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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天无绝人之路，1937年度过，迎来又一个春天，我终于有了个职业（另一篇说），又以想不到的机缘，认识一两位编报刊的，于是两厢情愿，就写了些不痛不痒的小文，也就换来一些稿酬。已知数加未知数，每月总不少于七十元之数吧，也因为时间精力都有限，延迟到夏天，把家馆辞了。辞去家馆，减去心情方面不少负担。有没有什么留恋？应该说也有。其一是那个女生杨淑灵，安静聪慧，功课好，推想必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含而不露，这善意是可感激的。其时她年十五六，如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她也是古稀以上的人了，真想再见她一面。其二是那个破旧牛皮书包，不记得什么时候被清出去。现在想，不保留是错了。应该保留，并悬之壁间，以期朝夕面对，我轻则能够不忘贫困，重则能够更深入地思考人生问题。
事说完，连带还有一些感慨，也想说说。计可以说三种。其一是人生大不易，人人都希望平安幸福，可是或天灾（广如水旱，狭如疾病），或人祸（广如战争、运动，狭如抢劫、偷盗），常常使你不能平安幸福。我这一次的伤哉贫也是来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已经越过国界的人祸。就我自己说，一生多次的伤哉贫也，几乎都是来自人祸。往者已矣，来者呢，能根除吗？理论上可能，实际总是太难了。我有时想到这类问题，就禁不住默诵《尚书·大禹谟》中那句话，是“人心惟危”，而自己也是人，怎么对待？只能长叹气而已。其二，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引桓温一句话，是“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我多次穷困，至于缺衣少食，就颇想套用这位桓大司马的话，说“人不可无钱”。可是这样的话之后，问题会跑来一大堆。只说两种，是如何求得和如何使用。先说势，有很多是由诛除异己来，既来之，只是驾御孟嘉是小节，通常是必扩张，以致堂上一呼，全民战栗，那就不如没有的好。钱也是这样，为求得而不择手段，以至由欺骗起，上升为偷盗、抢劫、卖权等等，然后是既得之，就用钱换自己喜爱的一切，更以至损害别人的安全幸福而不顾，也就成为还是仅能维持温饱的好。单说钱，情况这样缠夹，要如何“允执厥中”呢？似乎应该换为这样说：人不可无钱，却又不可有过多的钱。其三，关于钱，我之所患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以致除了多次缺衣少食之外，还遗留个精神方面的创伤，是想到穷困就心惊胆战。表现为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有没饭吃之梦。且夫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解释，就是懦夫，大白天也可以逞英雄，及至入夜就露了馅，承认鸡肋不足以当君拳了。我之梦常常是失业，随着就囊内空空，纵使“女曰鸡鸣”，确知是个梦，终归心里很别扭。有病要治，于是想到韩文公的《送穷文》，照方吃药，写了一篇《穷之梦》，恭送诸某日报，刊出，希望生讨伐之效，连夜里也不再伤哉。真就如愿了吗？南无阿弥陀佛！
《流年碎影》 又一红楼（1）
上篇说终于有了个职业；这职业在一座楼之内，这楼也是红颜色。不兜圈子说是鼓楼，昔年日暮之时要在上面击鼓的。依中国筑城的旧规，鼓楼应该在城中心，可是这个鼓楼不然。距北城墙很近，距（内城）南城墙很远，不在城中心是明显的；距东城墙近些，距西城墙远些，不在城中心不明显，却是可以量出来的。这情况有历史的原因，是元大都城北面比现在（明清的）大六七华里，其鼓楼推想是在今鼓楼以西一百多米，现在称为旧鼓楼大街的。明朝把蒙古人赶走，在元大都遗址上建北京城，一方面由实际考虑，北部荒凉，不如紧凑些，于是向内缩短了六七里；一方面由迷信考虑，争取向阳，于是把中轴线向东移一些。鼓楼上下两层，上层置鼓，下层南北向有三座门，东西向有一座门，应该是可以穿行的，民国年间（薛笃弼任京兆尹之时？）用为京兆图书馆，空心变为实用，多数门就封闭，成为照明之窗了。大概是1928年，小易代，京兆并入河北省，图书馆改制，几次，不清楚，到我出入其中的时候就成为民众教育馆。
接着说我到那里去混饭吃的渊源。有个通县师范第十班的同学唐家桢，字伯枚，涿县人，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可是不生疏。单说我对于他，不生疏，是因为一，他年级比我高，旧时代应该尊称为前辈的，当然有较清楚的印象。还有重要的二，他大个头儿，带点堂吉诃德气，有较强的旁观者视为迂阔可笑的自信心，比如还喜欢写新诗，自费印成小本本，送给人看，其中有名句，大概是咏“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吧，是“嗒克，嗒克”，校门之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十班比我们第十二班早毕业两年多，劳燕分飞，他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也就把他忘了。是七七事变以后不很久，记得我是自西徂东，经过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金鳌玉桥，他由对面来，遇见了。他不忘旧同学之谊，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在北京以及失业的情况。当然也要问他，何以会在北京，他如何答，不记得了。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班同学曾雨田找我，说大唐（唐家桢的通用名）近来很活跃，认识一些日本人，新近去鼓楼民众教育馆任馆长，想请我去当阅览部主任，月工资六十元。我用不着多考虑，盖饥者易为食，又因为是个教育单位，染污而不很污，就答应了。
其时我住在西城，为节省行方面的精力，想干脆迁到鼓楼附近。这里要撇开一笔，说说迁居的情况。是1937年寒冬之际，承韩刚羽兄的好意，我由沙滩一带迁到他白塔寺中廊下的家里。刚羽兄幼年丧父，韩伯母为人正直而和善，待我们如自己儿女。可是为伯母增加三口人的负担，我们过意不去，于是又找房。恰巧附近（北面不远）路东一个院里有空房，我们租了，就迁过去。房东是警界人，年老告退，在这所小院里颐养余年。房在路东，布局却仍是坐北向南。偏东为主院，北房五间，后有小园，柴门上悬扁额，为绿野园。偏西为外院，有南北房，我们租的是北房两间。开始安家了，没有家具，买不起，借。有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赵琴轩，帮外国人经营商业，发点小财，在北京买房，安家，离我的新居不远，就找他借。承他慷慨，把可以不要的床、桌、椅等都借给我。记得日用之物勉强齐备，大件只缺个水缸。到白塔寺前旧货摊去找，有个一米多高的，厚重，光亮，底偏于尖，不知根据什么美学理论，觉得不只实用，而且可爱，价一元，买了。且说这个缸，由白塔寺而鼓楼西，而燕园，到1971年秋季我被动还乡的时候，还随着我到出生地旧家的一间西房，立在门后，供我用水。是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旧家老屋仅存的八间，一霎时就全部倒塌，其时我在北京，幸免于难，这个缸却牺牲了，算了算，患难与共差不多四十年。还是说迁居的事。记得是1938年春季，我开始到鼓楼上班，就近看电线杆上红色的“吉房招租”条，先是凭条上的介绍考虑，接着以目验之，再考虑，不久就租定鼓楼以西不远后海北岸鸦儿胡同路北十四号李宅后院的北房三间。这住处有缺点，是一，房面向南偏西，夏天西照，热；二，中院通后院的夹道过窄，出入不便；三，加个迷信观点，是在北京名刹广化寺之西偏，盖俗谚有云，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云云。但是也有优点，一是离鼓楼近，步行十分钟左右可到；二是大门面向后海，门前还有土山和池塘，颇有野意。新居址已定，接着就搬家。穷困显示了优越性，由裴（世五）大哥借个平板车，把家具什物都装上，他驾辕拉，我后面推，妻女乘电车，不到中午就到了新居。卸车，立即点着小煤火炉，仍是裴大哥动手，炸酱，小刀抻面，等于一文不花，迁居完毕。不由得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去岁十月的由西郊搬到北郊，前后忙乱了许多天，还要动用搬家公司，难道这就是所谓发展吗？可惜裴大哥已作古多年，不能听听他的意见了。
应该重点说鼓楼的生活。小单位，头上还有个“主任”的帽子，用陶公靖节的眼看，实在没有意思。可是换为我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或得过且过的眼看，至少与当孩子王的生活相比，在其中坐硬板椅子四年，又大有可留恋的。以下说可留恋，总括而重大的是多闲，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
闲是就大体说，至于刚入门的一段，也曾忙了一阵子，那是整理图书馆的存书。民众教育馆是市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名和实都不怎么样，却如麻雀之虽小，也是五脏俱全，除馆长直辖的办公室内有总务、会计、文书等之外，还分为三大部，阅览部、教学部和实验区。阅览部有阅览室，在楼的西部，有图书馆，在楼的北部，都是免费供人阅览的。教学部负责的是教学，楼后面西部平房有学校，开两个班，理论上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来上学，实际却都是未成年的，十岁上下的更多。实验区在西郊，我没去过，不知道都实验什么。单说我负责的阅览部。阅览室陈列的是普通的旧物（记得有古钱币），品种和数量都不多，且没有名贵的；记得也没有库房，储藏一些尚未展出的。图书馆存书很杂而量不很大。说它杂，是因为：一、没有明确的编目；二、良莠不齐，比如还有些迷信宣传品，是信士弟子送的，也在架子上占个地位。我多年来跟书打交道，对于书的高下以及编目略有所知，看到杂乱的情况心里别扭，就决心整理一下。自己下手，把存书过一遍，绝大多数保留，编目后依次序上架，少数无保留价值的，当做废品处理。图书馆每月还有一些购置新书的经费，旧有的清楚了，应该添些什么，也就心中有数。总之，经过一番整理，图书馆像个图书馆了，因为这是对付书，我就觉得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此外还有个小获得，是检查过程中，发现《帝王春秋》（易白沙著，民国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重本（记得有三四本之多），我喜欢看而买不到，就贪污了一本。这本书一反史馆诸臣的笔法，分类抄录旧文献中记帝王祸国殃民的行事，虽说只是文字般若，也略可代小民一吐不平之气；而且万幸，经过革文化之命的十年，它竟仍安然立在书橱里。
记得当这个主任半年多，不知大唐是怎么考虑的，让我改任教学部主任，原来任教学部主任的周励深改任阅览部主任。周是教育馆的旧人，南方人，清秀聪慧，会画广告画，可以算是艺术家，如果这次调动并非出于私心，那就可以说是量材为用。公乎私乎，晋惠帝尚且苦于不知道，我也就不必费心思研究了。上面说过，教学部的工作是在楼后面那一排平房里开办两个班（初级和高级？），招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