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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适意的事也会变为无所谓，总之我就淡然视之了。想不到这偷安的局面未能长此延续下去，是1995年的4月4日，周二，我照例要进城，早起，收拾，提起书包，忽然感到无力，气短。如见故人，熟识，知道是心律不齐反复，沉吟一下，老皇历，以为不久可以恢复，还是挺着，登上班车入城了。到社里，我自己不谨慎，求个年轻人去医务室拿治心律不齐的药，可能这位年轻人绘影绘声，于是而医务室的大夫，而社里的高级人物，都知道了。来询问，我说老毛病，不久就会平复。可是这一次，老皇历竟不灵，也因为入城的几天照例不得闲，人来人往，未多休息，过了一昼夜，未恢复，又过了一昼夜，还是未恢复。时间拉长，超过第一次，想亡羊补牢，于6日晚回家，卧床休息。更想不到，7日晨，已三昼夜，8日晨，已四昼夜，仍不恢复。常来电话问情况的社里出于关心老职工的厚意，不再迁就我的天道主义，来车来人，把我送到主要对付心脏病的安贞医院。检查，给些药，本来可以吃吃看，想不到由另一个渠道又来了厚意，是有个亲戚在中华医学会，神通广大，当天下午，未办住院手续，就把我推进高干病房。这之后是想住也得住，不想住也得住，我也就只好仍是已成事实，不想它了。
其后是住进去之后，恕我比喻不伦，也许与住监牢有类似之处吧，就不再有自由。医院也有惯例，你在门外，不管，入了病房之门，就要检查各部位，由头顶到脚跟。而时间的安排自己不能知道，所以每日早饭（还有不许吃早饭的时候）之后，就要如住监牢之等待开庭（旧曰过堂），也就有点忐忑不安。检查，有如过关，有的容易过，有的不容易过。幸而未借助于鸡鸣狗盗，都顺利过去；意外，还受了两次表扬，一是除“心坏了”之外，一切都正常；二是夹鼻孔，口中插圆桶，吹一种什么，力量不小。不过表扬是表扬，最后判决，还是不能不依法并查有实据。经过三位专家诊断，作了结论。有垂头丧气的一面，是如此年岁，心律不齐不能治愈；还有扬眉吐气的一面，是慢慢适应，关系不大。我守医院的清规戒律，绝对服从，如此如彼而不问所为何来。到近尾声的时候，忍不住，问了两个问题。一个问专家，说我还有一本书没写完，能不能继续写，答没关系，可以写。还有一个问病房大夫，问这一次出去戴不戴帽子，如果戴，戴什么，她答得简明干脆，冠心病。就这样，住了一个月零一天，于5月9日，仍以住监牢为喻，不是无罪释放，是假释待审吧，出院了。
住院的生活也有值得说说的。医院的设备不坏，病房的东门外有个不小的花园，内有假山、水池，种各种花木，正是暖春，牡丹开得很好。早晨空气好，可以到那里散步，温习我的蹩脚太极拳。因练太极拳，结识个病友，某中专的女教师王妙华，原来我们住得很近，出院后还有些来往。这是新相识；旧相识，依世风要来问病，就为数很多。我感激，但是，不是对人，是对事，也不免有些意见。这是都不空手来，必大包小包，谈一会儿，放下，走了。我怎么处理？水果之类，我不吃，不敢转赠护士等人，据说这算犯规。只好嘱咐家里，几乎天天要来人，往家里运，到那里再想办法。还有，据说是由外国学来的，送入口之物，级别不够高，要改为送入目的，曰鲜花。我不赞成这类新玩意儿，因为据说，很贵，而在我的眼里和心中，却是百分之百的无用，不如一个烧饼，只是人民币三角，却可以吃。可是人家的高（高抬我之高）意，要谢，谢完了还是要处理。陈之案头？过于多，放不下；过一两天，如佳人之年老色衰，更不好办。又一次急中生智，斗胆走向病房的值班室，问送鲜花算不算犯规。答不算，我如罪犯闻大赦之令，再有鲜花入门，待送者出门，立即转往值班室。所以想在这里说一下，估计我是还会住院的，诸相知相识，肯枉驾，我感谢，只是恳求都空手而入，如果必欲从旧风或新风，持礼物，那就买个烧饼吧，惠而不费，我加倍欢迎。
出院了，依常情，应该算作完事大吉，然而不然。在病房的后一半，感觉食欲减退，而且像是越来越厉害。以为是少活动，身体不需要，希望出院后能渐渐恢复。可是出了院，过了些时候，上饭桌，不想吃的情况有增无减。我还没有为此深思，家里人沉不住气了，把学医在张家口医学院工作的大女儿叫回来。拉我到光多的阳台上去检查，以目验目，发现眼内泛黄色，疑是黄疸。又过三五天，胳臂的皮肤也泛黄，不必疑了，断定是黄疸。立即找原因，肝受损是确定的，何以肝会受损？最容易想到的一种可能是肝炎。为确诊，跑医院，安贞，北医，都说不像。那么，是什么呢？起用归纳逻辑的求因法，这不是，那不是，只剩下一种可能，是药中毒。住院，吃的一种西药名地戈辛，有毒，每天早晨吃一片（其实很小），已经吃了五十一片，发现黄疸后问两个专家，都说量过大，像我这年岁，应该半片。原因大致定了，治法单纯，吃养肝退黄药。合中外兵力，恨病吃药，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种。若干次。何以恨？无力、无食欲之外，最难忍的是皮肤发痒，难入睡，有些地方挠得血染内衣。真想不到，出院之后反而病重了。也就只能静待，待药力和时间送来转机。从5月9日出院算起，大折腾一个多月，病情才有消减之象，只是不快。为增加静待的坚忍力量，我又拿起笔，断续地写一些。记得是过完了8月，这次的意外之灾才算是未胜利而结束。——也可以说有个胜利，从俗，露脸的事要外扬，这里记一笔。是正急于“扫黄”的时候，来探病的人中，不只一位，劝我接受气功疗法，并说，如果我同意，他（也有她）可以带某某大师来。我说我不信，好心人责我过于主观，说应该实践之后再下结论。我的怀疑主义受到挑战，一时无名火起，决心应战，说，可以尝试一下，但要先提三个条件，一是不给钱，二是发功不附带条件（如说，因为你不信，也可能不灵），三是见效要立竿见影，比如至多三天，黄尽退，如果真能够这样，我保证写文章，公开承认怀疑是错误，应该信受，现在当下，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在家恭候，希望随时光临云云。至此，我不得不说一句胜利冲昏头脑的话，是直到我黄已退尽，也没有一位能发功扫黄的大师光临，我也就不必执笔，公开承认错误，而改为电告于光远先生，说同他一样，我也胜利了。
《流年碎影》 心坏了（2）
再说另一次的住医院。是10月下旬的29日，我游完正定、赵州、邯郸诸地之后，乘汽车由石家庄回到北京，赶上大风降温，室内尚未供暖，感冒了。这次的表现特殊，不发烧，只是咳嗽，而且越来越厉害。又把大女儿叫回来，守着我。渐渐，夜里不能躺了，因为躺下咳嗽更厉害，呼吸困难。已经连续五夜，听肺部，有发炎征象。天老爷，我这年岁，肺炎！孩子急得联系医院，几处，都不如意，不得已，才向我的一个熟人在总参工作的求援，这一次诚则灵，于11月8日上午住进三○五医院，总有一个女儿陪床。治法主要是打点滴，据说是先锋五号。效果显著而快，十天左右就完全平复。这个医院房屋高大，病人不多，安静，又因为有孩子为料理杂事，生活比较舒适。与安贞医院相比，只是没有那样的花园。可以面东望见一个花园，因为东邻是北海。这次住院，来探问的人不多，因为遵医嘱，肺发炎不宜于多说话，有些人电话中问地址，挡驾了。共住半个月，出了院。可是病来病去，关于病的面目，我却未能看清楚。病床上挂个号牌，姓名之下还有一行字，是“肺炎恢复期”。这代表医院的诊断，可是咳嗽很厉害，尚未点点滴滴，怎么就到了恢复期？又出院之后，一个医学专家问了我的病情，说是一种流行病，名“支原体肺炎”，并且说，这种微生物有遗毒，须咳嗽停止后一个月才能消尽。果然，出院之后总感到未能如往常，直到12月下旬才复了原。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肺炎呢？七品芝麻官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以我这老朽之病验之，糊涂也并不难得。
总是都过去了，明白不明白也就无所谓。但一年终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要算算总账。这是大病三度，住医院两次，连折腾在内，受了不少苦，耽搁了不少时间；所得呢，不过是“心坏了”而已。但是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那就追来者，希望猪去鼠来，不再住医院吧。马秀琴录入
《流年碎影》 先我而去（1）
题目的意义甚明，是有的人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显然，这“有的人”就要加些限制，不然，无限的我知之而不挂心的人就会闯进来。这限制就是“挂心”两个字，如果有兴趣作笺注，可以加细说，是很希望能够并肩走到生命的尽头，可是他先走了，我老了，记不清旧事却又难忘旧事，而每一想到就感到凄凉。此亦残年之重要心境也，依本书的体例，应该说说。人几乎都是前面提到过的，这里虽然是用老眼看，也难得避重复。补救之道是偏重说怀念，点到为止。人凑了十二位，整整一打，下笔，以辞世时间的先后为序。末尾加说一位，情况与那十二位不一样，不是为己，是为人，人者，为数不少，茶余酒后，喜欢听听别人的异性间的牵扯，以遣自己的有涯之生者也。以下入正文。
一、梁政平，1951年5月29日作古。相识的因缘，交往，前面都已表过。这里只说，我一生，可以称为“知己”的朋友不算少，可是心情上视之为家庭的一员，却只有他一个。他过早地走了，四十多年来，我在人海中颠簸，多有苦，间或有乐，愿意有个人分担，总是最先想到他。近两年来，我们老夫妇离开女儿独立度日，风晨雨夕，感到冷寞，看看四壁，就禁不住想，如果他健在，他就会坐在不远的椅子上，那该多好。
二、李九魁，1967年3月8日或9日作古。关于他，我不只在前面写过，而且列为专题，用他的别号，曰“李也鲁”。他走了近三十年，我总是怀念他，是因为一，他为人厚，有时甚至近于迂；二，对我厚，够得上患难与共；三，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精神受折磨，仍不忘故旧，以致死于车站的候车室，想到就不能不心酸。而又常常想到，单说1995年10月下旬在赵州桥畔的一次，是东南望，知道不远就是他的家乡宁晋，记得曾约我到那里看看，现在是人琴俱亡，近在咫尺也没有去看看的勇气了。
三、刘旌勇，1969年1月26日作古。同于李九魁，我也是写过他，而且列为专题，曰“刘佛谛”，两次，一次入《负暄琐话》，又一次，在这本书的前面。一再写他，原因之小者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赶回老家的威胁，服毒自杀，死得惨。原因之大者是通县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多有聚会，合得来。关于聚会，记得最清晰的是50年代到60年代，我住在鼓楼以西，他住在鼓楼以东，一街之隔，周末的晚饭，座上一定有他。他记忆力好，健谈，乐观，题材为严肃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只能喝一点点酒，一杯下肚，面上泛红，谈开天旧事或红色新事，相视一笑，就颇有同苦同乐的温暖感。现在呢，我听医学家的高论，晚饭时饮白酒半杯或黄酒三杯，如果是周末，看看对面，就不由得想到他。我还有酒喝，所失却太多了。
四、曹家琪，1973年2月27日作古。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是间接的，因为父被批斗致死，母被赶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肾炎，终于不治的。他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态，与我深相知，所以我虽然长于他十几岁，却得他的帮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时像是走到十字路口，为道多歧而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请教了，还能说什么呢？不得已，请《庄子》代说几句：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五、王勤，1977年4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穷苦的人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穷苦的人于一堂，学时风之什么赛，得冠军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也就一辈子没混上个女的。独自住一间隔为两间的土房，入夜，一灯如豆，他会想些什么呢？据他说，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们村头的地里干农活，他才十岁八岁吧，常来找我玩。其后就劳燕分飞，但他没有忘。一晃到了70年代初，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