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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冯玉祥的代表的国民军在西北方，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东南方，争夺京、津、保一带。混战一个短时期，国民军败了，一段一段往西北撤，胜者当然是一步一步往西北进。于是而通县一带，也就有了国民军残部（查资料，属唐之道）往西逃、直鲁联军先头部队（属李景林）往西追之事。耳闻是有疏疏密密的枪声和间或一两响炮声。步枪声有时很近，像是就在北城墙以外。其时我们的好奇心胜过怕死心理，就约集几个人，记得是上午，登上城墙（东部有路），伏在上面看。就在城外不远，有零零星星的兵，西方的边射击边退，东方的边射击边西进。划空的枪弹声不断，可是没看见有人倒下。世间的战争不少，文字记载（包括小说）的战事更多，亲眼所见，一生也只有这不起眼的一次。与现代化的大战相比，这次的冲突确是微不足道，可是对我们的影响却不很小。先是一次怕。国民军以纪律好著名，我们不怕；怕的是直鲁联军进城，轻则抢财物，重呢，会不会打人杀人？果然有一些就进了校门，职教员，学生，有些已经回家，剩下的只好闭门室中坐。幸而入校的是胜利者，还要定时归队，抢，时间不能过长，取物不能过多，恐怖时期一会儿就过去。现在只记得，教体育的马骥德老师，右口袋的五块现洋被掏去，左口袋的一百多元钞票却保住了。更大的影响是课停了，复课无期，还担心战争的进退有反复，都认为不如趁战场西移，赶紧回家。可是离家一百多里，长途汽车没有了，怎么走法？形势是只有回家一条路，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记得是四月后半的某一日，与既同班又同乡的郭士敬商妥，第二天早起，只带一个小包，结伴步行回家。第二天赶上大风，路上情况，留到下面天象部分说。
再说人事的另一种，1928年的小型易代。大局面是南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挂国民党牌号的势力北上（所谓北伐），压低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说压低，不说消灭，是因为到北方，真枪实弹用得不多，原来的地方割据势力，看南风力大，表示归服，最突出的如东北原来的奉系，费了若干周折，才接受南京政府的官号，换为青天白日旗，也就过去了。这里只说小局面，是通县，尤其学校之内。记得是暑假之前，许多人感到空气已经是山雨欲来。征象有模棱的，是一些自视甚高的同学于原来的傲慢之外又加上不少得意，并且常常三三两两，在僻静的地方耳语。征象还有确实的，是有些人（或说就是那些自视甚高的）积极出动，拉一些圈外的人加入什么组织。我也曾受到这样的劝说，意思大概是年轻，应该有大志云云；至于行动，则说得吞吞吐吐。其时我对这些毫无所知，但感到必与争统治权有关，心情是怕加怀疑。就在此时，一个上班的同乡侯君也来劝说，意思是那些人鬼鬼祟祟，拉别人都是为自己的私利，要躲开他们。其时我还没有接近佛道，可是竟也以为一动不如一静，于是趁着放暑假，打点个小包，坐长途车回家了。
假期终了回来，情况真就变了。从上到下说，最高的统治机构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变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其次的统治机构由直隶省京兆变为河北省；学校的牌号当然要随着变，京兆师范学校寿终正寝，改为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然后是校内，语云，一朝天子一朝臣，无党无派的刘校长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其下的主任，以及一部分教师，也就不免有些变动。转为说我们学生，值得说说的变动主要是心理的，总的说是由原来的一贯平静变为一阵子狂热，也就由原来的不识不知变为自以为豁然开朗而实际是同样糊涂甚至更加糊涂。仍说心理方面的表现，是：一、相信自己真就认清了治平之道，即不少人高喊的三民主义；二、自己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心理必表现为行动，是几乎是全体同学，都填表，加入国民党。都加入，热度不同，少数热得烫手的，出入党部，天长日久就有得，或挣得某种官衔，或相中个意中人，成为眷属。曾狂热而没有完全放弃冷静的，也许因为无所得吧，不很久就有些灰心，至少是疑心，觉得所谓革故鼎新，大概是换汤不换药。这灰心或疑心，也许在上者也有所察觉，于是而有党员重新登记之举。我是既灰心又疑心的，所以就放弃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头衔，钻入小图书馆去念鲁迅和雨果去了。后来回想，经过这次小型易代，我也不是毫无所得，这所得，说最值得珍视的认识，是听到什么口号就头脑发热，结果常常是一场空。
再说天象。其一是大风，上面已经提到，是避战乱，回家的一天遇见的。从早起说起，是天刚亮，我和郭士敬就走出校门。已经起风，不很大。不到早饭时间，空腹出来，希望到街上买点吃的，没想到家家闭户，卖什么的都没有。只好怀着希望往前走。出新城南门，上了京津公路，风转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兵。——也曾遇见一个，躺在公路右侧的田里，虽然风很大，还是臭得使人作呕。其后若干年读佛书，修持方法中有不净观，我曾想到这个屈死鬼，认为以不净设教，确是有一面之理，可惜事实是还有另一面，是生的红粉佳人不是臭，而是香。言归正传，约莫走出十几里，风更大了，幸而我们也是由西北往东南，顺风，记得一抬腿，这条腿就被风推得往前移；背自然更是这样，总像是有大力往前推。谢谢风神关照；只是神也各有所司，不能使我们把空的肚皮装满。又向前走一段路，实在饿得难过，迈步的力量也小了。我们商量，可否用讨饭的办法度过困难。路左侧二三里有个村庄，我们想试试。继而想到登门，张口讨饭吃的情况，觉得太难为情，只得仍往前走。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走到马头（位于通县与河西务的中间）以北四五里（已走出约四十里）的长林营，坐长途汽车常见的路东侧卖食品的那个小店里有人，我们进去，说明空腹回家的情况，问有什么现成吃的，如花生之类，先吃点。店主人说，他们逃兵乱，也是刚回来，屋里都空了。我们求他想想办法。他动了恻隐之心，到后面找找，说缸里还有些玉米面，柴还有，“给你们做一斤面的糊饼吧。”我们千谢万谢，等，好容易熟了，端来，我们狼吞虎咽，吃到所余无几的时候才相互问：“这面有发霉味，你没吃出来吗？”语云，饥者易为食，果然不错。饭后，我们继续赶路，仍是借风之助，到河西务，下公路，又走三十里，未入夜就到了家。这是我一生中走路最长的一次，大约一百二十里，如果不借风力，估计是办不到的。
其二是大雪。记得是易代前后的某一年寒假，同路往河西务的十几个同学共同包一辆汽车（其时车都不大），早晨约八时由校门口上车。其时天气阴沉，已经飞雪花。车东南行，雪越来越大，直到中午才到河西务，积雪已经深一尺上下。离河西务不远的同学分散回家，剩下几个还要走一段长路的，不记得由谁带领，到一个熟人家去吃午饭。记得主食是烙饼，莱是肉片熬白菜粉条，因为既冷又饿，觉得很好吃。雪还在下，主人留住下，待次日天晴再走。我们怕雪转大，那就更难走，决定冒雪回去。路看不见了，雪很深，只好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如蜀道之难，直到天黑，也终于到了家。其后几十年，老天爷像是也泄了气，雪还有，却不能再见那样大气派的。
其三是纯冰雹。是一年暑假回到家里不久，记得刚过午，天气骤变，降了冰雹。块头不大，只有手指肚那样，奇怪是密集，不掺和一个雨点，只是片时就有两寸厚。想起来真是惟天为大，降冰雹也能清一色。但也只是这一次，后来若干年，若干次，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流年碎影》 进京
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进京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喻说，出门散步，无目的，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不知怎么一来，向东走了。所见，所遇，就限定为东方这一路，不易变，或简直不能变。这就成为像是命定的路，指实说是书生的路。不好吗？知足常乐，既是上帝限定这样想的，又是圣贤勉励这样做的。这是说，我不只安之，有时回想，还觉得如此这般也不坏。飘飘然了，就宜于或乐得加细说。然而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坏；从1928年暑后起，本来可以借助日记，不幸辛辛苦苦十年，每晚记，总有十几本吧，都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所以还是只能安于得其大略，甚至不得不模模糊糊。
以下就由模模糊糊说起。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上学，依学制，时间有定，熬过六年，毕业，拿到证书，用大而空的笔法，可以说是胜利完成。实事求是就不是这样，而是旧的破灭，主要是不能在原来的大院里白吃白住；新的渺茫，即离开旧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依法，或依通例，师范学校毕业，要到小学去当孩子王；小学，排在前面的是本县的小学，最好是城里的，不得已就下乡。本县不成，有机缘也可以到外县，入城难，就安于在乡镇。现在还记得，月工资是三十元上下，比北京警察（当时名巡警）的月饷高三四倍，所以在工农的眼里，仍是“唯有读书高”的高等人。但也有缺点，是：一、长年跟毛孩子在一起混，没意思；二、干到老也不会升迁，仍是个孩子王。其实这是后话，在当时，我大概连这类衡量高低、利害的余裕也没有，而是比缘木求鱼更泄气，守株待免。这兔是新的安身之地；称为“待”，是既没有什么设想，又没有积极去营谋。也是通例，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我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我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
北京，生地方，语云，人熟是一宝，只好找熟人。有个姨表兄刘荩忱（名国忠）在朝阳学院上学，学法律，住在他们学校附近，即东四十二条东口海运仓一带。我由他介绍并关照，住在十二条以北慧照寺街路南一个公寓里，记得同住的还有同班贾汇川和赵步青。生活既穷困又单调，主要是温课；中午和日落时，到附近小饭馆吃点最省钱的。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大概是七月初，报名开始，我到这两个选定的学校报了名，验明证书之后，交报名费一元，填写志愿是学文，即入文学院。因为后来入了北京大学，熟悉常见到的种种，至今还记得报名地点，是第二院（理学院）东路二层灰砖楼（数学系在其内）的南面廊下。这座灰砖楼有幸，大破旧物之后，到变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时候，还在死缓期，于是就活下来。是1991年夏天，我也有幸，还在这个大院里尸位素餐，为了纪念入学六十年，还在那个廊下照了相。当年的清爽变为一甲子之后的乱糟糟。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过去的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日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40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80分。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