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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的说说，这曾是公主府、曾是京师大学堂的一个院落，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超过四十年。心情呢，上面说，是有回家之感，是安慰，是感谢，难道就没有不如意的吗？当然有，因为整风，大跃进时挨饿，大革命中清扫厕所、请罪等，都是在这里过的。但我有个严分内外的理论，是那些无理无礼的荒唐事是外来的，或说由上边压下来的，并非旧二院之内的土生土长。而在之内，大致说，人，通情达理，地，争上游，宜于干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因为有个好图书馆），甘居中下游，也可以养生。所以依狐死首丘的心理，我生地的故居早已化为空无，那就把这旧二院看做家吧。
《流年碎影》 稻粱谋
前面写“汉语课本”，末尾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因为有编汉语课本的机缘，卖文的路多了，就解决了一些生计问题。这卖文，其中还有三本小书，恰好与龚定盦《咏史》诗“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意义合拍，就截取一部分为题目。关于生计问题，这50年代中而偏后的时期，特点是“过犹不及”，老的一代过了，不再有自己养自己的能力，幼的一代还未成年，也就不能自食其力。未成年，是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期，因而比供给衣食还要重要的是送到学校去受教育，小的入小学，中的入中学，大的入大学。其时上学收费很少，但总要比家里蹲多开销一些，尤其是大学。为了量入为出，开只有我们夫妻参加的家庭会议，决定让最大的孩子舍己为人（三个妹妹），具体说是初中毕业后考医士学校，两年半毕业，分配工作，也挣工资，供三个妹妹上大学。照决定实行，大的入了医士学校。没想到念了只两年，1954年暑期，学校保送考河北医学院，录取后问家里怎么办。我只好咬咬牙，说“上吧”。就这样，大的还没挣工资，二的就考入北京大学。其后，大的挣工资之后，三的考入农业大学；二的挣工资之后，最小的也考入北京大学。上大学，住校，带一块丝糕当午饭、早晚在家里吃的办法不成了，就不得不多花钱。钱从哪里来？除每月的工资（1956年起定为1255元，一生未变）之外，只能靠白纸上写黑字，卖。而字，不太难，难的是有主顾肯买，汉语课本的大功德是送来肯买的主顾。详情留到以下说，这里想岔出一笔，步韩文公之后，写一篇反他的《颂穷文》，内容是，至少是限于教育子女，穷也不是没有好处，这好处是有助于专心向学。现身说法，我的四个女儿，食无鱼，出无车，因为无钱，入门就不想抱什么绒缝制的大熊猫，玩电动汽车，出门不想玩电子游戏机，进卡拉OK（其时也许还没有），甚至过卖冰棍之摊而目不敢斜视，总之是无乐可享，就只好啃书本。结果呢，用世俗的名利之秤衡之，考大学就都没有费力，而且混上一顶教授的帽子，后来居上（我没有混上）了。我说这些，是因为近年的所见，几乎都是，领带、高跟的一对，用钱，用自己的低声下气，把孩子娇惯成小皇帝或小公主，而剥夺了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我不以为然，但花钱，钱是他们所有，低声下声，声气是他们所有，旁观者又能怎样呢，至多只能求孔老夫子代言，曰：“其愚不可及也！”
言归正传，说汉语课本带来挣教育孩子之资的机会。这资由师资问题来。专就语文课说，师资一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总的说，教学生，要求学生拿起笔能通，先就要教师能通，分着说，教文言，教师要通文言，教语法，教师要通语法，等等，可是教师，有些，甚至有不少是不通的，这就成为问题。有问题，要解决，办法，理论上简而明，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变不通为通。降为实际可行，有两条路：一条是大举，办什么班，让教师补学；另一条是小举，编写适用的读物，供教师自学。显然，专就汉语课说，我们一些编者只能走后一条路。设想是某一门知识，上课讲，只是十之一二就够了，可是教师只知道这十之一二就讲不透彻，或说讲不好；想讲得好，就要知道十之十，至少是十之七八。所以最好是能够编写容纳十之十的读物，供教师先读，读后，比喻说有森林在胸，然后上课讲三株五株树，自然就可以应付裕如了。这想法的结果是，都认为应该火速编印一套全面介绍汉语知识的书，以辅助汉语课的推行。
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或者说，有人求，就会有人供，因为依照经济规律或交易习惯，买者和求者必肯出钱，卖者和供者就有利可图。于是新由上海来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徐君萧斧（也写肖父）就自告奋勇，编一套《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一只手拉作者，分头写其中的各册，一只手拉新知识出版社，承担出版这套丛书。拉作者，我们编写汉语课本的当然是最合格的，于是我先后分到三本：《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80年代初修订，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非主谓句》，其中三部分，简略句改为省略句，无主句仍旧，独词句改为单词句），《紧缩句》，《词组和句子》。三本合起来十几万字，由1956年后半起，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因为其间插入不少别的事，又刮来整风之风。写完，交稿，出版，稿酬从优，所得，今天看来数目不大，可是顶了大用。三本小书之外，还有三条路，进了些工资以外的钱。一条路是《汉语知识讲话》的审稿费，也是徐君萧斧分配，比如某君写了《主语和谓语》，完稿，交我读一遍，提些审读意见，由原作者处理后算定稿，按劳取酬，也就会有些收入。记得颇看了几本，积少成多，也就可以解决一些生计问题。另一条路是写些汉语知识（主要是语法知识）方面的文章，给《语文学习》《中国语文》之类的期刊。这方面的文章好写，因为既可以脱离政治，又不必担心祸从口出；也好卖，因为有汉语课本编者的帽子，又很多教师在讲汉语，大量的学生在学汉语。又是积少成多，或零星多了就成为整，也就可以帮助我解决不少困难。还有一条路是为叶圣陶先生整理文稿，我出力不多，可是叶先生宽厚，总是多给报酬，并且严命照收，不许退，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是让秘书送来八百元，譬如大女儿到保定（后移石家庄）上学，每次开学离家都是带一百元（我一月的工资就所余无几），八百元就真是天文数字了。以上多种额外收入，到长女和次女都有了工资收入，我的母亲于1963年作古之后，生活有了喘口气的余裕，也就有了算账的闲情，不知道老伴是根据什么记录（纸片？记忆？），就说出个约数，是六千元，等于多拿四年的工资。
困难过去了，但有时回顾，就不免有些感慨。这是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心酸。如前面所说，我不通语法，对这门学问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所得呢？一些钞票，早已化为空无；文，零篇的，也殆等于化为空无，成书的，是连自己也不想看了。这使我常常想到《毛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人如此说是意在描述实况，而到我们头上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情动于中，不得形于言，原因有礼俗的，问题像是小一些；有威权不许的，问题就不只大，而且难于解决。我昔年择术不慎，走上率尔操觚的一条路，写语法文换钱的时期早过去了，挨到80年代，文网渐疏，但如我所常说，也只能是“所想未必写，所写必为所想”而已。
谈到语法文，还要说说徐君萧斧。他精干，有事业心，也就容易露锋芒，学问不坏，并肯帮助人。记得他离开北京，到芜湖什么大学，还来信告诉我，我注文言某篇，解“举”为考中是错了。说起他离开北京，是后来才听说，因为整风时期说了什么心里话，加了右派之冠，才押出国门的。但出国门，徙南冥而未徙北冥，也就算幸运了。可是又随来不幸，是听吕叔湘先生说，他得了什么病，不求医而自己开药方，吃错了药，作古了，其时是60年代前期，总过了知命之年吧。其实早作古也不无好处，是可以免去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8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汉语知识讲话》，旧本本要照新语法系统修订，其中《复指和插说》一本找不到原作者“叶南薰”，疑惑是徐君萧斧而无从证实，就委托我看一遍。我看了，如果原作者竟是徐君萧斧，他过早地走了，我能替他做一点小事，人死如灯灭，他不能知道，我却可以因此希有的合作而得一点点安慰。
《流年碎影》 整风之风（1）
记得是1957年五六月间，又来一次运动，曰整风。这使我先是惶惑，紧接着就心惊胆战，或者说，因惶惑而引来心惊胆战。惶惑，是因为不知道这应整之风都包括什么内容，更不知道要整成什么样子才可以符合要求。这两种不知道，前一种显然更值得忧虑，因为，比如说，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条恍兮惚兮，又比如说，你前天闲谈，引经据典，曾经提到康德，昨天卖废品，其中夹一本过时的政治学习的小册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据“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你就只好设想为已经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后随着来的又是个不知道，岂可不心惊胆战哉！但心惊胆战是唯心论，钦定属于无用一类；要唯物，想趋福避祸的办法。想，自己能有多大力量呢？只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万一前程不平坦，就退一步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
观，听，起初是整党内之风，党外人可参加可不参加。我幸而还没有忘记学过的逻辑，知道不参加就等于自认为己身没有不正之风，也就不需要整；还有，说可不参加，是“客”气，其前还有“主”气，是可参加，而如果真不参加，那就成为自视为客，未尊重主。等因奉此，我立即表示参加，而且装作踊跃。其他党外之人也都是这样。只有孙君功炎（其时编《语文学习》，坐在我的邻屋，来往多，合得来），到我的西北小屋里来，看看屋里没有其他人，说：“说可以不参加，我就不参加，看看怎么样。”我晓以利害，说不可有较量的心理。他先是还有不采纳的意思，我说了句推心置腹的话：“你不听，将来后悔就晚了。”他听而从了，可是心里还存有傲气的根，后来终于加了右派之冠，押出国门，到晋南安家落户去了。在这方面，我可以破例吹一下牛，是能够把各种气都深藏若虚，外面只留一种，曰奴气，用我的一位小学老师王先生的名言形容，是“我就是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
王老师对付的人是校长，对付的情境是今天叫你教这班，明天叫你教那班，用绝对服从的高招应付，轻而易举。如我，对付整风，就变容易为大难。因为参加之后，进一步，要求对党提意见，说党有什么缺点。说党有缺点？不要说真动口，就是想到不得不动口也会魂飞魄散。这使我不由得想到《庄子·列御寇》篇的一句话，是“知道易，勿言难”，道，此地可以指避祸之道，言就成为说党的缺点。这其间，我曾见到邓念观老先生，谈到整风让提意见的事，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千万别说话，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们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弱者所见略同，于是制定战略，是争取不说话。想不到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竟表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办法是由党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党的书记面对小本，记录。这一关不好过，但总得过，也就只好下降为战术，挖空心思，想想说什么。惯用的只是歌颂成为文不对题，因为人家要求说的是缺点。为这件事，记得有几天，钻到被窝里不能入梦，因为要翻来覆去编造。丑媳妇终于不免见公婆，是有那么一天，接到开会的通知，让去给党提意见。会开始，我退避三舍，只倾耳，不动口。到了晚饭之时，还有两三个人没发言，书记宣布散会。我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也许就算过去了，但也拿不准，所以还是有些心不安。只是一两天就明白，因为又接到通知，还是要参加会，提意见。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书记照样记了，没说我的大作文不对题。其时还没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