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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左托夫仔细审阅了罗巴诺夫写的报告。他用红铅笔在“贮藏室”、“客人见不着了”、“穿灰大衣的人”、“卡佳·斯维特洛娃”等字句下面画上了横线。
对库普采维奇的住宅实行监视的头一天毫无收获：没有人上他家去过，库普采维奇本人也只到附近商店去过两趟。可是，在第二天，库普采维奇住宅的窗口内，忽然闪过一个陌生人的身影。这太蹊跷了，因为任何人上他家去都不可能不被发现呀。这个新情报引起了左托夫的重视。
当天晚上，他和桑德列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只有格朗宁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面。
商谈终了时，格朗宁接受了一项任务：搜集有关卡佳·斯维特洛娃的详细材料。
同时，谢尔盖也接到命令，自当天起就不到刑侦局上班，并且要尽量少离家外出。好像是要让他去参加一次复杂的特别行动。不管怎样，一连好几天谢尔盖老是摆脱不掉某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正当他处于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之中的时候，第二天，莲娜找他来了。
从他俩吵嘴时起，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对莲娜来说，仿佛已过了好几年。奇怪的是，自打谢尔盖离开之后，莲娜也不再与阿尔诺尔德交往了。她忽然用新的尺度重新衡量他的言行举止：“谢廖沙是不会这样说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这使得她和阿尔诺尔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也感到了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非常着急，不明白莲娜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她对他越来越感到怀疑了，处处拿他和谢尔盖相比较。
这样一直持续到七月末，她终生难忘的那一天。这时，考试已经全部结束，阿尔诺尔德邀她晚上到自己家里去。
“一些最亲近的朋友要到我家聚会，他们同意我邀请你也参加。”他甜言蜜语、故弄玄虚地补充说。
“怎么，你请人上自己家里去还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吗？”莲娜惊奇地问。
“我们的规矩很严。”阿尔诺尔德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外人会妨碍我们的。”
莲娜本想拒绝，但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
“好吧，我来。”她答应说。
阿尔诺尔德的房间半明半暗。桌上摆着一瓶瓶的葡萄酒。使莲娜感到惊奇的是：她在这里遇见了几个同年级的男女同学。她没有料到，这个“经过挑选”的小组成员也包括他们在内。莲娜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穿得像今天这样刺目和乏味！小伙子系着五颜六色的领带，穿着天蓝色或鲜黄色的丝质上装，下面是窄腿裤。姑娘们穿上粗制的敞胸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有一枚金属十字胸章，小伙子们用它别住领带，姑娘们用它代替胸针。当莲娜询问时，阿尔诺尔德很神气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徽章。”
过不一会儿，胖子卡莫夫站起来献诗，诗句怪异难懂：“我是隐秘世界之神……我要那世上没有的奇珍……黑衣天使做着幻想的飞行……。”诗里还有“爱情的仙笛”、“先知的预言”、“哀怨的提琴的祈祷”等诸如此类的胡诌。但卡莫夫念诗时，双手虔诚地贴在胸前，陶醉于诗句中。
莲娜看着、听着，一点儿也不明白。
卡莫夫朗诵完毕之后，她的另一个同学拉斯加盖耶夫站起来了。他开始叙述他看过的一本书的内容。大家又害怕又尊敬地听着他讲。他压低了声音，用恶毒的口吻说：“本书的作者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奴隶的命运。为权力而斗争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只有老爷们才能统治世界。”
“他在说什么？”莲娜结结巴巴地低声问。
“一切正常，小姑娘。”阿尔诺尔德放肆地把手搭在莲娜的肩上，自鸣得意地说。
她惊讶得甚至没有察觉他的动作。“正常？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莲娜感到恐怖，嫌恶得喘不过气来。她干吗要上这儿来？现在该怎么办？她现在就离开。离开？这样就算了吗？可是她还能做些什么呢？假如是谢尔盖，他会怎么做呢？
莲娜猛地从座位上跳起身，奔向房门，迅速打开了电门开关。霎时间大放光明，在强烈的电灯光下，这些人显得既可怜又可笑，令人厌恶。
“你们在这儿干的全是卑鄙勾当！你们懂吗？卑鄙勾当！”她愤怒地叫嚷着，接着跑向前厅。
莲挪用颤抖的手戴好帽子，从衣架上取下外衣，向走出来的阿尔诺尔德喊道：“用不着你送！”随即跑到了门外的楼梯上。
第二天，莲娜来到学校团支部办公室。团支部书记科利亚·鲁得涅夫注意地倾听着她的叙述，不禁一面皱起眉头，一面不安地吸着香烟。然后便把莲娜领到党支部去了。
两天以后，在不公开的团员大会上，莲娜首先发了言，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全体一致通过：将阿尔诺尔德、卡莫夫、拉斯加盖耶夫以及他们的同伙全部开除出团。
会后，阿尔诺尔德走到莲娜跟前，装出异常冷淡而又文质彬彬的样子，直视着她的眼睛，低声透过牙缝说：“我们要报仇。”
莲娜坚强地经受住了这充满敌意的眼光，不移开视线，镇静地回答：“蠢货！”
阿尔诺尔德面孔涨得通红，说：“走着瞧吧，有你后悔的时候。”
莲娜轻蔑地笑了起来。
从这天起，她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原来她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愉快地察觉到，从小学时代就已熟悉的那种信任集体、依靠集体、热心各种社会活动的感情又回到了她心里。
到了秋天，学校刚开课不久，团市委委托莲娜领导莫斯科一所中学的戏剧组。她欣然同意了，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和阿尔诺尔德见过面，对他那愚蠢的威胁也早就置之于脑后了。现在她越来越多地想起谢尔盖，一到这种时候，她那泛起淡淡红晕的脸上便会突然掠过一丝深思而忧伤的微笑。后来，他俩在学校里相遇了……
两天以后，谢尔盖给她打了电话，而今天，她自己来到了他的家。
谢尔盖仁立在窗旁，眺望着街道布满积雪的远方。那边，行人、车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对于某种新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惦念和等待纠缠着他，使他坐卧不安。最近两天令人苦闷的无所事事不仅没有使他平静，反而使他变得更加急躁、心绪不宁、缺乏信心了。现在，当他早就盼着的与莲娜的会面已成为现实时，他却显得那样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此外，更使他压抑的是：他甚至不能、也没有权利告诉莲娜真相，无法与她分担自己的烦忧。她能理解他的处境吗？
莲娜习惯地坐在沙发里，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拨弄着靠枕的花边，时不时将额前的一绺头发撩到耳后去。她穿着朴素的深蓝色外衣，胸前别着团徽。
他俩的谈话颇为拘谨。在重大而难熬的考验之后，他们再度相见，两个人都变了，而现在仿佛是重新结识似的。
莲娜忽然从沙发上起身，走到谢尔盖跟前。
“你有什么事，这么焦虑不安。”她小声说，并偷偷地望了谢尔盖一眼。
“倒不是焦虑不安，莲诺奇卡，但是……”谢尔盖口吃地回答说。
莲娜碰了一下他的手。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做什么事都会符合要求，恰如其分的。”
这句话说得如此真挚、肯定，以致谢尔盖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试探性地望了莲娜一眼，他们的视线顿时交织在一起。谢尔盖忽然意识到，莲娜是对的，他确实会按照要求，恰如其分地去完成任何使命。
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再说，但是彼此之间的拘谨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突然离家不知去向了。
卡佳·斯维特洛娃是个身材不高、生性活泼的姑娘，拖着两条深棕色的短辫子，一对灵活的褐色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芒。她是团小组的灵魂。她对大家都一视同仁，而且总是那么愉快，朝气蓬勃，的确是个好同志。但是她的女友们却不肯和她分享自己的欢乐和烦恼。她们认为：卡佳不会理解，她会笑话的。
卡佳就这样快活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那一天……
实际上，这事发生得还要早一点。那天，从表面上看，与往常的日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晚上，卡佳忙着回家。“今天一切就要开始了。”她思忖着，把头靠在无轨电车结了霜的窗玻璃上，“今天应该收到信了。不过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怀着一颗怦怦剧跳的心，卡佳打开了自家套间的门，进入了前厅。从厨房里传来了谈话声。“安东尼娜今天在家，这样很好。”这想法在卡佳的脑中一闪而过，她匆匆脱掉了被撒上一层雪花的大衣和带护耳的皮帽。
“大概是卡佳回来啦，现在我让她高兴高兴！”这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的声音。
但到走廊上来的不是老太太，而是一个身材矮胖、面孔粗糙、穿一件黑长衫、系一块脏围裙的妇女。她看见卡佳后，肥厚的嘴唇上浮现出做作的微笑。
“您哥哥给您来了信，从伊尔库茨克来的。”
“信在哪里？”卡佳连忙问。
“您的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整天拿着它不松手，生怕有人偷走似的。”
“快让我们念念信吧。”卡佳叫了起来。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郑重地把信交给了她。卡佳撕开信封，大声念起信来。哥哥在信末写道：“今年冬天，出人意料地给了我假期，我想到首都走走，来看看你。动身前我会给你发电报的。估计，可敬的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不会拒绝我住上两个星期的……”
信念到这儿时，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生气地嚷嚷起来：
“不害臊的家伙！这还用问！”
安东尼娜一字不漏地听着，把一双红色的大手藏在围裙下面。
迎接客人的第一个步骤是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傍晚来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起初落到了库普采维奇手中，他四顾无人，便把它拿回自己房里，小心地拆开封边，读了一遍：“科利亚今天起程，八次列车，四号车厢，吻你，父字。”电报绝对是真的。处处戒备的库普采维奇从不久前起对什么都疑虑重重，害怕危险，现在终于完全安下心来。
库普采维奇虽然无赖成性，又有一把蠢力气，但他却是天生的懦夫、胆小鬼。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活动上——包括卑鄙无耻的活动——都打下了烙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贪婪的小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吏家庭。他家顺利地度过了战争的暴风雨和种种苦难，以及革命和国内战争等兵荒马乱的年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库普采维奇的父亲成了当时一家资金雄厚的私人公司的忠实职员。公司经理的名字在库普采维奇家受到了极大的尊敬，这与他家对该公司强烈而又无奈的妒羡是分不开的。可是不久，公司倒闭了。在这次不幸事件后，老库普采维奇压抑住内心的不满，转到某苏维埃机关工作。几年之后，他那长大成人的儿子，梦想着发财致富，也走上了会计之路。小库普采维奇下意识地酷爱金钱，从训练班毕业后，很快就走上
了工作岗位。他以贪婪的直觉选择了各种贪污盗窃分子最易下手的地方——莫斯科的一个商店。
半年之后，他被雍容华贵、两鬓斑白、具有英国爵士风度的主任会计师所赏识。在那人面前，高高的、身体过早开始发胖的库普采维奇像是一只小鸡雏。库普采维奇总是心甘情愿、甚至带着某种陶醉的心情去做好他的保护人所吩咐的一切。后来就不顾个人风险做得超出一些。于是他有了钱，过起阔绰的生活来。他衣着华丽，出没高级宾馆。在家中更是备受赞扬。因为他们家里，钱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准绳。然而，猛地晴空里一声霹雳，库普采维奇坐上了被告席。
他在“劳动改造所”度过了几年光阴，但并未被改造过来。库普采维奇仅仅得出一个结论：像他从前那种做法是既愚蠢又危险的。他翻破了刑事法典，终于替自己选择了一个危险较少而获利不少的活动范围。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当个“从犯帮凶”。在劳改所里库普采维奇结交了“有益的”难友，获释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