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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这既不是易地安居，更不是如若干年后，以学习、开会等之名行旅游之实，而是改造，就是变斯文扫地等的严厉为更加严厉。利用数十年之经验，由“组织”做起。“军”在各行各业中最严，学军。全出版社算作一连，排行第七。连当然有连长，可惜天高皇帝远，我竟忘了是哪一位。连之下为排，我分入一排，排长为姜君，是借了主持批斗我几次的光，我还记得他。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俟另篇详记）。写至此，忽然想到各种作文教程所说，感到题目的“从戎”不对了，因为戎马生涯，将校对于兵士，要关心，甚至身先，而我之所受，分明不异于罪犯。罪犯能从戎吗？显然不能。如此，求名实相副，就应该称为“充军”。但改题，又一劳动也，还是凑合过去吧。
《流年碎影》 地理志
我有个老习惯，到个新地方，总愿意先看看当地的地图，以便低要求，知道落脚之地及其周围是什么情况，高要求，有什么名胜，可以安排时间去看看。可惜到这个新地方凤阳，身分是待改造的准罪犯，当然不敢找地图，也许竟没有全县的详图。二十年之后，我上升为兼能涂涂抹抹的普通人，或者算作碰巧，凤阳的文教界人士，有书信交往的竟不只一位。怨我无未雨绸缪之明，没有向他们讨县的地图。现在拿起笔，想写在干校所见与地貌有关的情况，就不得不安于差不多主义。幸而关系不大，确切与否就不深究了。地的种种，有大小远近之别，以先远后近、先大后小为序。
先总说，用家门北京的眼看，凤阳在其南略东千四五百里。北京是海拔不高的平原，凤阳则是丘陵地带，所以风多，大到七八级的也不罕见。地瘠民贫，常说“凤阳花鼓”，推想，至少是起初，是出外讨饭时唱的。因为民贫，住房很简陋，都是土坯墙，上盖茅草。这样的房面对大风，自然就常不免于有“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灾难。总之是个苦地方，就是与我们家乡，北方的普通农村相比，也可以说是得天很薄。
但是回顾历史，也不少值得夸耀的，只举两桩。一桩远到战国，是《庄子·秋水》篇末尾说，庄子和惠子曾在濠梁之上辩论人能不能知鱼之乐的问题，这濠水在钟离郡，即后来的凤阳县。《庄子》“寓言十九”，这二位是不是真到过濠梁之上呢？可是成玄英疏还进一步，说“有庄子墓在焉”。我的想法，这类传说纵使查无实据，终归与假药不同，因为轻信也无害，所以就无妨信以为真，发点思古之幽情。听说濠水在临淮关（在县之东部），主观愿望，真想去看看。这想法显然不利于改造，也就只能埋葬在心里。且说藏于心，十年之后还冒出来一次，是70年代末，有闲，附庸风雅，诌《古稀四首》，第一首颈联云：“辇毂风高怀砚老，濠梁梦断看鱼归。”其实是既未脚踏濠梁，更未见“鯈鱼出游从容”，只是表示曾到凤阳，并得放还而已。
另一桩是这个穷苦地方竟出了个皇帝，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他诞生之地在哪里，没听说过。可见的遗迹，最早的是他出家的皇觉寺，在府城东北不远，已改名为龙兴寺。记得是9月初，全连乘卡车到校总部去听录音，借中午休息之暇去看了一下。像是未遭捣毁之劫，不只有山门、钟楼、大殿，还有个牌坊。外院已利用为工地，好多妇女正在那里劳动。这位皇帝，因为是开国的，就出身不高，推想出家是由于走投无路，混碗饭吃。及至做了皇帝，有了饭吃，就不再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去修宫室、制礼乐了。修宫室是统一天下、定都之后的事，这位皇帝在定都的大事上还发过奇想，是足不出户而能统治天下，即想建都于出生地凤阳。皇帝，位、权、力都至上，说了算，于是，凤阳高升为中都，筑城，建宫殿。其后又变了主意，定都南京，这中都就半途而废。但就这半途也留下一些遗迹。我看见，是由于受命乘卡车到那里运砖。这个砖城在府城西北不远，占地不很大，墙却高而厚。砖很大，一块重五十斤，上面大多有字，是江西等地造的。我们去运砖，是先拆城墙后装车。记得总是拆近东北角的北面。城里都是空地，靠南部中间有大殿的遗址，还可以拾到残破的琉璃瓦片。我忙里偷闲，曾到城的南门看看，门洞高大，竟多到五个。门洞内的墙基石向外一面都有雕花，可见是当做都城建造的。都城有始无终，但既已有始，在明朝如何利用呢？忽然想到，明朝宗室犯罪，常发配凤阳禁闭于高墙之内，所谓高墙是否就指这个城？如果竟是这样，则这个小城之内，残砖剩瓦之间，也会有不少血泪吧？中都遗迹之外，还有个皇陵，在城南二十里。葬的是朱元璋的父母，有不少人去看了，说规模不小，有石人石马，大多被大革命革得倒地或身首异处。因为距离远，难得忙里偷闲，我未能去看。
也是因为乘卡车运物，曾南行数十里，到红心铺一次。据说已经出凤阳县界，入定远县境。“铺”的本义是驿站，可见昔年都在交通干线上。红心铺的规模像是还超过总铺，记得逛商店，我还买了一条线织的腰带。定远县，我熟悉其名，是因为京剧有个重老生唱工的剧目名《奇冤报》或《乌盆记》，事情就是在定远县发生的。
以下可以重点说“铺”，有总铺和黄泥铺。由驻地三合输西北行往凤阳，三里过黄泥铺，二十里过总铺。就级别说，总铺高一级，占地大，商店多些。单说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家里寄来包裹，要到总铺邮局去取，寄也同样。你讲究，想全身去污，也要到总铺，因为那里有浴室，黄泥铺没有。幸而在这件事上我有大智慧，是入夜上床之前，用温湿毛巾由全身皮肤过一遍，必取得“苟日新，日日新”的善果，就可以避免往返奔波四十里。但有取或寄包裹之事，就欲省力而不可得了。记得至少去过两三次，当然只能步行，总铺无可恋，路上无可看，甚至二十余年之后的现在，对不起，一定要用情语作结，也只能写四个大字，曰“不堪回首”。
再说近邻也就关系最密切的黄泥铺，我们经常去，次数多少也就说不清了。往黄泥铺，性质可以用晋惠帝的分类法，大别为公私两类：公是奉命用手推车到那里拉点什么，一般是两个人去；私是休假的时候（或半天或整天）到那里办点私事，如发信、买点零碎用物之类，可以独来独往，但以结伴时为多。办私事，除了出入商店的自由之外，还可以兼享游历的自由。就是用于推车拉物，路上也可以望远看近，谈几句闲话，得有如住牢房放风片时之乐。所以住干校近两年，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一定要说也有一点点乐的成分，那就只能抬出黄泥铺，恭而维之。但恭维，举事例也难。只是一条不长的街，两旁的房子平常而近于破。商店不多，店内货物贫乏；尤其所谓“饭店”（像是只有一家），饭菜贫乏之外还要加上劣，所以也就没尝过。街北端有厕所，邻近两个，以柴草为墙，门外不标男女，有一次，我不得不入内，出来，不远处有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走错了，态度温和，未疑为流氓，学习灶王老爷，“上天言好事”，恭维黄泥铺，不当忘了这一件，——也许竟举不出第二件。不过仍可以因事见理，是大苦也不无优点，此优点为，连小苦也成为值得欢迎的。
最后说说与人关系更近的一种地貌，平民的住房。都是“黄土筑墙茅盖屋”，条件不能钢筋水泥，只好这样，不奇怪；奇怪的是窗过小，只是方一尺多的小方洞。室内自然无光，妇女做针线活都是坐在门外。何以要这样呢？没问过当地人，所以至今还是不明白。位焕霞录入
《流年碎影》 劳动种种（1）
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接受批判或批斗，非自愿也；根据好逸恶劳的人性论，轻如斯文扫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愿也。这就引来一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思想，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泛论，说能，说不能，都难于举出确凿的证据。求确凿，只能缩小范围，不管他人，只问自己。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深说，还不只转不过来。恕我也来一次个人迷信，昔年不自菲薄，念了些方法论（包括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书，深知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等，并不像设想的那样容易。而想自己能活，别人也能活，又离不开对错、是非等的分辨，怎么办？办法是既尊重自己的理性，又尊重别人的理性；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知方面可以存疑，行方面可以从多数。总的精神是理性至上，表现为思想活动是自由加容忍。改造思想的办法则正好相反，是对错、是非等由至上的一个人定，推测其下的千千万万人都未能“正确”，所以要改造。且不管人有没有能力扔掉自己的理性，吸收一种非己心之所生的，单说求对错、是非之类，走这种定于一尊的路，一，得真或近真的对错和是非，可能吗？二，有没有错误的危险？理和事都可以证明，是很难求得对和是，却非常容易错。因此我有时想，如果世间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并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强迫别人改造思想的人。显然，这只是空想，因为强迫改造与接受改造的分别，其来源是权和力的有无，在这种地方，无理可讲，你无权无力，就只能听命，接受改造。
我之南行入干校，情况正是这样，讲理，我不信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