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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明，其中绝大部分是见于另外几本书的，您也许买过，为分类集中而又破费，也许要后悔吧？那就也以不买为是。（《月旦集》自序）
可是上门买的如果不只一次，而所求是新货，就带来难于处理的问题，是，比如说，已经买了一次，所得是臭豆腐，又来，想尝尝别的，送到手的却还是臭豆腐，纵使主顾大量，未说什么，开小铺的总当过意不去吧？想避免过意不去，就应该在店门外张贴，言明本店只有臭豆腐，意在买新货的主顾，请勿登门可也。……但要卖，千万不要忘记，把店门外张贴的那份买新货者请勿登门的声明抄在货的包装上。（《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张中行卷》后记）
话说了不少，会有什么用呢？推想必用处不大，因为无论如何，你总是翻来覆去选，而且印了。
只好不再纠缠，改为说合伙型的，即选一些篇，与其他作者的若干篇合为一本，印了卖。作者非一，花样就更多，都可以看做他人瓦上霜，视而不见。单说与自己有关的。多数是不打招呼，就选，就印；其中有的印了，卖了，还是不打招呼。有的人有打官司的瘾，怂恿我到什么地方去告状，我在这里郑重说一下，请所谓侵权者放心，我仍是老作风，有闲，宁可坐在屋里诌打油诗，也决不为一壶醋钱打官司告状。合伙型的选本，也有不只先打招呼，而且请求推荐篇目的，这费力不多，我可以照办，因为合伙，就不会有同样货色反复卖的问题。
说到此，好像我对于选编的形式有不赞同的意见，其实不由然。我有意见，不是因为选，是因为反复选。即如我自己，也曾把谈人的文章，择要编为《月旦集》，目的是喜欢看这类文章的读者就可以一网打尽。而由选编我又想到个愿望，是所写之文，如《桥》《蟋蟀》《剥啄声》《起火老店》之类，述说对身边事物的观感的，如果能凑几十篇，集为一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会放在枕边，渴望剥啄声而终于门庭寂然的时候，翻开看一看的。只是可惜，时至今日，我如京剧《女起解》中崇公道所慨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位焕霞录入
《流年碎影》 旧地新情（1）
《后汉书·襄楷传》：“浮屠（佛门的出家人，后来多称和尚）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爱，精之至也。”这是其时所谓道人的生活态度。至于我们俗人，至少我觉得，对应的态度就无妨相反，而是宿至于三，尤其超过三，就应该生恩爱，不得已而离开，也要恋恋不忍去。我幸或不幸而有了生，未夭折，虽然生的旅途平淡少奇，回顾，宿多于三的地方也太多了，那么，生了恩爱，离开的时候都曾泣下沾襟吗？如果我也惯于编造小说，就可以这样描画，可惜我不会编造小说，但写实，也总要说恋恋不忍去的。当然有例外，比如在干校，那是接受改造，身心都痛苦，一旦放还，装箱，卷铺盖，离开那个床位，就并未恋恋，因为其前没有生恩爱。以上是泛论，完了，改为说具体的。旧地，指我的工作地点人民教育出版社，称为旧，是因为解放之前，它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第二院。第二院是理学院，我是文学院（第一院）学生，上课地点在红楼，可是大学办公处在第二院，办什么手续要到那里去，那里还有个大讲堂，上普修课，听讲演，参加什么集会（如刘半农的追悼会），也要到那里去。此外，我走入校门，同那里还有开卷第一回的因缘，那是一，报名是在数学系楼（今之高教楼）南面的廊下；二，录取榜是贴在大门外的板壁上。总之，那里是我的母校，毕业后若干年入其门，就颇有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之感。再说入其门，我是由1955年6月下旬社由教育部小红楼迁入的时候开始，而这里所写是1981年春夏之际以后的事，是因为以前的入其门而未宿（大革命中受命集中，不许回家的若干日，与宿桑下有别，不算），这之后，门内有了下榻之地，入其门，不只可以三宿，而且事实是断断续续，宿了十数年之多。时间如白纸，拉长，上面就可能，或说不能不写上一些文字，会不会有生恩爱之类呢？想捡拾这方面的碎影，看看。
由得下榻之地的因缘说起。其时我是无房户，住在北京大学（新的，即昔之燕京大学）朗润园，是借女儿一间房。朗润园在校园内东北角，我上班，由住处出学校西门挤公共汽车，要走十五分钟。然后是等，挤，都成功了，到白石桥站还要换无轨电车，坐或立到景山站，走六七分钟，到社。总而算之，要费一个半小时左右，外加精力，而来后还有去，就成为每日三个小时外加精力。我身受，语文编辑室的头头理解，不言而喻，如果社里能有个住处，就可以公私两利。两利是希望，应该说是由1979年年尾迁出饭店到社的新楼上班的时候起，可是希望能否成为现实，还要看有没有实现的条件。等条件，一等就是一年有半，而真就来了，是由东北借调助编课本的两位女士任务完成，回东北，她们住的一间房，两个床位，成为燕子楼空。其时孙玄常兄早由晋南来，到社里帮助编高中语文课本，在其令弟的福绥境大楼里借住，更是无房户，于是照顾两个白头翁，把这间房给了我们。房在工字楼，入面南楼门，左转再左转，有两个南窗的那一间。房原是老北大的教室（一部分），大革命前曾用作叶圣陶先生的办公室，高大，敞亮，是优越性。还有个优越性，是原来住的二位，从社里借了被褥、脸盆、暖瓶等全套装备，我们也继承了。用经济学家的慧眼看，还可以再加个优越性，是算集体宿舍，就不收房租和灯水等费用。查日记，我们是1981年5月29日住进去的，我高兴，秀才人情纸半张，还诌了一首七绝，题目是“新下榻处为母校二院工字楼与玄翁同室题壁”，诗云：
五十年前教学楼（1931年为入学之年），洪涛过后半方舟（大革命之后，后半拆去，改建为五层楼的家属宿舍）。
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
住进去之后，就迎来更大的优越性，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包括自留地的）上。我习惯早睡早起，不看电影不看戏，住社里并且不看电视，所以成为定例，早六点进办公室，晚九点出办公室，除三餐和午饭后躺一会儿之外，可以终日面对书或稿纸。现在回顾，十几年，为公，为私，编写了十几种书，虽然大多不成气候，而计劳有苦劳之说，这能劳，有不少就是在旧地得个下榻处之赐。这下榻地，与孙玄翁共用，差不多两年，想也说说这位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他有个好籍贯，浙江海宁，多才与艺，能诗词，能中西画，治国学的各门类，还厚古而不薄今，通英语法语，攻现代汉语语法。成语有个恃才傲物，他未能免俗，眼眶高，就常常不能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为此，1957年挣得一顶右派的帽子，押出国门，发往晋南稷山县，过低头忍辱的生活二十年。拨乱反正，有个时期，户口可以重入国门，因为他未抓紧，错过。这次来京，先是应人民大学之约，开《左传》课，课结束，赶上社里编课本任务重，就来社里帮忙。然后说共住，因为共朝夕，时间略长，对于他就有了新的了解。先说大醇。以参禅为喻，他是祖师禅，我是野狐禅，因而闲谈，他就多论道，至少是论学，我大多是未洗耳而恭听罢了。再说（用常人眼看的）小疵。他有才而使其才，因而做任何事都快，也就难免粗枝大叶，甚至丢三落四。一件使我至今不忘的是锁门常常把钥匙忘在屋里，以致回来就不能进去。还有一次是丢了眼镜，钻到床下去摸，终于摸不着，后来发现，原来不在床下而在床上。他好交，常常进谒社会名流之门，也就有不少人来看他，印象不深，从略。单说个印象深的年轻姑娘，名魏亚田，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吧，常来。印象深，是因为她理想（或说幻想）多而情热，所想和所行与一般娇羞的女孩子大异其趣。与玄翁结识的一幕可以为证，是在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玄翁买宣纸，她远远望见白发垂两鬓，大概以为像西方甚至文艺复兴时代的某画家吧，就上前问：“您是画家吧？”玄翁答曾学画。她进一步说：“我想跟您学画。”接着就到我们共住的地方来，成为玄翁的“入室”弟子。她已经离开学校，多闲，不能如旧时代闺秀之安坐室内绣花，就常跑来，坦白她的生涯和幻想，其中有出国、恋爱等等。像是想得很多，实现的很少。因为常见，对我也不坏，玄翁返晋南以后还来看过我几次。去者日以疏，渐渐，不来了，也许真就到国外了吧？祝愿她有不少的幻想能够成为现实。还是说玄翁，因为有个新规定，帮忙要是户口在北京的，他不是，不得不回山西。记得是1983年的3月中旬，他收拾行装，准备又出国门。我表示惜别，小礼是招待一顿酒饭，大礼是拼凑一首七律，题目是“玄翁将归晋南以戏语赠别”，诗云：
晚岁书林试滥竽，输君嘉遁出王都。讲章作嫁非真智（翁常谓我做选注工作乃为他人作嫁衣裳），匡雅传名信若愚（时翁奋力治《尔雅》）。胜业久参刘子骏（汉刘歆字子骏，精《左传》，翁亦然），清才应愧柳蘼芜（柳如是，号蘼芜，翁曾为我临其画，今尚存箧中。柳纤足，翁每有微辞，余曰，钱牧斋、陈寅老尚五体投地，况吾辈乎）。追思一事留余憾，未得寒宵听鬼狐（翁喜论道，无柳泉居士之雅兴）。
与玄翁在这间屋里共住近两年，得他的助益，除许多幅画（有不少是为友人求的）之外，还由他的介绍，印了一本《佛教与中国文学》，受他的激励，写了一本《禅外说禅》。
《流年碎影》 旧地新情（2）
玄常兄走了，这间屋由我一个人住。未派来新人，是出于惜老怜贫的厚意。老年人多喜静，一个人住有许多方便，此惜老也。我原来城里有住房，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而放弃，于今有了一间房，比如老伴进城干什么，就也有了下榻之地，此怜贫也。就这样，我在这间敞亮的屋里独自住了五年多一点，半方舟的这座楼也要现代化，或说经济化，两层变为三层，即将动工，我只好迁出去，当然仍有下榻之地，但不再是母校原有的。五年，时间不短，所经历，身，心，都不少，也可算作千头万绪吧，因而就写不胜写。幸而前些年写过一篇《府院留痕》（收入《负暄续话》），其中关于这方面，曾说了几句概括的话，为避难就易，抄在这里：
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思昔，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间屋里一共住了七年，春风夏梦，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的怅惘。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现在想，只说到岑寂，还是轻描淡写了，因为分明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诗：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有约思张范（张劭、范式为生死交，见《后汉书》），忘情愧老庄。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摇红，烛也）。
依中国文学的传统，蜡烛垂泪是替人的，则心之所经就不只是岑寂了吧？也是总算都过去了。
如果迁入工字楼的这间屋也计数，算作一迁，我在母校第二院的居住史就可以上比孟母，共迁了三次。二迁是迁到招待所；在新建的三号家属宿舍楼西部一半的地下室。招待所有南北两个门，进西端的南门，下台阶，右拐右手（向南）第一间房就是我住的。面积小多了，但保持原状，仍支两个床，我睡西面的一个，东面一个可以放些东西。我是1988年4月7日迁入的，住到1990年4月17日，共是两年多一点。招待所是旅店性质，语云，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人同此心，我也就没有结庐安居的感觉。
还是1989年的初夏，社最北部东西一个长条的五号楼（两层，下为家属宿舍，上为办公室）楼上有空屋，曾建议我迁过去，我谢绝了，因为这座楼屋顶不能隔热，夏天室内温度太高，难得入睡。到1990年春季，不知什么人想的高招，楼顶加个大块空心砖的砖棚，推想可以隔热，我于4月18日迁过去。房为筒子形，南北对面两排，我的一间在南面，编号为221，在楼的中间偏西，估计地点相当于原公主楼的东端。室宽大，缺点是窗外不远就是五层的四号家属宿舍楼，阳光几乎永远不来“光”顾。这关系不大，因为大白天，我总是在办公楼的办公室里活动。三迁到这里，我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