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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8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校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完就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1935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1936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9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流年碎影》 婚事（3）
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见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我们又见了面。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50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80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一定问我为什么总是沉默。我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我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人供应茶余酒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馀年无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诸这样的信念，我昔年写《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来的，这就好。写到此，估计还会有好事者问：“你不总是沉默吗，何以这回拉开话匣子，说了这么多？”答曰，这是写存于头脑中的旧事的碎影，头脑中有，秘而不宣是不应该的。那么，旧事，远年，就一定能够如实吗？曰，可保证者只是秉良知画影图形，即主观上不以半面妆见人，如是而已。
至此，要退回去，说1936年暑后，为了该结束的能结束，我到保定以后的事。前面说过，我为之代进德中学课的李列五，为打官司住在保定，我来保定当然要去看他。他住在西街路南明远客栈，打官司并不常开庭，我呢，初来乍到，熟人很少，因而交往就多起来。闲谈，共酒饭，次数多了，相互了解就加深。于是有那么一天，他张了口，说他有个甥女，比我小一些，聪明漂亮，尚待字闺中，想给我介绍，问我有意无意。我存有乡村的旧印象，未加思考就以为此路必不通，笑了笑，没说什么。想不到李君如我的二姑母，有说媒之瘾，是10月10日（其时的国庆）之前，他旧事重提，说恰好国庆假日与星期日紧邻，可以休息两天，他决定回容城，到家里看看，希望我一同去，与他的甥女认识认识。对于相看乡村姑娘，我有一搭无一搭，但想到连续两天，一个人闷守宿舍，就不如出去，到个生地方看看，所以就答应同往。李君的愿望初步实现，当然要加一把劲，于是进一步介绍女方的情况。是他有个堂姐，嫁白洋淀大北流村（在淀的西北部堤外，南距新安镇十里）李家，只生此一女，丈夫就病故了。李家是世家，有功名，开烧锅。女名李芝銮，因为是独生女，养得娇，愿意找个读书人，托终身，所以年过二十还未出嫁。女的祖父是个秀才，祖母是新安世家曹家的小姐。女的未出外上学，家里有家塾，读书也不少。当然精于刺绣，还能唱京剧。因为只母女二人，就常常随着母亲住在外祖家。昨家里来人，他问过，正好在外祖家住。听了介绍，我的设想的印象变一些，心里想，耳闻不如眼见，看看再说吧。且说就到了10月10日，李君和我，还有李君的五叔父，三个人，早晨由保定上火车，北行不远到固城站下车，改乘骡车，东行十八里就到了他们家北张村（东距容城县城八里）。时已近午，饭后在街门内的柜房休息。李君则由到家就更加忙碌，因为他的地位是导演。演员中，我知道演什么，女方不知道（怕我不同意，女方难堪），他的夫人也蒙在鼓里。他让他夫人饭后去接女方，就说有点急活，求她来帮着做，加说一句：“一定要接来！”下午，女方来了，由柜房前过，我远远看到，穿一身浅粉色衣服，很窈窕，原来也是剪发、大脚。其后，我们在李君的住屋里见了面，虽然还有李君夫妇在场，她也是坐立不安，很少说话，说就粉面含羞。短时间我的印象，她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是地道的旧时的大家闺秀。这一场演完，很明显，接着就该我表态，如何决定呢？后来想，其时还是佛家视同蛇蝎的情欲占了上风，我略考虑之后就点了头。所考虑是这些。其一，我是常人，面壁，参禅，口头说说，心里想想，都可以，实行则必做不到，那么，有“新人从门入”的机会，还是开门纳之吧。其二，清秀温婉，我喜欢。其三，加个纯理方面的理由，是虽然远走保定，心则有时还在动荡，为了化动荡为一块石头落地，最好是筑一个有另一女主人坐镇的新巢，我把己身交给她。其四也许更重要，以行路为喻，东方是新，我兴致勃勃地往东，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很自然，会觉得应该转身向西，即复旧，以期不再有头破血流的危险。总之是我告诉李君，我愿意，然后原路回保定。其后是演刘媒婆的李君也不易，曾兼说一点点假话（如说比我小，实际是长我一个月有半；说能唱京剧，实际是不能唱），傅朋同意了；孙玉姣呢？仍须努力。据后来所闻，是除了说我人如何好、学问如何大之外，还迎合乡村的心理，说家道如何富足，又亲身往城隍庙，找个瞎子，给两角钱，为我配个好八字，之后是八字到家，找另一个瞎子批，说命太好，前途比官还大云云，她母亲与诸姨皆大欢喜，亲事就成了。
两厢情愿之后，不知道是谁的主意，说配我这个洋学堂毕业的，女方也应该用新颜色染一下，即到保定的某—个学校混个资历。人已经是我的，这件事就交我办。我知道这个想法必不成，可是使人（所谓新亲）扫兴的话不好出口，只好说试试看，于是女方就来了，住在我同班同学李耀宗的住处，已故画家姚丹坡的半弓园。我们不能不常见面。她确是温婉，谈起近事远事，她都不表示意见，由我做主。成婚的事，我很厌恶旧习俗，也为节省，主张到北京，约一些最亲密的朋友，聚会一次，算作正式通知，礼成，她也同意。记得是12月上旬，我们一同往北京，住在王府井大街迎贤公寓，照计划，与友人欢宴，游游市场，买点用品，就回了保定，一件大事就这样办完了。其后是我们就过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虽简陋而安适。次年暑假来了，我们到北京暂住，想不到就遇见七七事变，不能再回保定。路不通，她也就不能回娘家看看。其后是北京有了穷而陋的家，她支撑着，饥寒而无怨。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年也过得不慢，就到了1966，大革命的暴风刮起来，与她熟识的西邻被抄家，女主人用刀抹了脖子，她抗不了这刺激，很怕，精神有一点点失常。幸而抄家之风不久就过去，但据我观察，她的内心深处遗留了病根，表现为容易起急，有时甚至拍桌子。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