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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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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是强烈的孤寂之感,一种难以言说的苦。
  仍是人事,信传说,由燧人氏起,我们就离不开火。火的大用,限于小家小户,主要是三种,烧饭烧水,照明,取暖。我的家乡穷而僻,上不了经传,但也略有改革开放的精神,照明,由我祖母的黑油壶进步为我母亲的煤油灯,再进步为我还乡时期的电灯。另外两项也未停滞不前,而是可以烧煤球(用火炉)。但煤球贵,且不易买到,现实主义,就仍得无改于祖先之道,烧柴。北方寒季长,不知由哪一朝的哪一位天才发明,室内盘火炕,室外(外屋)修灶(灶上安铁锅),灶与炕道相通,炕道远于灶的一端转为上行,穿出屋顶,升高为烟囱。这样,比如冬季,晚间点火做饭,烟囱抽火和烟往里走,就可以室内无烟,炕面变热。点火,能做熟饭可不在话下,另一神妙是炕变热,室内变暖,就可以饭后,聚坐在热炕头,听讲鬼故事,到听得发困,往被窝里钻,被沾身,有暖意。我熟悉这有诗意的优越性,第一次回去已经是秋冬之间,当然愿意照方吃药,室外已修上灶,就试。可是烟不往里走而往外冒。请人修理,找原因,糟糕的是谁也说不清原因,只能猜想,碰。不幸是猜也没猜对,碰也没碰对,修理之后,只要一点火,烟还是往外冒。如此,不要说取暖,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急中生智,想缩短通道,把灶移到室内炕的一角(家乡称为搭锅炕?)。改造完,点火试试,仍是照旧,而烟则都留在室内。又失败了,而不得不吃饭,就启用备用的煤油炉。可是,也许我的技术有问题吧,也竟是不好用。就这样,主要是第一次回去(以后就不再用柴灶,而用煤油炉),为了火,我简直伤透了脑筋。
  人事方面还有个很难避免的困难是患病。病,如果不很轻,一般要吃药,卧床静养,这就一定要有人照顾。可是我是孤家寡人一个!幸而老天爷开眼,怜悯我这孤苦的,下去五次共住一年多,竟没有得严重的病。我们家乡说的头疼脑热(感冒之类)不能免,而就是这样的小病,既来之,就会发烧,浑身无力,想卧床,也应该卧床休息。可是卧了,休了,到该“传膳”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还是只能挣扎着起来,点火。还有一次,是挣扎着也起不来,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应该具体说说,以求如鲁迅先生之“立此存照”。那是最后一次回去,1975年的8月24日,星期日,早晨起来,吃了早点,还写一封信,忽然觉得发冷。不一会儿转为发烧,头昏,赶紧躺下。又过一会儿,加上晕眩,天旋地转,而且反胃,躺,躺不住,起,起不来,非常痛苦。想叫人找医生,又一想,门插着,要先去开门。可是晕眩得太厉害,不能睁眼,自然更不能起身。其时已经是中午,心里想,这样下去,万一生命如此结束,就连一两句遗言也没有,怎么好?动不了,也只能忍一忍看。一直躺到下午三点左右,反胃过去了,晕眩也轻了些,试试起身,成功了。当机立断,投奔张庄马表弟,如果暂不能好,总不会没有人管。马表弟是中医,挣扎着走到他那里,药,饭,卧床,都有人管,困难才化为空无。
  至此,困难说了一大堆,都是个人身边的小事。有什么意义呢?语云,小可以喻大,也就未尝不可以放大。放还可以一放再放。一放,可以得个消极(不该怎样)的教训,是像这样损人而未必能利己的强制措施,已然的,要确认是错了,并前事不忘,堵死再出现的道路。如何堵?要以小民的幸福为重,如何行,取决于多数人的慎重考虑,而不是一个人的灵机一动。再放,还可以得个积极(应该怎样)的教训,是道听途说,讲治平之道,放眼世界,有些地方是把“福利”奉为措施的南针的。其结果,人有了生,只要不危害别人(包括多数,即社会),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满足于吃救济金而不干活。我“无缘飞异域”,眼见是办不到了,但仍愿意学耳食之徒,闻而不疑,并希望我们也试试。试,有什么好处呢?为所欲为,不敢,总可以不被迫还乡了吧?


《流年碎影》 劳而食


  这是想说说,还乡时期,劳动方面的情况。劳动指生产劳动,在农村,即农业劳动,起火做饭之类不与焉。人有了生命,要求能活,而天上不会落下馅饼来,所以不得不从事多种劳动。一个人的所能有限,不能、也不宜于把多种劳动包下来,所以要分工。工有多种,有没有高下之分?难言也。爱因斯坦坐在屋里写相对论,邻居二大妈站在院里喂鸡,由都需要方面看,也未尝不可以说在什么什么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转为别的角度,如难易、文化的积累、社会效益等等,二大妈的劳动像是又不得不屈居下位了。由此我们会想到,天之生材不齐,只有“都要能活”不许打折扣,其他都可以灵活。分工是灵活;没有工作能力(老弱病残),可以不劳而食,同样是灵活。但总的原则应该是,人人要尽己力之所能,劳动。违反此原则,如旧时代,有些人不劳动,反而多享受,不合情理;新时代,分配王力去看楼门,朱光潜去打扫厕所,也是不合情理。
  与王力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相比,我是无能之辈;但也不是任何事都不能做,不过已被判定为有罪兼无用,并逐出都门,也就真成为无用了。无用碰到无业还会产生缠夹,因为照新时代的规定,有业而无用或不用,可以依法休息(普通曰退休,高级曰离休),也就不再有劳动的义务。退职成为无业,没有依法休息的权利,而投笔归田,要在生产队之内分农产品,不劳动,不就成为不劳而食了吗?稍可自慰的是已经年过六十,颜不红而发白,守亚圣之训,“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也就可以安于不劳而食了吧?可是说起亚圣,乃孔老二之徒,其师已下降为老二,其徒的话还能算数吗?所以要薄古而厚今,看看现在是如何规定的。不幸是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农民依祖传,我行我素,也必是不管规定不规定。所以结果就只能走道家的路,少思,听着。也许是借了旧家的余荫吧,我走入斗室,忙我自己的事,各级有权者没说什么。
  但后来还是从事过一些劳动,以何因缘呢?先说第一种,拾粪积肥。是还乡之后不久,我到村西南五里侯庄子三表妹(张庄马表弟的胞妹)家去串门,表妹夫沈如栋跟我说,我无事,常到野外走走,这样空身不好,因为农村没有这样的,觉得奇怪,就更注意看。不如买个粪筐(我们家乡名粪箕子,树条编,直径尺余,不高,一面有梁,可置肩上)背着,不论走到哪里,就没人注意了。路上碰见粪,愿意拾就拾,交生产队,也算有点贡献。我觉得他这主意不坏,主要是可以助长我各处走走的自由,就在下一个集日,到镇上买—个。还要配个粪叉,乡邻帮忙,一家出个铁叉,另一家出个木柄,安上,就胜利完成。此后,因为第一次下去,准备不够,诸多不便,还不能如以后,也读也写,屋里面壁难忍,就与这新交的朋友(粪筐)结伴,为逍遥之游。我守本分,见到路旁之粪,不是愿意拾就拾,而是必拾,所以有时机会好,就会拾满筐。满筐,是生产队的所得。我的所得更多。如阮步兵之乘车漫游,获得精神的放,纵使是短时的,一也。二是可以遐想开天旧事,比如走到药王庙之前,就可以想到半个世纪之前,晚上听刘阶明老师讲《孟子》,夜里睡在观音大士旁的情况。走到镇南的中学门口,所想会更多,因为那里原是南大寺,我幼年还见过残破的大雄宝殿。于今是书声琅琅了,有一次如做南柯之梦,忽然发奇想,心里说,如果废物利用,我走上讲台,也许还能讲几句吧?神飞至此,收视反听,瞥见身边的朋友,不禁破颜为笑,继续前行。行,有时还会走进柴门,那就会取得物质的享受。这是指顺便串亲,或东南行三里,到李各庄南院大堂妹家,或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沈如栋家,或西行三里,到张庄马表弟家。显然,无论走入哪一家,就都可以吃自己不动手之饭,并佐以无名但也有酒味之酒。提起张庄,还要说一家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我的堂弟妇的胞弟,也姓马,他的夫人李氏。她是我们村西十二里迤寺村的人,我的最小的姑母嫁迤寺村李家,这位李氏就是李家的姑娘,所以同我就成了双层亲戚。她住在张庄西口内(马表弟住在东口内),西口外是南通天津的公路,我拾粪如西行,经常走到公路而后返,所以在她的家门以外也不断遇见她。从农村习惯,见面不过寒暄一两句。可是她的风度使我难忘,年已半百,面容还是那样粉白,就是在都市也罕见。更罕见的是面上总是堆满温婉的微笑,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发自内心。也许多年以来,我面对的冷酷太多了吧,见到她,借用文言滥调,真是百感交集。感,而且是百,难写,想只抓一个我认为特大的,是翻某外国小说中的名言“人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之版,说并坚信“世间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这话貌似骑墙,实质则千真万确,盖举证,前半过于容易,后半呢,我想,有李氏一个人也就够了。
  再说另一种正牌的。记得是第三次回去,1972年10月,秋收的时候,一天晚上,生产队的负责人光临我的斗室,说“决定”我也应该参加劳动。只说决定,没有说什么人决定,听口气,这主意不是他想的,是由上边(支部或大队)来的。积多年之经验,三十六计,顺从为上计,于是问干什么活,他说:“到场上随便干点什么吧。”用不着费乾嘉学派那样大的力,我就能考出这股风是哪里起的。是远在此之前,确切时间不记得了,有个同我家关系深的人告诉我,我刚下来的时候,有那么一家人,在什么场合,说我被赶还乡,是敌我关系,应该照敌人对待。意见可能反映到上边,上边什么人说,干校送来,说没有帽子,不是敌我矛盾,这个风波才暗暗过去。但有的人,无位而性同有位之人,言出而法未随,心里存有不平之气,憋得慌,于是换个角度,或说退一步,想再找个碴口,举戈一击,出出气。于是或费力或未费力,找到个理由,是既然分劳动果实,就应该参加劳动。这是群众有意见,主其事者就要考虑,然后处理。再说这主其事者,多年与我家感情不坏,且有亲戚关系,所以执行,就明,公事公办,暗,多方关照。记得第一次上场,是分配轧场,只是站在场中心,拉着牵驴的缰绳,看着驴转圈。分配的活干完,问还干什么,常常是说:“没什么活了,回去吧。”这样断断续续,也许有十天八天吧,原来有不平之气的气放出来,热变冷,主其事者干脆下令说:“以后不要来了。”这个小波澜又平安过去。
  关于分劳动果实,情况也要说一下。分是公,因为照规定,我不再有都市发的粮票等各种票,还要活,就不得不靠农村所能得的多种生活资料,由粮棉等直到柴草。但世间是复杂的,古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虽只有两足,但未死,也就还有些不僵的条件。可以由总账方面看,由1971年5月起,我户口还乡,到1979年2月户口回京,名,我下去差不多八年,实则只是住一年多一点,而食品,如米面等,有些还是由外面带回去的,可见这劳动果实,分不分,与我关系不大。但人性论,最不能忍的是受到轻视,所以依世故,通知分,比如白薯,要到产地去拿,也立即出发,并表示欣欣然。分得的东西很杂,其中有北京家里视为珍贵的,如棉花(质量好)、芝麻(难买到),就带回北京,其余如各种粮,吃一些,剩下的送与相熟而且需要的。再有,八年,我有四年没回去,或回去,而分物时不在,如何处理?正如生产队主事人的老伴所常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去了”,大概都没有把我看做归化之民,我那斗室无人,就是看到名单上有名字,也视而不见了。
  可能是由1972年4月第二次下去起,“惯了一样”的道加改用煤油炉的术,生活变很难为较易,于是未很饱暖而也生闲事,旧病复发,又几乎不自觉地与文字亲近起来。粗分是两类,读(读带来的书)和写;细分,写又可以分作两类,临碑帖和诌文;诌文还可以再分,是写文章和写诗词。这样,闲人成为忙人,野外为逍遥之游的兴致逐渐下降,我按规定应该劳而食,就成为不劳而食了。
  苏东坡诗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哪)复计东西。”我不是鸿,望“不计东西”之道而未之见,就是对于昔日的被动下乡,有时想到也不免于怀念。怀念,人之外还有物,其中应推居首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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