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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吴晓铃先生的文章说，这位李永平先生早已作古。人往矣，并带走他的记忆力和助人为乐的高尚作风，每一想到，不禁有逝者如斯之叹。
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先说说布局。房子很大，由中间入门。东西都摆着四五个长方形南北向的大书案，一个总有三四米长、一米多宽吧，记得两面坐人，一面可以坐四五个。布局，包括书案和座椅，有定，其余则贯彻红楼精神，多自由而少拘束。这所谓自由，主要是三种。其一是，只要某一座位空着，就可以一屁股坐下，化为私有；说私有，是因有可以长期占用，情况见下文。其二是，借书的数量不限，勉强说限制，是自己面前那一块地盘要容得下。其三是，借的期限不限，如果没有其他人借，一年半年不还也不来催讨。此外再加上李永平先生的送货上门，在图书馆吸收知识的营养，就感到无比的方便。也许是入学不久吧，我走入阅览室，看东北角那个位子没有人，就坐在那里。借书，先是少数，看不完放在面前，下午或第二天接着看。看，由此及彼，总是想看的越来越多，其中还难免有大部头的，于是逐渐，面前的案面上就“横看成岭”，以致对面坐的那一位看什么书，是否写笔记，等等，也是所知有限。
关于读的范围，也大致可以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古典。我昔年读书的情况，记得别处也说过，是可以按学校的小中大而分成阶段：小学主要看旧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中学（师范学校）主要读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学藏书多，容许在古今中外几项里选择一项或两项，因为其时考古的风过硬，就主动（也许应该算被动）选了古。对于古，我虽然生于清末，也因为生在偏僻而贫困的农家，却很少获得旧时代的熏陶。比如没有留过发辫，没有入过私垫，以致走入大学之前，除半部《孟子》之外，不要说四书五经，而是连三百千也没念过。所以走进北大图书馆，钻古典，就带有补课性质。
《流年碎影》 图书馆（2）
在图书馆翻书，就我自己说，有如有些新人物的旅游，游什么地方，首先决定于自己的兴趣，比如喜旧，就到埃及或罗马，喜新，就到纽约。其次决定于导游之类的书，比如说万里长城不可不看，就到中国。其三决定于耳闻，比如到了北京，游了故宫，听说小胡同也不少可看的，就驱车到铁狮子胡同（今日张自忠路），眼穿朱门往里望，想象昔年陈圆圆的倩影，发无可奈何的思古之幽情。落实到书也是这样。兴趣如何形成，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接受而不问原由。想不到可接受的又太多，比如由“古”一缩而缩到“古物”，再缩为“碑帖”，再缩而兼转移就成为“古砚”，于是而小的，就借米芾《砚史》，大的，就借清官修的《西清砚谱》。再说其次的导游书，是目录。我听了余季豫（名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课，知道远有八史经籍志，近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近有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及各书的特点和得失，单说分量最轻的《书目答问》，按图索骥，也足够折腾一阵子。至于其三的耳闻，那就更是“知也无涯”，比如有志钻钻《先秦诸子系年》，就会掉在汉魏以前的书海里，钻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先生著），就会掉在佛学的书海里。总之，专限于古，可看的书，或减缩到自己认为需要看的书，仍是无限之多。大题只好小做，挑挑拣拣说一些概括的情况。由正宗说起，那是传统读书人都要翻翻的，即经史子集四部中名声比较显赫的。通旧学的人都知道，这数量也太大，但又不能减缩，只好勤借勤还，以求都从眼前过一遍。过，其中有些，或特别感兴趣，或认为不当匆匆放过，就多费些时间。举例说，翻重要的丛书，记得对于《汉魏丛书》就特殊对待，大致是从头看到尾的。还常常围着兴趣转，比如喜欢书法，就由卫夫人《笔阵图》一直看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喜欢古董，连哈同印的《艺术丛编》（几十大本）也借来，翻一遍。还有时候是出于好奇，借一些未必想看的书看看，例如听说馆里以五百元高价收一部康熙版《金瓶梅》，就也借来，意思是开开眼。记得只费一个小时，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插图也看了，觉得实在没意思，立刻还了。就这样，少断多续，在图书馆坐下四年，说句自我陶醉的话，对于我国古典，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比我见闻的一些人，连《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类都没翻过，就敢自诩为专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
但少不是没有。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时所批评：“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指实说只是泛泛的看看而没有求专求精。泛泛看，所得至多只是博。而博，读书人都知道，是给专和精垫底子的。我呢，就算是得些许的博，也只是垫了底子，其上却是空空的。也就因此，我就不能如我相知的几位，如张政焰先生，精于上古，成为考古专家；邓广铭先生，精于中古，成为宋史和辛稼轩专家；周汝昌先生，精于近古，成为“红”人。悔吗？一言难尽。但影响却是不小的，那是离开红楼之后，我曾经见异思迁，或加重说，“尽弃其所学（古典）而学（人生哲学）”，如果在图书馆中已能专精，改行就不容易了吧？至于改好还是不改好，人生或真如邯郸一梦，得失是难得用算盘珠来决定的；再有，即使算清了，时间不能倒流，又有何用？正是，生前是非谁管得，记下来也就罢了。
《流年碎影》 前辈掠影（1）
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作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榖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个“长”字的。
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50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50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作失策吧？
行止是大节。再说个小节，两性之间的。至晚由《诗经》时代起，两性之间就容易生事，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类是也。这所求是“淑女”，反侧的是“君子”，后世多称为“佳人”和“才子”，言外之意是，才子和佳人间就更容易生事。胡先生专看外貌，清秀潇洒，也是才子，何况还有多种有才的表现，就不会与佳人有什么丝萝牵扯吗？我上学时期，只听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有也是留学生的某佳人有爱才愿结成眷属之心，胡先生如何反应不知道；但事实是清楚的，奉母命，回安徽绩溪，与尚是纤足的江冬秀女士成婚，而且真就白头到老不变。近几年看记轶闻的某篇文章，知道还有与芳名为曹佩声的才女表妹一生互恋之说，确否且不问，事实总是双飞的仍是那位结发的江夫人。我非程朱陆王的私淑弟子，也就不想颂扬从一（兼指男）而终为无上美德，只是想到如胡先生，确有才子之实而没有西厢甚且北里之类的故事，与某些高位之人的幕前装腔弄势、幕后乱七八糟相比，总是值得记入《今世说》一类书了吧。
马裕藻。马先生，字幼渔，我入学时期是国文系主任。大概是1933年吧，国文系维新，主任改为由文学院长胡适兼，随着马先生丢了主任之位，许之衡、林损二位并丢了教授之职。马先生在北大名不小，除了来校早、任“国文系”（学术界名人最多）主任之外，还因为生了个有名的女儿马珏，我在校时期公认为校花。马先生为人通达宽厚，有理想，我在《负暄琐话》中也介绍过。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因为他的晚年我和他多有交往，推想他多少也会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想在这方面补充几句。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拿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