30里的黄家沟，已经是三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准备烧火做饭，侦察员又传来消息，说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的部队正猛扑绥德，如果再向绥德前进，就有遭遇国民党军的危险。怎么办？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出发，快速前进，赶超敌人。第二天一大早，中共中央前委抢先赶到了绥德城，向北转移。但北面也有国民党军自榆林南下，把他们夹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