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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的是我在“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时候就不热爱劳动，至少是体力劳动。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童心可否算作根性，如果可以算，常在我们耳边响的“我们的民族勤劳伟大”云云就要打点折扣了吧？
三是想换个地方风光风光。我家在农村。村不大，可是离大城市不远，这大城市而且是两个，北京和天津。北京在西北方，距离近二百里；天津在正南略偏东，距离一百里。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而亲属和邻人，有不少曾到天津去，有的并且是来来往往。两地对比，一处繁华，一处僻陋，一处阔气，一处寒俭，乡里人都没念过《庄子》，因而对于繁华和阔气就不能不有艳羡之心，甚至觉得曾经在那里游游逛逛就是光荣。光荣要显示，于是就喜欢说，比如那里有高楼，有电车，不点油灯而点电灯，入夜，大街比白天还亮云云。到过北京的还可以加上，外有大城，城门上有城楼，内有皇帝住的宫殿，连瓦都是黄色云云。我其时也没念过《庄子》，对于这闻而未见的，也就想能够看看。如何才能变不能为能呢？因为无志加少知，就想能够有个在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职业，比如开什么车吧，就可以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看没有见过的。这种希冀，就是现在想，也不坏吧？可惜引导人走上哪条路的经常是机遇而不是希冀，以致直到现在，我只能面对稿纸而没有能够到各地风光风光。
四是也想光宗耀祖。如果我早生几十年，光宗耀祖就要走科举的路，中秀才，非白丁，就可高出农民一等；中举人、进士，多有入仕途机会，就高出不只一等了。可见所谓光、所谓耀，都要由地位升高来。废除科举之后，偏僻小村的农家，地位也有高下之分，虽然并不彰明较著。以我家和王家的两个外来户为例，我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我大哥在外面，先则读书，后则工作，家里的男性都识字，在乡里人的眼里，我们自己（张、王二家）也觉得，张家的地位高过王家。高，低，光采总是在高的一边。生而为人，尤其童年，头脑中尚未装入各种书本上的思想的时候，自然就认为这光采颇值得追求。究竟追什么，如何才能获得，没想过，也就很渺茫。以石杰为榜样，也想走入仕途吗？像是不敢有这样的奢望。次奢的愿望不过是离开农村，能够在外面有个立足之地，收入养自己有余，给家里，使财产增加，亲属心满意足，乡里人赞扬而已。现在看，这愿望是可怜的，原因有轻的，是过于委琐；还有重的，是有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义。但就是这委琐的愿望，今日检阅，也只是实现一半，即外出而未能兴家也。
五是也想结庐在人境。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童年的所想，只是这首诗的第一句，因为家乡没有南山，更不知道还有心远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想结庐也是由记忆中的一件小事推知的。且说这件小事，是上小学时期（？），确切的年份记不清了，像是住在学校的哪一间房里，课程有手工一门，其时做豌豆工，用水泡的豌豆和细竹签插成各种用物，大至房屋，小至桌椅。清楚地记得，我做了一套小巧的桌椅，安放在贴墙的一块地方，常常注视它，幻想何时自己也有这样一个能够安身的前堂后室。这愿望，就性质说是后退的，即不想出门，也就更不想参与中原逐鹿。但实现也大不易。再退一步，是梦醒，并从而放弃之也大不易，比如不久前还写一篇《北京的痴梦》，说希望在昔日那样的城根儿有个平房小院，院里有枣树，以期秋风起的时候能够看见枝头缀满红而且亮的果实。这愿望可以说是童年延续下来的，如果一定找变化，是现在还希望有个女主人，《浮生六记》中陈芸那样的。是过于狂妄了吗？谚语有云，人心无止（？）蛇吞象，无足之蛇尚且如此，况有足能登楼、有手能执笔之人乎。
《流年碎影》 童心（2）
六是乐得与鸟兽同群。“鸟兽不可与同群”，是孔老夫子的话，我反其道而行，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少。一是所指不同，孔老夫子是说，人总不能离开人境，到深山野林的无人之地去生活；我呢，只是在人境生活，对有些鸟兽大有好感而已。二是在人境生活，身边有某种鸟某种兽也不坏。三是若干年之后，经过“新世训”之训，渐渐悟出来的，也无妨追加，写在这里，这是“人心惟危”，不如与鸟兽相处，可以少戒备。还是言归正传，说事。先从反面入手，是与鸟兽同群，意思是接近而不是以之为玩物，如有些人之养画眉或养狗，今语所谓宠物。我童年时候，农村也有养鸟的，如我写过的杨舅爷，就经常养两三笼鸟。杨舅爷好赌钱，每年在外做工挣的钱，年节回家入赌场，必输得精光，因而虽不独身主义而竟独身一辈子。晚年不再外出，孤身住在场房里，一定很寂寞吧？只好拉鸟（百灵、红颏、黄鸟等）来做伴。我不厌恶笼里的鸟，但更喜欢看（兼听）的是春天北来的多种候鸟，有的成群落在村边的树上，样子好看，声音好听。其中一种是燕，惯于住在前后有门的堂屋的檩上。泥筑的巢如簸箕，孵出小燕，五六只，伸出头，黄口，等父母穿梭般来喂，很有意思。离开农村以后，鸟升堂入室的现象就不再有，甚至落在树上乱叫的声音也听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吧？再说兽，家中养的家畜，有的我至今想起来还有些怀念。占首位的是二姑母家送来的一只黄黑色的狗，来时很小，长大了特别温顺，而且通人意。比如夏天在院里吃饭，矮桌上放上食品，人不在，它必蹲坐在桌旁，有鸡来就把鸡赶走。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有时入夜回家，叫门，它必在门内摇尾抓门，表示欢迎。其次是三叔父家养的一头黄牛，我在一篇名为“犊车驴背”的文章里曾提到它。牛，驯顺，不希奇，希奇的是记性好，很多次，没有成年人牵引驱赶，它拉着笨重的四辋车，送我们几个孩子到几位姑母家去，吃，玩，太阳偏西时候又把我们拉回家门口。印象最深的是一匹骡，家里称它为小骡子。这是因为20年代由市上买回来，它还是幼小的骡驹。它褐黄色，大眼睛，来家不久，也因为我也常到槽头为它添草料，就同我很亲近。其时父亲与三叔父已经析居，又因为赌钱常常输，剩的土地已经不多，需要畜力干的活儿就都落在小骡子身上。它很快长大，有力气，很驯顺，成为家中最有力的助手。记得我骑过它，到亲戚家去。不通骑术，要蹬在什么地方上，常常是刚蹿到背上又滚下来。感谢它照顾，总是不动，耐心地等待。几年以后，我到外面上学，间或回家，还能看见它，总是超过中年了吧，已经不再有前些年的欢跃和英俊之气。又过了一些年，我很少回家了，一次听家里人说，土地更减少，养大牲口（称骡马）不合适，把它卖了。以人为喻，它总是年过知命了，也是老了便为人所弃吧，我不由得感到凄然。
七是也许可以算作“未免有情”。男女之间的感情从何时开始，也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或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古礼大致是认为靠后，如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及笄（女性在这方面竟占了先）。但这是指成熟，可以谈婚事，成婚以前，能不能也“发乎情”呢？如果能发，就又引来何时开始的问题。再说外国人，至少弗洛伊德学派，从事精神分析的，就把靠后移到大靠前，记得至晚也是吮母乳之时。这想法可以使我们胆量更大些，说开始有生命之时，因为有了生命，依天命，就要延续生命，即传种，男女之间的情不过是传种之欲的心情化而已。这样说，男趋向女、女趋向男之情，其历史就远远早于记忆力的出现吧？但谈旧事总要是自己记得的，可惜我记性很差，又除有亲属关系的以外，与年龄相差不多的异性几乎没有接近的机会。所以左思右想，竟找不到一个曾使自己“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只好降一级，求虽不辗转反侧，与其他同群的人相比，却有较多好感的。这可以找到，而且不只一个。用食蔗法，先说一个迷离恍惚的。是邻村冯庄富户张姓的一个小女儿，传说曾被黄鼠狼（鼬）迷住，上元节看会在灯下见过，果然很清秀。咫尺天涯，过去就过去了，是若干年之后，在家乡遇见幼年的熟人绰号傻韩的，他是冯庄人，我曾问他这个姑娘的情况。他说下嫁某村，不如意，境况不佳，可能不在世了。我想到佳人薄命，心里感到轻微的悲伤。另一个是二姑母的长女，我呼为大姐的，姓董，比我大五六岁吧，经常在我家住。她身量高，聪明能干，一举一动都有潇洒之气。家里人都喜欢她，我也觉得在诸多表姐妹中，论才论貌她都应该排在首位。不记得由谁做媒，许配邻村薄庄一个姓薄的男孩子，上小学班次高，我认识他。他为人也许不坏，可是我见到他，总觉得他运气好而人不配，也许其中有些嫉妒的成分吧？再说一位，是我在一篇《故园人影》中写的严氏大姐。她是我们村以南某村的人，幼年丧父母，无依靠，经人说合，到我大舅父家去做童养媳。她长得很美，沉静而眉目含情。我十岁上下的时候，她已经是二八、二九之间的佳人，童年，不会有逾闲的想法，但是现在回想，检查心态，应该说，我很喜欢她，甚至走过她住的东房，也愿意往窗内望望。其时还没念过《古诗十九首》，如果念过，也许就会默诵“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了吧？
八是有鬼狐世界的遐想。记得我诌文多次谈到，小学时期读中国旧小说，最喜欢看的是《聊斋志异》，而且喜欢的程度深，不只觉得其中不少故事有意思，而且相信并希望有那样一个充满神异的世界，自己有时也会遇见异。当然，这异要是可意的，那就不是“画皮”之类，而且，比如鬼是连琐，狐是长亭，精灵是黄英，等等。试想，如果自己也有机缘独宿废寺，乙夜灯火摇曳之时，墙外有“元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的诗声传来，该是多有意思。黄英就更好，因为是大白天，路上也可以遇见。事实自然是没有遇见，而是带着这样的遐想，离开乡土，到点电灯的城市去念达尔文直到爱因斯坦去了。
《流年碎影》 歧路
《儒林外史》以词曰开篇，第一句是“人生南北多歧路”。其意是人走上哪条路，都有偶然性。自然，这是常人之见，或之感；至于确信因果规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既然不承认有无因之果，则大道纵使多歧，走上哪一条，总当仍是必然的。必然乎？偶然乎？一笔糊涂账，以不清算为是。且说我在小学里蹲了七八年，到1924年，已经周岁十五，与现在的六年制小学相比，结业整整迟了三年。何以这样迟迟其行？现在回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面前有歧路，走上哪条举棋不定（甚至没有用心想过），未成年，读书识字总是好事，所以非农忙时期就到小学里，从众，念完一年级念二年级，读完初级小学（四年）读高级小学（三年）。读完了，还干什么？歧路一瞬间就移到眼前。旧时代，尤其农村的小家小户，没有开会讨论，最后由某人决定之例。甚至也没有当做一回事，摆在脑海里，衡量轻重，然后舍轻取重，并付诸实行之例。有的只是一些模糊影像，比如出外混生活总比庄稼地里好、读书人总比大老粗高一等、其他行业都比庄稼人收入多之类。形势是能出去也好。出去有不很清晰的两条路，学和商。商以大地方为上，大祖母有个侄儿名刘玉田，在天津北马路万寿宫同源彩洗染坊任经理，于是到那里学徒就成为一条路。记得家里曾有这个想法，未实行，大概是因为还有学一条路，士高，学徒苦，下决心不容易。但上学要花钱，父亲因为好赌博总是入不敷出，下这方面的决心同样不易。最后是长兄的路子和主张起了决定性作用，三条路，学徒，继续上学，家里蹲，即务农，选了上学一条路。
长兄的主张是近因；长兄早若干年上学，应该还有远因，那是家境的小康和父亲的偏向维新。我们弟兄（指同曾祖的）的学名排玉字旁，长兄名张璞，字一真，他幼年镇里没有完全小学，家里送他到香河县城去念小学，这在我们小村是创举。小学毕业以后，他考入当时校址在卢沟桥的京兆师范学校（后迁通县，先改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后改为通县师范学校）。六年毕业，到县城内去教县立小学。读书人，到县里挣钱，在农村就成为上等人。上等人有引诱力，所以在歧路徘徊之时，我就走上升学的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