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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做崇高的享受，可是藏在心里，秘而不宣，是怎么回事？此情况是千百年来久矣夫，成为问题，也就分量加重。记得我不只一次想过，古人说“饮食男女”，何以饮食可以摆在明面上，有关男女的事，许多不能摆在明面上？来由是什么？所求是什么？试着找些答案，都未能圆通，知难而退，也就不再想。还向反面进一步，是承认习俗的权威，虽感到有所失而不敢造反。这所失，我在一篇小文《老温德》（收入《负暄三话》）里曾经说到，是人的一生，经历写成史传，所述几乎都是外面的，至于内心深处的活动情况，就秘而不宣，带走了。这一部分，价值可能更大吧，可是竟是一片空白。这样，由《史记·五帝本纪》算起，四库史部的财富，所失就太多了。
那么，就发雄心，立壮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我作古吗？重复一遍，曰“不敢造反”，因为人生于社会，是社会动物，不当轻视社会习俗的力量。再有，比如像写小说一样，说我在某地见到某佳人，立即神魂颠倒，拜倒在超短裙下，佳人始则沉思不语，时间拉长，终于为我的情痴所动，变为微笑云云，履行电视剧的老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以下反求诸己，还是不写小说，不演电视剧，谈柔情，谈情网，虽是以诚相见，却仍是重理而不重事。
我是常人，而且是庄子所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的常人，也就没有孟子那样的修养，“四十不动心”。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是到了桑榆之年也未能不动心。这样，借天之力，未夭折，借地之力，今天在这里见到这一位，明天在那里见到那一位，日久天长，由十而百，由百而千，而心则永远如止水，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由正面说是，我曾生柔情，即落入情网。入网，非自投，乃出于定命之下的不得已，其理由前面已经表过。为了靠山更多些，还想由己身扩大为说说常情。先扩到最大，包括男男女女，“何莫学夫诗？”风诗第一篇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你念的那个本子只有上句，没有下句，你会怎样？消极，感到有缺漏；积极，拿起笔添上。这就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认为“窈窕淑女”之后应该有“君子好逑”。再扩到范围小些，不要男男而只要女女，敢问，头发烫得弯弯的，眉毛描得细细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身上花枝招展，着尖头高跟鞋，走路学时装模特，如柳条在春风中摇曳，所求多种，其中就没有“仁者心动”吗？如果有，天不生情网，人不一滑而落入，就太对不起“天将间（读去声）气付闺房”了。理由不一，结论却只是一种，是我之曾生柔情，曾落入情网，乃上合于天，下合于人，坦白承认，并不觉得脸上无光、心中有愧的。
各种道学，出于“仁者爱人”之诚，也许会说：“你的笔也走得太远了！”谢谢，可是我还想走得再远些，说说柔情之箭的所射，还有不是当代的。只说心影最清晰的两位。一位是明末清初的柳如是，箭射向她，不是因为她是风尘女子，而是因为她才过于高，我所欣赏主要是表现于书札的，为地道的晋人风味。读这样的书札，很爱，就不能不联想到写的人，就算作爱屋及乌吧，也就很爱。另一位是清朝乾隆年间苏州人，沈复《浮生六记》所写的女主人陈芸，她明慧，温婉，经历坎坷，早亡。没有著作传世，可是如沈复所记，是常人中的非常，就很可爱。我不隐瞒思慕的感情，1976年春季在苏州住半个月，常到沧浪亭里转一转，就是因为沈复家在沧浪亭旁，里面有不少陈芸的足迹。
语云，不要替古人担忧，还是以回到现时为是。仍是老规矩，主要是说说（我的）有关情网之理。想触及两个方面，所由来和所求。先说所由来，即培育柔情的土壤。异性，用不着说，除非心理属于变态。年貌当然重要，但也要承认，情人眼里能够出西施。才和学呢？如果两项相加是一百，我，也许还能代表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才应该占百分之八九十，因为明慧是由才来的，不明不慧，引起柔情的能力就下降了；至于学，多，高，换来学位和高职称容易，换来柔情反而不容易，此不少女博士之所以成为“嫁不出去的姑娘”也。与年貌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是性格，最好是温婉，仍比作土壤，温是有和风送暖，婉是肥料、水分都合适，柔情的种子自然容易萌芽，很快成为壮株，就欲不“隔座送钩”而不可得了。
《流年碎影》 情网（3）
再说所求。情和理宜于分别说。发乎情，简单，是投之以柔情，希望报之以柔情。但正如一切希望，能否如愿，还要看多种关口能不能都顺利通过。最难闯过的一关当然是对方也生柔情。对方，非己力所能左右，所以对应之道就不如、或不得不变发乎情为依于理。依于理，可以不放弃（严格说，放弃也是非己力所能及）柔情而相机处理。这机是对方的态度，可以总括为上中下三等。上是也生了柔情，即随着也落入情网，那就成为同在一网之中，微笑、眼泪等等都“与朋友共”了。中是对方未生柔情，而对于飞来的柔情，也是缘于人之性，官尚且不打送礼的，况粉黛佳人乎，也就会有感谢之情生于心，表现于外，可以称为理解，甚至谅解。这样，己身一人在网里徘徊，虽不免于惆怅，但想到意中人能解，引用退一步法，也就可以勉强得知是之常乐了。下是对方硬是不理会。有多种情况，缥缈的一端是人在天上或天外，质实的一端是投之以火球，报之以冰块，总之结果是一样，可望（甚至是可想）而不可即。如何对待？我的想法，可以学习堂吉诃德，把这样的意中人看做杜尔西内娅吧。
所求，反求诸己，也会碰到得不得的问题。这方面，想看此篇的某公某婆，某才子某佳人，所希冀就与我之所做有了较大的距离。所希冀是我写流水账，依时间顺序，一笔不落。我呢，只能概括说，有所得，而且分量不轻，那是，整体，在冷寞的旅途中看到生意，在严酷的环境中得到温暖；零碎，笔下，不三不四的文字堆中，有些诗文，我所偏爱，大多是在柔情的动力之下写出来的。
至此，应该结束了，忽然想到佛门有三世之说，能不能兼想想未来呢？未来在不定中，想就宜于表现为希望。那就说说希望，是弥留之际，如果天佑下民，应有人在身旁，“执手相看泪眼”，这人就最好是与情网有关的。
《流年碎影》 自我提前论定
经验世界，事皆有首尾。人的一生也是这样，锦衣玉食，或居陋巷，食不饱，也都要有个结尾。可能为人所独有，到结尾，回头看看，还不免想到是非功过，曰论定。有多少人曾想到自己的是非功过呢？因为很少人如昔之张宗子，写《自为墓志铭》，今之启功先生，写《自撰墓志铭》，也就难于知道。语云，盖棺论定，这论定都是己身以外的人写的，因为，即使如昔人所信，灵魂不灭，盖棺之后，也要忙着往阴曹地府，听阎王老爷去论，去定，自己就无能为力了。出于别人的论定，有优点，是旁观者清；但也会有不足之处，是所知终归不能如己身之多，还可能守“君子成人之美”的古训，隐恶而扬善。这样说，是自己论定也有优点，所以想利用还能拿笔的方便，捷足先登，试试。
旧和新都有遗传之说，所遗所传主要是天命之“性”。就理说，比如所得于父者为二分之一，母也是二分之一，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各四分之一，上推，渐减，但无论减到如何少，终于不能成为零，所谓“万世不绝”是也。不过转为实际，也可以只追到父母。我的父母都是旧时代的农村人，就性格说，我论定，父是“直”，母是“谨”，我的一生碌碌，也许与这样的授受有关吧？不能确知，只好推开，说确知的。
如买西瓜，先挑个大个儿的，曰立身处世。关于立身处世，圣贤加理想，是要辨义利，争上游，万不得已，宁可舍生而取义。我是弱者，没有这样的魄力，所以应进的时候，不敢走陈胜、吴广揭竿的路，应退的时候，未能走伯夷、叔齐采薇的路。这样进退两失据，所求为何？也只是保命，看着妻也能活，儿女能生长而已。有人说，此乃千千万万人之所同然，似可不必内疚，但生而为人，总当取法乎上，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惭愧。
其次是治学，我幸或不幸，碰到上学的机会，而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而教书，而编书，又来于兴趣，而买书，而看书，而写书，可说是一生没离开书。可是说到所得则非常可怜，是没有一门可以够得上“通”，更不要说“精”了。我想，这是因为生来不是读书种子，以致面虽多对书而心“浮”，浮则难免游离，于是而“杂”，而就如老伴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稀松带来多种恶果，只说个最难堪的，是有时被人推上讲台，面对诚心诚意的若干人，应该拿出点像样的，可是肚子里没有，就不能不悔恨昔年的“无所归心”了。
再说一种是，纵使略有所知，也常是知之而未能行。这种情况，分说细小的，难，也不必要，想说个总而大的，是多年来深信老子的“为道日损”，至少对于我，乃“朝闻道”之道，可是碰到实际，就总是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也知道清水好，却还是经常在浊水里走。”知而不能行，有时心里是苦的，还有时化为希冀，如《蒲团礼赞》《惟闻钟磬音》之类的小文，表现的就是这种心情。希望能够坐蒲团，听钟磬音，正好说明我未能“为道日损”，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定命吧。
定命，无可奈何。然而荀子有人定胜天的想法，希圣希贤，也未尝不可以到檐头墙角找找，看看有没有“享之千金”的敝帚，可以拿出来让自己安慰，路人注目的。试试，居然也看到一些，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也说说。
仍是先说个分量最重的，是对人，或说人对人，我以为应该如何。这如何是重视平安幸福，而平安幸福，包括自己的，同样包括别人的。作为一种处世的准则，或说信仰，限于我自己，也是由来远矣。儿时，不少长辈的身教言教是。“志于学”以后读书，接触儒家，念“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觉得很对。其后接触佛家，见有“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话，纵使知道范围扩大，很难做到，但其心可敬，仍觉得很对。又其后，接触一些西方的，其中有个英国的边沁，讲道德，讲政治，追寻“善”的本质，说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用科学格调的话述说东土的“仁”和“慈悲”，我还是觉得很对。不同学派说的话不同，意思则是“一以贯之”，用世俗的话说，不过是，小则人与人交往，大则求治平，都应该“对人厚”而已。我信服此理也是一以贯之，行呢，人微言轻，常苦于力有未逮，而心向往之则终身不变。表现于言和文也是这样，赞成与反对，决定于所行是与人以幸福还是与人以痛苦。
其次是前面说的“杂”，由另一个角度看，也带来善果，是“自己觉得”，对于事物的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好坏之类，有大致可用的判断能力。这方面，说句吹牛的话，也是一以贯之，所以就能够不随风倒。这一而贯，有来源，是价值信仰（如王道比霸道好）加思维方法（如特称肯定判断对，全称肯定判断必错），而选取的力量则来自康德说的“理性”。能选取，力量至大，地位至上，以致我自己也只能绝对服从。服从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得失？曰有，而且不少，只说一时想到的。论定是辞赋的“乱曰”，应该多来点好听的。那就失只说一种，是容易不合时宜。得呢，想用形象化写法，凑三种。一是成立红卫兵之队，为某种“伟大”目的而去抄家，去杀人，我不会参加。二，有时动口成言，动手成文，求言之成理，纵使只能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也决不会出现，如说“定此处为曹雪芹故居，可见曹雪芹必住过”那样的荒唐。三，我一向赞赏戈培尔有关宣传的定理，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可是我却未能奉陪，而是千遍万遍之后仍是不信。
再其次，沿着假话往下说，是我回顾，不只说过假话，而且次数不少。各种形式的，由小组讨论谈体会到大会或长街喊万岁，都是。予岂好说假话哉，予不得已也。至于近年来的写不三不四之文，非不得已，就一贯以真面目对人，不说假话。或说得更准确，是所想未必说（或无兴趣，或无胆量），而所说就必是己之所想、所信。
最后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