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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如开杂货小店，准备这准备那，择吉开业。先要有个活动之地，承广化寺盛情关照，拨与内西院北房靠东的一间，作为月刊社社址。或更在之前，刊要有个牌号，续可法师拟定佛的一个称号“世间解”，义为世间一切事，他都了解。牌匾定了，更重要的是都卖什么货。赞助者是居士，主办者是比丘，当然主张内容是清一色的佛理。我看过一点点佛教经典，可是头脑里异教的东西太多，比如最高目的的证涅槃，我就一直认为只是玄想。这是说，对于佛教，或佛理，我并未信受，只是过去治人生哲学，把“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生之道而已。且夫人，没有受过整风训练，隐瞒观点是很难的，但也不能不世故，兼顾或多顾有关人士的观点，于是经过交换意见，架上货色就成为大部分是“教”小部分是“学”的混合。这种混合，还定型于我写的“发刊辞”中，抄有关的部分：
于是我们就选定了以显扬佛理为主，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在东方，佛理精深而影响浩大。其次，由于不怀成见，所以对于由浮面看非佛理的研讨人生之道的文章我们也一律刊载，盖道无二，明道与显扬佛理在最后的效应中正是一件事。
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调和八股，因为所明之道大有可能是反佛理的。透过字面寻实际，是我这个负主编责任的喜欢“学术”超过喜欢“宗教”，所以就尽可能在三藏的库房里放一些主旨为研讨的文章，以增加学术气氛。本于这样的企图，第一期发表了废名先生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孟不知佛，程（至少是口头上）反佛，竟也挤入牌匾为佛一称号的小铺！但我觉得还不够，在同期的“编辑室杂记”里说：
本刊是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增多。
果然，第二期就刊出《食化篇》、《理学探原序》、《力的宇宙与动的人生》等篇，学术的气味大增。
学术气味浓，还有主观以外的原因，是约稿，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究而不是信徒，所能写，也就必成为论学式的，与始于“如是我闻”的文本不是一路。专就第二期说，偏离办刊主旨的形迹很明显，续可法师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他没说，我想是因为一，约稿不容易，不收这些，架上无货，就难得开业；或竟是二，比喻主办者是坐轿的，写稿人是抬轿的，抬轿的都是名手，坐轿的就既舒服又冠冕。实际也是这样，两三期发出去，反应不坏，续可法师就更成为佛教界的名人。且说这些抬轿的，有常常出面的，是顾随、熊十力、废名、王恩洋、虞愚、吴晓铃、任继愈、（印度）师觉月等，有间或出面的，是韩清净、俞平伯、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隽等。出力最多的是顾随先生，写一篇连载的谈禅的文章《揣龠录》，每期不缺。同学中，吴晓铃给的帮助最大，不但自己写和译，还代约人写和译，如师觉月教授是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的院长，恰巧来北京大学讲学，就是借他认识的光，给月刊写了六篇之多。我呢，因为一则少所知，二则没有时间，只写了一篇《关于度苦》（刊于第二期），虽然也说了些肯定宗教信仰的好话，却仍有不少外道气。
内容性质之外，还想说说编印事务。经费有限，不能多用人。续可法师经常住天津，就是来北京，也是述而不作。找个鼓楼时期的同事黄君来帮忙，也只能做包装期刊、跑跑邮局一类事。于是约稿、编稿，直到跑印刷厂，发稿、校对，都要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我是另有正式职业的，就每天还要到贝满女中去上课。还有准职业，为京津二地的两种报纸写专栏。此外是广化寺的奉送课，也要上。总之，情况就成为，纵使说不上苦不堪言，也总是忙不堪言。其中还有越渴越吃盐的，是在宣武门外长城印刷厂印了五期之后，找承印的地方总是不顺利。就这样，天天骑车各处跑，风雨无阻，披星戴月，闯过多种困难，由1947年7月印成第一期起，到次年10月印成第十一期止，计迟延了三个月，因为政局即将有大变化，停刊了。
《流年碎影》 《世间解》（2）
停刊，如果让算盘当家，就我说确是一件大喜事，所谓立即成为一身轻是也。事业小，结束问题也容易处理。定阅户不多，且是一年将满，容易清理。剩一些纸，卖，作为结束开销。剩一些期刊，卖不出去，量不大，搬到我家里（放很久才当做废纸处理了）。办公用具也很少，如刊头和一些锌版等，也包起来放在我家里。较重要的是一些文稿，现在还记得的有废名先生一篇，存起来，也许至今还卧在我屋内的某一个箱箧里吧？还有顾随先生—篇，《揣龠录》的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题为《末后句》。这篇因停刊而未能问世，我一直感到遗憾，也就只好“韫椟而藏”之。幸而借叶嘉莹女士外援的光，顾先生的文集能于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揣龠录》，起用《世间解》的十一期刊文以及我的珍藏《末后句》，终于与世人见面了。事业结束，照例人也要星散。黄君家在北京，当然要回家。他贫困，社会关系少，过了不短的时间吧，才由我介绍，到广济寺的传达室去工作。后来告退家居，文化大革命当中还见过一面，说初起时，儿妇胆小，吓得要死，搜检家里书，不管什么内容，都拿到院里烧，他乘儿妇不注意，才把两部旧小说藏到床底下。又过些时候，收到他儿子的来信，说病了些日子，治不好，作古了。续可法师则更早地归了西。也许还在天津解放之前吧，他移住上海某大寺。我们通过信，还由上海给我买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时传来消息，说很活跃，还常常到外地讲经。记得是1955年，见到瑞应寺的德清（？）法师，他告诉我，某运动中续可法师受到批判，投黄浦江死了。何以这样脆弱呢？一种可能是为名位所累，荣惯了，来些辱就受不了。如果竟是这样，我之帮助编《世间解》，就是欲福之反而祸之了。但木已成舟，说悔说不悔就都无所谓了。
最后，想说说将及半个世纪的现在，有时想到这个月刊，我有什么感触。计可以凑三项，都是如意的。其一，是精力的今昔对比，想到目前，虽然不免有些感伤，可是回顾昔日，就真是可以眉飞色舞了。那是挤一点点业余时间，唱独角戏，支持一种月刊，出版一年。像是也没有觉得精疲力竭，累得不能支持。如果是现在，那就连想也不敢想。不只我不敢想，就是领其带、高其跟的许多年轻人，也不会拍拍胸膛，慨当以慷地说“我可以试试”吧？这样说，关于个人的能力，我虽然一贯有自知之明，却也无妨学一次高高在上者的个人迷信，说：“想当年我也有超过凡人之才，只是小露锋芒就编了一年《世间解》。”
得意忘形，并进而吹牛，是笑谈。还是转为说其二，正经的，这是借约稿的机会，得亲近许多贤哲的謦欬。人不少，都是师辈，学识，性格，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但有个共同点，是都近学问而远世俗，重义而轻利。学问，太专，不好讲，只说待人接物，如见面最多的顾随、熊十力、废名几位先生，都是古道热肠，面对片时，使人顿失鄙吝之心。我有时想，或常常想，人生一世，立身，外的多方面，如钱财、职位，甚至名声等等，都无妨低，内的心境却一定要高，即自信不同于俗。这种心境来于培养，读（好）书，笛卡尔所说“如与高尚的古人谈话”是重要的一途，亲近贤哲的謦欬也是重要的一途。由这个角度看，我编《世间解》一年，费力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奔走于诸位师辈之门，最后算总账，所受教益还是太多了。
其三，经过多次运动，保存的一份《世间解》却仍健在，有时翻开看看，也许“文章是自己的好”扩张为报刊也是自己的好，竟还是印象不坏。这自然是来于私见，认为嗅到的一种气，离学术近，离迷信远。迷信万端，举三种为例。一种可称为福报型，如《聊斋志异》一类书所写，某某供养观世音菩萨，遇灾难，就有观世音菩萨来救护。另一种可称为诵经型，比如宣扬所见所闻诸事物皆非实有，问何以知之，举证是《心经》有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一种可称为玄想型，如日本铃木大拙讲参禅，说参就可以（己身）与外物合而为一，悟后的禅师长啸一声，可以震动乾坤就是。可以自慰，是《世间解》，世人视为一种佛学杂志，却没有这些。而所有，因为是平心静气治学，有时就真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也举个这次翻检碰到的例。是前几年，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禅外说禅》，其中引玄奘译本（有七种译本）《心经》，中间部分是这样标点的：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一次遇见金克木先生，他是通梵文的，说依梵文本，“无智亦无得”后应该用逗号，其下的“以无所得故”后用句号。我当然信受，可是旧诵法根深蒂固，欲改而勇气还不够。碰巧这次翻看，第一期刊有慧清（韩镜清同学）试译的《西藏传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间是这样：
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非得。舍利子！如是菩萨由无得故，即能依住般若波罗蜜多；
“以无所得”之意在“舍利子”之后，可见至少是西藏传本，“无智亦无得”后是点断的。如此这般就成为暂不能定。不能定有什么好？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此之谓也。
《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二）（1）
正是《世间解》第一期印成，我忙得无喘息之暇的时候，梦想不到，由家乡又飞来灾难，是土改，住在农村的家里人，父母以下，共九口，辗转逃到北京，要依靠我生活。依常情，先要问问情况。这里写，情况要追述得更远一些。还是20年代初，因为我父亲好赌，常常输不少钱，新进门的三婶母不能忍（三叔父忠厚懦弱），父亲和三叔父分了家，各分得住宅一所，田地五六十亩。父亲分东院，不久前买石家的，地基较宽，只有北正土房五间。为齐家，要添建东西厢房，改建北房（改土为砖瓦），我和长兄还在上学（兄师范，我小学），这都要花钱。又，人是很难改习性的，父亲就还要赌，还要输钱。这样，入一项（田地生产），出多项，自然就入不敷出，补偿之道，农民的祖传办法是缩小经营范围，卖田地，少养牲畜（兼大换小，如骡马换牛驴），少雇工或不雇工（农忙时可以雇临时工）。就这样延续到40年代，田地大概已经不足四十亩，牲畜只有牛一头，但因为没有强劳动力，还雇一个长工。
人世间，在还不知道有所谓相对论的时候，谈论贫富、高下等，也是由比较来。家乡的小石庄几乎没有富户，我们虽然家道中落，却没有落到缺衣少食，何况在乡里人的心目中曾经是富户。是1947年的春天或春夏之交吧，由村北方传来“新”闻，是新政治力量推行土地改革，平分财产，还打死一些地主，全家扫地出门。因为连若干代祖先算在内也是闻所未闻，都半信半疑。紧接着又传来同样的消息，而且地点逐渐移近，情况由泛泛变为具体。都不能不想到自己，心乱，思想也乱。一阵怕的心理占上风，就以为必在劫难逃，扫地出门，哪里去？还可能被打死？还是以赶紧逃为是。一阵又侥幸心理占上风，也许不至这样厉害吧？中心无主的结果是手足无措。又紧接着是地点更移近，情况更具体，是往北不远的某某村，打死谁谁，共几个，另一村打死谁谁，共几个。不容再犹疑，决定逃。没有细软，找出随身衣服，包几个包，准备必要时提起来就走。可是故土难离，总想再听听，就这样一迟疑，村子封闭了，各村口都加了岗哨。紧急情况使思虑成为单一，是如何能够走出村口。其时我妹妹也在，她不久前生个女孩，残疾，眼看不见，下肢也有毛病，急了，她决定牺牲这个孩子救老人，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里。几分钟，孩子死了，说埋孩子，混出去几个（站岗的是村里人，推想是装糊涂，放出去）。过一会儿，我母亲带个孙女，也到村口，说埋孩子的还不回来，想去看看。站岗的人说：“去看看吧。”还有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