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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读书人，到县里挣钱，在农村就成为上等人。上等人有引诱力，所以在歧路徘徊之时，我就走上升学的路。其时读师范可以享受官费待遇，为了读书而所费有限，决定走长兄的熟路，投考师范学校。
其时，师范学校比普通中学数量少，原因大概是，一、走读书的路，入师范，毕业之后当孩子王，是下策；二、小学的数量也有限，不需要造就过多的人。考学校，当然愿意选离家近的，于是心目中就定了两处，校址在通县的京兆师范学校和校址在北京的北京师范学校。通县离家近，推想考期也靠前，所以决定先到通县。报名日期和考期都不记得了，总当是七月前半吧，于是由长兄决定，某日晨早起，到河西务，乘长途汽车赴通县。夏天，用不着多带衣物，记得直到出发前一天的过午才准备，只是不大的一个布包，包一点点替换衣服，放在北房东间的炕上。其时运河支流青龙湾正在涨水，附近村庄都在为护堤而奔忙。依照常多变少的习惯想法，水涨可以由它涨，我们还是准备次日起程。万没想到，这一次真就未能常，而是小包放在炕上之后一两个小时，坏消息传来，堤终于护不住，由村东八九里大口哨村略北决口了。河水冲出的声音如闷雷，吓得人人，借用旧小说的滥调形容，是面如土色，莫知所措。没办法，只得一面静候，一面希望水势不过大，比如说，不入村，不淹田地。然后是到村东村南看，水不久就到了，填满了南河，仍在涨。幸而到黄昏时分，涨势停了，可是到村头一望，远近都是水，路不见了，估计只有少数高地的庄稼可以幸免于难。起程投考的事，谁也不再提，因为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度荒年，升学不升学就成为无所谓，而且，路断了，出行自然只能作罢。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命题为“机遇”的文章，因为我常常想到它，有时甚至有些怕。怕，是因为我们不断或说永远在受它的播弄，想抗也抗不了。即如这一次，如果起程日期定得早一天，或决口推迟一天，我的生活旅程就应该是另一种了吧？能一路顺风，甚至腾达？但也许比实际经历的更坎坷。遵圣哲的古训，不知为不知，不想它也罢。其时是决口的灾难压倒一切，全家，以及我，关于我未能投考怎么办，竟像是连想也没有想。不想，一切就安于照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饱加一倒，等等，其中也夹带着投考的设想，既然今年不成，那就推到明年吧。就这样，已经拿到小学毕业证书，不好仍出入药王庙，只得在家里，参加农事劳动之暇，看看课本，也看看闲书。再借用旧小说之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于是又到了暑假，又定了投考的起程日期。现在回想加推想，路线改为由香河县城出发，因为县立小学毕业生也有投考的，经过公定？也由长兄率领。一共是五六个人，至今还记得其中两个人，是李斌（后来交往不少）和彰庭春。
由香河县城往通县，取道哪里，怎么走，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之后，借长兄毕业于该校、又暑期学校多空房之光，我们就住在师范学校里。考三四门课，当然有国文（今曰语文）和算术。考国文，大概只是作文一篇，自信还可以通顺。也许真就得到阅卷老师的认可，考完之后不久，尚未发榜，长兄已经得到确信，我录取了。记得考生二百多，录取四十人，长兄带来的几个人，只收我一个。为公，长兄还要带着他们西上，到北京投考。我呢，由长兄决定，就在通县念师范，不再试北京师范学校；但也跟着进京，因为一个人回家，不放心，还可以借此机会，到都城见识见识。由通县到北京可以坐火车，通县南站（还有东站）上，北京东车站（在前门外以东，为京奉铁路起点，还有西车站，与东车站相对，为京汉铁路起点）下。我的心情会很兴奋吧？因为乘火车，进北京，都是平生第一次，何况投考已经录取，就是嘴里不说，心里也不免于飘飘然。其后就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大街以西粮食店（与前门大街平行的一条窄街）路西的北京客栈。我这是第一次住旅馆，有时回想就不免对比，也就不免产生一些怀旧之情。与现在的高高低低的旅馆相比，其时的旅馆，设备是简陋的，但也有现在绝无的优越性，总的说是所费不多而有安适感。安适有来源，我想主要是世风的不同，即以旅馆而论，彼时是取合情合理的利润，真心愿意宾至如归。现在不同了，是趋向高消费，希望旅客解开腰包，把钱都留下。专就这一点说，我也觉得，如果朴实与简陋（有人称为落后）有不解之缘，那就安于简陋也不无好处。就这样，我们在一间房（住两个人）一日八角的旅馆里住了几天，记得同来的几个人，有的考了中学，应办的事完毕，长兄不再回香河县城，只带着我，南行，取道河西务或杨村（乘火车），回了家。
还够不上衣锦还乡，但身份有了小的变化。一是到比县城大的城市考学校，居然录取了，这表示自己不是毫无所能。二是歧路徘徊的情况已成过去，尤其在家乡人的眼里，我脱离庄稼地，成为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三是就是在家里住，日出而作也成为临时的，因为绝大部分时间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过。这变化使母亲高兴，接着就是忙碌，因为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出外上学，白天的衣服，入睡时的被褥，都不好用破旧的。时光铁面无私，一转眼就到了八九月之间，开学之前。路程是唯一的，走旱路到西北方向三十里的河西务，换乘长途汽车到通县新城南门外，然后走一段路，到新城北街中间，就到了学校。三十里旱路借用西邻王家的驴，大多由长工绰号傻韩的送。要整整三个小时，将到河西务还要渡运河（有渡船），汽车总是小而破，九十华里要用两个多小时，这样，晨六时前起程，也要中午才能到学校。但多次，劳累，也就终于进了校门，在人生的歧路上，走上某一确定的路。
《流年碎影》 通县
这是用新语说旧事，用旧语，应该说“通州”。称为州，是沿用清朝的旧名，旧也罢，既然称为州，在说者和听者的心目中，就像是比县地位高，场面大。由许多方面看，也确是高而且大。只说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北运河的起点，旧时代是南粮北运卸粮的码头，民以食为天，惟天为大，所以地位就高了。其二，它距北京四十华里，于是自然成为京师左辅，一旦有事，求京师安全，要守住通州，所以地位就重要了。地位重要，必有建置方面的表现，本篇想说的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先要交代一句，是来于所见，不是来于所考。
旧时代，人的聚居之地，粗分为高低两类，高是城市，低是村庄。称为城市，因为不只有街市，四周还有城围着。通州是城市，自然要有城池（护城河）。且说城还不是简单的一个；正面说是有旧新两个。旧城大致是方形，原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大概是南粮北运，由运河码头卸粮（早期在城东南十几里的张家湾），在城西建了两个粮仓（东仓和西仓），为保护粮仓，修了新城。因为粮仓在旧城以西偏南，而且是东西两个，新城就成为东西一个长条，南城墙衔接旧城南城墙，北城墙在旧城西门略北。这样，新城东面就吞并了旧城西面偏南的三分之二。旧城西门没有了，一直向西成为新城北街，到尽头是新城西门。新城北街不是新城的中轴线，如果南北分为四份，到北城墙只占四分之一，到南城墙占四分之三。新城南面近东端开了个门洞，名新城南门。这样，通州城就有两个南门；西门像是受了发配的处置，走到远远的西方。
城外，北面是由北京流来的通惠河，昔年也曾船舶往来，到我上学时期已经是残灯末庙，水不多，有的地段生了芦苇。城东面，几乎紧贴城墙，是北运河，夏天，以及“秋水时至”的时候，水还不少，可是地位降到如老年之廉颇，虽然还有上马杀敌的能力，却没有人用。因为西风东渐，北京往南往东，既有了铁路，又有了土公路。我多次出东门看河道，没看见运货的大船；有小船，不多，是捕鱼的。城南面，早添了通北京的铁路；汽车，由北京通天津，走新城北街，出新城南门，往东南去。只有西面显得寂寞，要到八里以外才有个大名胜，八里桥，义和团以及清兵抗八国联军，“弃甲曳兵而走”的地方。
再说城内。旧城中心是繁华的闹市，与其他城市一样，但面积不大，只是北起鼓楼，南行不远过闸桥（其下是不流水的河道），地名牛市口的一段。吃的，穿的，用的，大字号、老字号大部分聚集在这里。闸桥以北西行，是个另一种性质的闹市，如北京之天桥，上海之城隍庙，卖小吃的，摆地摊的，卖艺的，都有，地名万寿宫，推想昔年是有个道教庙的，我上学时期已经看不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躲这河道，旧城的街道布局出现个反常规的，是东街和西街并不直对，东街在河之北，西街在河之南。闹市之外，东西南北，大部分是民居，掺杂一些小商店。只有西北部值得提一提，是北门内西行不远有个塔，十三级，与北京天宁寺塔为同一种形式，名燃灯（佛名）塔。塔西南有个池塘，不小，但荒凉，名西海子。以上是说旧城。新城是为护粮仓建的，城内景象当然要以东西两个仓为主，可是余生也晚，到我上学时期，粮仓已经是空空如也，成为大空场。西仓离学校近（在校门对面），至今印象还清楚。场地很大，很平，还有墙围着，只在西面正中有个豁口（当即原来运粮出入的门）。豁口没人管，场地更没人管，这是因为其时人口少，不拥挤，官方还兼用黄老之术。这情况给我们一种方便，是下午课之后、晚饭之前，可以凑几个人，到里面踢足球（校内有操场，太小）。仓豁口外还存有运粮的遗迹，是路为大长方石块铺的，而且在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木质的牌楼。
由说牌楼可以过渡到说学校，因为穿过牌楼北行，有我入学的那个师范学校，南行，穿过南城墙的一个小门，有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县城，如我的故乡香河，最高学府只是个完全小学和简易师范，通县就不同，中学男女两个，师范也是男女两个。潞河中学是教会学校，在新城南门外以西。背倚南城墙，墙外小河流水，环境幽雅。建筑是西式的，尤其西部的什么高层人士的住房，一所所分布在浓绿的草地上，很美，使人不由得想到人间天上。富育女中规模不大，只知道在潞河中学附近（北面？），却没有见过它的校门。我们学校在新城北街中间路北，校门先在东南角，后移到中间，出中间这个门，西行几十米，南望就是运粮石路和红色牌楼。其时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还占上风，中小学没有男女合校的，所以潞河中学之外还要有富育女中。师范学校也不能例外，于是男师范之外要有女师范。女师范在旧城内道署街，记得北行过鼓楼，还要往东走，学校坐东向西。物以稀为贵，其时女性上学的很少，记得曾从其门前过，向里望望，觉得很神秘，颇想入内看看，因为没有相识的机缘，六年之久，竟至没有进去一次。
通县，或通州，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曰有，可惜都是口腹之欲范围内的。牛市口有个清真糕点铺名大顺斋，糕点中的两种，蹲儿饽饽和糖火烧，用今日广告口吻说是天下闻名，不吹牛，也应该说远近闻名。有旅客的耳闻为证，即如我上学时期，乘长途汽车在新城南门外暂停，必围上一群小贩，口喊“蹲儿饽饽糖火烧，大顺斋的”，怂恿旅客买，往外地带。还有我们的馋涎为证，是很想常吃，可惜阮囊羞涩，只好多流馋涎而很少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顺斋的字号还有，推想是由小手工业变为大工厂，连北京也有多处代销的。遗憾的是，两条腿走路变为一条，不再生产蹲儿饽饽；糖火烧呢，由精美变为普普通通，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蹲儿饽饽糖火烧之外，还有个至少近处闻名的，是小楼的烧鲇鱼，或烧鲇鱼和牛肉饼。小楼是俗名，正式店名是义和轩，在牛市口南口路东，因为店有上下两层，所以通称小楼。鲇鱼是运河产的，烧之后，肉洁白而外焦，也是很好吃。牛肉饼是普及食品，可是原料和工艺都细，在当年，也是口腹甚喜爱而不能常得。也要说说遗憾，是60年代及其后，我既吃过那里的牛肉饼，又吃过那里的烧鲇鱼。鱼变运河产为人工饲养，也许烹调技艺也有变吧，总之色香味都下降很多。牛肉饼也一样，粗糙，味也不佳。总括一句，是已非昔日了。
还是说我上学时期，在旧城北郊三四里发现一处古迹，明代晚期学者李卓吾的墓。记得我们凑几个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