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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殍多少等）上。仍说家门之内，母亲因食不饱而移住天津，时间是1958年10月，我住北京，也感到食不能饱，大概要晚一年左右。不能饱属于内，是只有天知、地知、己知的事，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红烧肉、炸油饼之类）甜的（糕点之类），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刻端起碗。还有属于外的，是买食品（尤其肉类）难了，接着牛奶不能订了，粮食定量还要减。肚子不好受，影响心里也不好受，但不能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实际是真有其事，怎么办？许多人是用高价之法买一些较好的营养，记得杨丙辰先生就曾劝我这样做，而且助以人生之道的理论，是保命第一，要舍得花钱。我同意他的理论，但信受而不能奉行，因为有困难，而且不只一层：近的一层是没有多余的钱；远的一层是，即使可以挤出一些钱，七口之家（其时长女已工作，不在家），比如破釜沉舟，买半斤高级点心，往嘴里送，想到那六口都在饥肠辘辘，实在咽不下去。总之是理论上并非毫无办法，而实际只能忍，听天由命。
但在家门之内就还要尽点人力，求合理合法。合理，是求仅能得的一点点食品（主要是粮食）仍大跃进，显身手，一斤能够发挥一斤多之力。记得最小的女儿从小学学来一种蒸饭法，是米一斤，蒸熟能出五斤。在当时，这是比气功还玄妙的奇迹，就照做，结果呢，根据反物质不灭（即不能无中生有）的定律，饭中多的那些水分终归不能代替粮食，饥饿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再说合法，是因为人的定量相差不多，而饭量则相差不少，主要是两位母亲，年高，吃不多，如果吃大锅饭，我们下两代就会多吃多占。这不合法（人各有粮食定量之法），我们先进，其时就实行法治，办法是同锅而分炊，以早饭为例，都是粮一两，出锅，七个人平分。显然，二老就感到差不多，我们下两代就只能拖着半空的肚子各干各的去了。这合法的措施不由得使我想到《韩非子·五蠹》篇的话：“饥岁之春，幼弟不饷。”不饷，亲友往来怎么办？成为习俗，或不成文法，清茶之后如果还要吃，就要交出定量的粮票。但这样的法治也不是毫无缺漏，因为如果敞开肚皮吃，就会侵夺主人的份额，性质同于抢劫了。所以适应这种新形势，亲友间就尽量少往来，此亦跃进之一种后果，可怜亦复可叹。
怜，叹，只能在心里，属于唯心。但正如新学所昭示，还是唯物力量大，不管我怎样努力装作若无其事，身体却有了变化，专看外貌，是胖（其后承启功先生指示，应读平声）了，医生另有个称呼，曰浮肿。感觉呢，是浑身更无力，尤其腿，像是皮肉里抽去筋骨，也就更想吃有油水的，甜的。还要歌颂唯物的力量大，这一回可以不必隐瞒（也无法隐瞒），只要装作不知道原因，并毫无怨气就行了。仍是语云，天塌砸众人，许多人同我一样，也胖了。这情况，推想会向上反映，但上到什么程度，不能知道。专就邻近的上说，很着急，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法却有限。记得办法之一是轮流到崇文门外东兴隆街教育部招待所去休养。我轮到一次，时间是1961年1月27日到2月7日，共十天。休养，不工作之外，饭食还略有改善，记得副食中有些带鱼。显然，仍不能填满肚皮；还有，即使能够吃所欲吃，正如今日许多丰满佳人之减肥，也决不能十天八天就立竿见影。糟糕的是还带来意外的苦，是便秘，有一天最厉害，凝聚在直肠里不下，憋得心慌意乱，最后还是自己动手，才过了这一关。祸不单行，家门之内，妻也胖了。街道也推行改善副食之法，妻可以自带主食，中午往街道食堂去吃一些带鱼。记得一天中午，窝头出锅，她拿三个（粮三两），将要起程，我实在饿极了，忍不住，说：“我尝一口行吗？”她递给我一个，说：“你吃吧！”我咬了一口，约是一个的三分之一，还没下咽，唯心的恻隐之心忽然冒出来，也就不敢再咬第二口。这件小事使我有所得，是如果还有机会面对学生，讲“民以食为天”，自信必比别人讲得好。也有所失，是妻记忆力并不很好，惟有这一件却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喜欢重述，述则绘影绘声，以换取听客的欢笑，我则只能陪着苦笑。
《流年碎影》 饥饿（2）
古籍有云，“穷则变，变则通”，浮肿，长期不愈，终于来了转机，是1961年年底，领到一个“乙字购买证”，凭证，每月到指定地点，可以买肉二斤（可以折合量稍减的猪油，北京通称为大油），鸡蛋二斤，黄豆二斤，糖一斤。证不是发给人人，我们社只发到编辑七级。1956年评级，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评七级，是低级知识分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照顾竟由高级下降一级。但既已占了意外的便宜，也就可不问原因，安然享之。其后是珍品买到家，如何利用，还要费斟酌，因为门内能吃之口有七，其中还有二老。谢贤妻英明，处理此事，未用《孝经》而用《孙子兵法》，是只让我一个人吃，以便从速恢复，支持这个七口之家。我同意她的决策，就安然独享这个“乙字”。这时期，或说其前及其后，大则全国，小则单位，也都在多想办法，生产、搜罗可以充饥的，记得上班，常常分得白薯、蔬菜甚至肉和糖之类。又过个时期，经济规律表了另一种态，街头可以买到炸油饼，有闲心，可以坐在小吃店吃豆腐脑，饥饿的苦难就渐渐过去了。可悲的是，有不少人竟未能度过来，只说两个至今还未能忘怀的。一个近，是住在同院的王疯子，我在《王门汲碎》（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他，人不坏，因精神不正常而过孤苦日子，饭量大，未能忍过来，死了。另一个远，住在白洋淀，是妻的二叔父，《五异人传》中人物，乐天派，穷得走长街卖烧饼还边走边唱二黄。常希望我们阔了，他来给我们做饭，吃红烧肉和清蒸鱼。我们终于没阔，他等不及，于人人都没饭吃的时候走了，带着他的吃红烧肉和清蒸鱼的愿望。
饥荒说完，又是出于爱国家、爱民族之诚，想说几句个人的感想。我们都相信因果规律，饥荒是果，必有因，这因，任何人心里都明白，是大跃进的胡来。又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显然，无论由义的角度考虑还是由利的角度考虑，都应该承认人为有误，不应该诿过于天灾。诿过是不诚，还会发展为文过，如大家所见，有的人略表规谏之意，就罢了官，沦为“反”，终于难得活下去。所有这些，事过之后，为了将来，是明辨是非好呢，还是装作没有那么回事好呢？我是希望大家都学习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改，以求我们的后代不再有饥饿之苦。孙鲁恒录入
《流年碎影》 迎母送母
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家乡改为吃公共食堂，人人食不能饱，妹妹把母亲接到天津她家里住，其时是1958年10月。约过三个月，母亲曾患病，我往天津，跑医院，幸而很快就平复。旧时代，老太太心理，住所以家乡为最好，因为，不管如何简陋穷困，那三间五间房是她自己的。万不得已，出外就食，如果既有子又有女，择地，就会有情和理（或礼）的不协调。依情，住在女儿家，心里舒服，因为主家政之人是自己生的，连看着也顺眼；到儿子家就不然，主家政的是儿媳，别人生的，不是一个心，就处处觉得别扭。可是还有理在，依理，吃儿子硬气，吃女婿不硬气，何况正是家家闹粮荒的时期呢。所以母亲在妹妹家住约半年，就来信，说既不能回家乡，还是到北京住为好。为了每月的口粮，我急于办迁移户口的手续。家乡人朴厚，热心奔走；北京方面，单位和派出所都通情达理，所以时间不长，没遇到什么困难，母亲在北京也就每月可以领到二十几斤粮票。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我和妻二人往天津，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母亲晕车，所以故意坐晚七八点钟开的车，拉下车窗帘，以求看不见动。这个办法还真生了效，母亲未呕吐，平安到了家。其时正是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时候，过杨村、落垡一带，常看见路旁火光冲天。对于宗教性质的狂热，我一向没有好感，想到自己也要装作有宗教热情，反而觉得母亲的不见不知也大有好处。
母亲来了，也有她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幸而都不难解决。衣，家里的（土改以后置备的）都带出来，几乎用不着添什么。人一生，食方面消耗最多，也就花钱最多。可是母亲面临的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因为粮食不贵，而只许买二十多斤。她是借了年老、饭量小以及一生简素养成习惯的光，在别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她却吃饱了。前面也说到，因为缺粮，家里吃饭改为法治，人人吃自己的定量，中青不够，母亲却够了。食无鱼肉，中青很想吃，她却不想吃。她也有所想，是妻有一次，出于孝敬婆母之礼，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就想吃点杂面汤。”住呢，其时年长的二女已经长期在学校住，北房四间，由东数第二间用木板铺成靠窗的大炕，多睡—个人也不觉得挤。还剩下行，就更不成问题，因为至远走到院里，看看花木。总之，在北京住四年，应该说没有什么困难，或学官腔，是安适的。
可是推想，她的心情不是安适，而是有愿望不能实现，无可奈何。这愿望是回家乡，吃自己的住屋上有炊烟的饭，也许还包括寿终正寝吧？有时家乡来人，就想得更厉害，说得更勤，理由是村里人能住，她也能住。我理解她的心情，曾写信问刘玉田表叔。刘表叔回信，说家乡很困难，千万不要回去，大概是1961年吧，因为思乡之心更切，想回去，并且说，如果自己生活有困难，就请村里某人帮帮忙。我更多考虑到经济（财力和精力），还是没有同意。就这样，记得住到1962年初，她从院里回来，摔伤了。她多年有个迷糊的病根，摔倒过不只一次，这一次较重，只好卧床休息。养几个月，好一些，妻怕她再摔倒，不让下床。想不到再躺下去，身体就渐渐衰弱，先是转动困难，继以饭量减少。挨到1963年2月初，是旧历的正月，看得出来，她身体更加衰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长兄和妹妹等都来了，在身旁伺候。记得是2月10日，旧历正月十七晚八时，神志半清楚，说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好受”，断了气，按旧虚岁的算法，寿八十有七。
死生亦大矣，于是就来了如何对待礼俗的问题。最先来的一个是何时换寿衣。寿衣是她自己在家乡做的，既然做了，当然以穿上为是。何时换呢？迷信说法，要在断气之前，不然，就不能带往阴间。我主张在断气之后，因为推想，在离开人世之前的一些分秒，总是以平静为好。准备换寿衣的是我的女儿，念过大学，不迷信礼俗，照我说的办了。其次是烧不烧纸钱，我不信死后还有灵魂，到阴曹地府，路上还要买吃的，以及模仿人世，贿赂小鬼等等，也就没有烧。入夜，遗体旁要有人看守，我与长兄分担，各半夜。轮到我，我就躺在母亲旁边，心里想，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我可以算作知命之后，方免于父母之怀了吧。
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葬法，具体说是棺殓之后入土还是火化。记得罗素在《怀疑论集》里曾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结婚形式最合理，其他都荒唐可笑。葬礼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是入棺然后入土，这就成为最合理，与新法火化相比，还有优待的意义。对于养生丧死，我一向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生者的，所以应该多考虑养生，至于丧死，以简易为是。火化办法简易，所以应该说比入棺（耗费木材）入土（占耕地）合理。可是许多有关的人（包括邻里），尤其妹妹等，头脑里只有传统而没有罗素，当然主张仍旧贯。对于道理与习俗的不能协调，我也知道，纵使自己之“知”重道理而轻习俗，“行”则至多只能“允执厥中”。所以我先是也想勉为其难（多耗财力和人力），可是遇到困难，因为其时已经难于买到棺木，又入棺之后要往家乡运，找车既困难又很贵。针对这种情况（为迁就习俗而生者受苦难），我当机立断，用新法，火化。把此意说与长兄，他大概是以为，入棺固然好，既然有困难，火化也未尝不可，就表示，一切由我做主，他没有意见。以后就照我的决定办，于次日上午到派出所销户口，到殡葬办事处办火化手续。下午殡葬办事处来人，把遗体装入红漆棺，抬上大板三轮，运往东直门外幸福村的火葬场。我骑车随着，算是把母亲送到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