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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点儿来个心肌梗塞。不过俗话说，‘差点儿’是不能算数的。”他虚弱地微微一笑，神经质地扯了一下胡子，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才从乌拉尔飞回来。我在那儿帮着建设一个……咳……重要的工程，带回来一些文件。就是说，主要的资料是由别人负责运送的，但我自己也随身带了一些。此外，我还在上面按照自己的科学方法作了一些笔记。就是这些准备将来工作时用的笔记，我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了。今天我一走进屋子就看见：食橱——瞧，就是那一个——打开了，餐具都翻得底儿朝天。走进寝室，柜子也都打开了，很多东西不翼而飞。这时候我就吃不住劲儿了。再走到书房一看，桌子被撬开了，抽屉都拉了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这下子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勉强蹭到安乐椅跟前，只看见眼前的东西都在飘呀，飘呀……”
舒宾斯基疲倦地将头靠到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佛洛诺夫和左托夫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我终于鼓足了劲儿去看了一下抽屉，”舒宾斯基继续说道，“发现我的笔记还放在那里没有动。等到我给民警局打过电话以后，人就晕倒了。至于您，我的朋友，”他一面对佛洛诺夫说，一面把手放到身旁的皮包上，“想请您把我的笔记送到一百一十二号工地去。我到了那边以后再进行整理。谢天谢地，看来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属于您这个部门的。”
“您的家眷在哪儿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关心地问。
“在别墅里。”
“什么东西被偷走了，您能现在说说吗？”
“请让我歇一会儿吧，朋友，等一会儿我的爱人就会回来，那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能够大概地确定一下发生盗窃的时间呢？”
舒宾斯基沉默了片刻，不很自信地说：“据这几天替我做饭的女邻居说，中午一点钟左右她到这儿来过，我是四点钟回来的，也就是说，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
“您的女邻居怎么称呼？”
“她叫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她住在我们这一层楼的二十号。”
“好，谢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站起身说，“请原谅，让您受寒了，我再不问什么了。只是还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静静地观察一下饭厅。行吗？”
“哎呀，老天，请吧。”舒宾斯基挥挥手说，“归根到底你们还是为了我才这么奔忙呀。”
他又把眼睛微微闭上了。
左托夫和佛洛诺夫尽量轻手轻脚地走出了饭厅。佛洛诺夫腋下挟着皮包。
“这么说，”左托夫在前厅里对他说，“这里仅仅是个盗窃案件，虽然很不一般，看来只好由我们尽力来办了。”
“一点儿也不错，”佛洛诺夫回答道，“祝你们成功。”
左托夫在前厅里又站了一会儿，一面考虑着什么，一面从容不迫地用花手绢擦着脖子上的汗，然后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少校同志，”格朗宁一边把放大镜放到口袋里，一边对他说，“总算是找到了一些痕迹，要给您看看吗？”
“好吧，马上就给我看。”左托夫答应着，随即把舒宾斯基说的一些情况给工作人员们讲了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工作吧。”他结束说，“格朗宁，给我看看你们发现了些什么。”
格朗宁把左托夫引到前厅的门口，指着地板上的铁丝脚垫说：“当匪徒或者是匪徒们进入房间时，显然曾经无意识地擦过鞋底，因此在脚垫上留下了红粘土和石灰，还有一些落到了地上。我把它收集起来了。”
他把一个小包递给左托夫，后者小心地打开纸包，取出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包内的东西，然后问：“为什么您认为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呢？”
“地板不久前才擦过，除您以外我把舒宾斯基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鞋底都检查过了，并未发现粘土和石灰的痕迹。”
“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呢？也许是他们留下的。”
“沃龙错夫追上了他们，那时他们都坐到汽车上啦。”格朗宁微微一笑，“可是也没有痕迹。”
“很有意思。”左托夫称赞地说，“还发现了什么？”
“请您到书房来一下。”
格朗宁把左托夫领到书桌旁，指着放在文具前面的一块厚玻璃板说：“在这上面发现了非常清楚的手指印，不过是戴着手套的。匪徒的手出了汗，显然汗水透过了很薄的手套。我们已经把这些指印拍摄了下来。您想看看吗？”
“等一会儿再看。还有什么？”
“还发现匪徒的手套在衣橱里面的钉子上剐了一下。我在钉子上找到两根由手套上剐脱下来的线，旁边还有一个小血点。这是那两根线。”
格朗宁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于是左托夫又拿起放大镜来看了看。
“嗯，妙极了。”他隔了一会儿说，“把那个血点刮下来送到我们的化验室去鉴定一下血型。”接着他又转身对谢尔盖补充说：“有一次还是桑德列尔对我说过：‘犯罪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只不过在某种场合下痕迹多一些，另外一种场合下痕迹少一些；有时痕迹很明显，容易发现，有时比较隐蔽，不容易发现罢了。’老头儿的话不是很对吗？”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翘起大拇指说：“初步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在这儿作案的是个很有经验的惯犯。可是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同时，这里也少不了内线。必然有人把这所住宅的情况告诉了匪徒。”他又转身对格朗宁说：“好吧，继续搜索检查，可以到饭厅去，只是要轻些。至于您，谢尔盖，立刻去查明见证人，顺便看看女邻人的鞋底。”
谢尔盖走出屋子，来到楼梯平台上。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见有一扇门的上方号码是“二十”，于是去按了门铃。
一个穿着无袖长衫、系着围裙、又高又胖的中年妇女打开了门。她小心翼翼地看了谢尔盖一眼，问：“您找谁？”
“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这位妇女仍然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又问道。
“您这副吓人的模样，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简直使我的话都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谢尔盖笑了起来。
“可是您到底有什么事呀？”
“和您谈谈吧，但不要隔着门坎，要不然准得吵架。”
“告别的时候才不能隔着门坎。”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也忍不住笑了。
一分钟以后，她已经把谢尔盖让进自己整洁的小房间里，请他坐下，随即激动地叙述起来：
“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只是在两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楼梯那边传来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出来看了一眼，原来是磨刀匠在敲舒宾斯基家的门。敲得好厉害，就像是雇他来敲门似的。我对他说：‘那儿什么人也没有。’他气愤地啐了一口，说：‘人家告诉我，说那儿的老太婆是个聋子，敲门要用力些。’他转过身就走了。我就知道这些。”
“这磨刀匠是熟人吗？”
“是熟人，他就在这附近的肉铺里磨刀子。那天还到我们这里来过一趟。”
“关于老太婆的事是谁对他说的呢？”
“谁知道他呢！反正他说谎也不要本钱的。”
谢尔盖道了谢，走到楼下的院子里。“还能向谁问呢？孩子们？当然值得问。还有谁？看院子的人？也应该问问。他住在哪儿呢？”谢尔盖想着，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碰见。他向街上走去，在大门口站下来，若有所思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
对了，人，只有人们才能指出罪犯的踪迹来。上次格朗宁不正是这样围绕着黑汽车的线索破了案吗。可是谢尔盖那时却在嘲笑他，嘲笑别人，结果自己抱着成见栽了跟头。他又记起了西兰契耶夫的话：“罪犯并不是在真空中生活和进行活动的。经常有许多双诚实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监视着他们。”应该善于找出这些人来。格朗宁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呢？他抓着一条很小的，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线索，从而开始了正确的第一步——去询问住户。可是现在谢尔盖甚至连这样的线索都没有。和女邻人的谈话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她没出房门，所以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了，唯有那个磨刀匠，这里面有点蹊跷。他提到一个在舒宾斯基家里根本不存在的老太婆……这是谁告诉他的呢？这不是明显的谎话吗？谢尔盖打了一个寒噤。对呀，对呀，谁需要这样的谎话？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不就是条线索吗，侦查员科尔舒诺夫同志！它也是那么细小，那么模糊不清、渺渺茫茫。试试看，抓住这条线索！可是怎么着手呢？去找这个磨刀匠？可惜，这儿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而眼前也许还会有别的见证人，诸如孩子、看院子的人、住户等。
谢尔盖发现，他所处楼房的斜对面是一家橱窗明亮的大食品店，紧挨着就是一家肉铺。“磨刀匠不是在肉铺里吗？”谢尔盖突然想了起来，出乎意料的喜悦一下子笼罩住了他。一切都变得明朗了：这磨刀匠就是关键，太关键了，必须找到他。
谢尔盖以果断的步伐穿过街道，跨进了肉铺。
肉铺里顾客很多，谢尔盖挤到柜台前，向一个戴着白帽子、有一对黑眼睛的年轻售货员问道：
“劳驾，问一下，你们这儿的磨刀匠今天来过吗？”
“特劳费梅奇吗？”那个售货员立刻回答说：“他现在就在这儿，请到侧面的房里去。”
谢尔盖十分高兴，迅速抬起柜台上的盖板，走进了偏房。
“特劳费梅奇在哪儿？”
“在院子里。瞧，从那道门过去吧。”一个穿白长衫的妇女回答他。
在院子里，谢尔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留着胡子的人，他穿着一双长皮靴和油污了的黑上衣，正在专心致志地磨一把大砍刀，露出很满意的神情。在他那磨刀架的轮皮带下面露出几把长刀，旁边还放着两把斧头。
“你好，特劳费梅奇。”谢尔盖问候道。
“祝你健康，亲爱的人儿。”他头也不抬地回答。
“嘿，磨得真棒！”谢尔盖说，他注意地看着特劳费梅奇如何用指甲去试砍刀的锋刃。
“那是自然喽！钢吗，它就是喜欢磨，特别是当它迸出火花或者淬火的时候，它就好像变年轻了一样。”
“怎么样，特劳费梅奇，你今天没到十七号楼去吗？”
“怎么没有去？去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砍刀塞到皮带下面，接着憨厚地一笑，又说：“我在那里差点儿没把一家住户的房门给打破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我正往院儿里走，恰巧台阶上坐着一个人，看见我就说：‘你到二十二号房间去一趟吧，那儿要你干的活儿多着呢，只是敲门要使点儿劲，那家的老太婆是个聋子。’于是，我就去狠狠地敲起门来。结果女邻居从另外一个门里跑出来了。她说：‘那个住宅里什么人也没有。’我说：‘那家的老太婆是个聋子。’可是她连听都不要听，还说：‘哪个鬼跟你说的？我每天都在那里收拾，什么不清楚啊！房间里没有人。’当然喽，我只好来一个向后转，出来了。嘿，那位公民却坐在那里抽烟呢。他问：‘怎么样，敲开了吗？’我回答他说：‘你怎么啦，平白无故地把人骗到五层楼上去，那里根本没有人。’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没事儿，老兄，一切都很正常。’接着就飞快地向大门走去，好像专门在那儿等我似的。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特劳费梅奇摇摇头，便又弯下身去磨起刀来。
“是啊，”谢尔盖同情地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真古怪，他穿得怎么样？”
“穿得很整齐。上身是一件粉红色的短袖绸衬衫，下身是那种浅色的，嗯，浅灰色长裤，连凉鞋都是上等货，也是灰色的。”
“年轻吗？”
“说不上年轻，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不过没有胡子。”
“他是一个人吗？”
“起初好像是一个人。后来，当我下楼的时候，有个学者模样的人在和他说话，那人戴着黑帽子，还有眼镜。他们甚至吵了起来。原来的这个家伙，把拳头一直伸到那人的鼻子底下，那一位却彬彬有礼地让开了。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