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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总地说来是不错的，和我的辽什卡有些相像。只是，蓝色的眼睛、黝黑的面孔和漆黑的头发显得太漂亮了一些。总之，挺惹人注目的。”
星期一晚上，谢尔盖很晚才从查哥尔斯克回来。
第二天，虽然谢尔盖故作镇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后翻阅文件，但格朗宁仍然发现：谢尔盖容光焕发、面带喜色。
他怀疑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喂，这一趟收获怎么样？看样子你挺得意的。”
“有那么一点点。”谢尔盖故弄玄虚地说，“告诉我，左托夫在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请他批准逮捕瓦伦丁娜·阿莫索娃。”谢尔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什么？”格朗宁大吃一惊。
“啊，这就是力量！”萨沙·罗巴诺夫故作赞叹而又夸张地说道，他也是本科的侦查员，过去曾是一名海军上士，是一个爱取笑逗乐，生性快活的人。
“简直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他仍然用那种语调继续说下去，“谢尔盖·科尔舒诺夫根据纯逻辑推理，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吸了十袋烟，作了一次神秘的旅行，一举侦破了一件极其复杂的案件。同志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教训，应当……”
“别胡说八道了，萨沙！”格朗宁打断了他的话，又转向谢尔盖，生气地说道：“我们见首长去吧。”
左托夫严肃地接见了他们。
“报告一下头两天工作的结果吧。格朗宁，您先谈，现场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格朗宁那愁眉不展的面容马上兴奋起来。
“有一点收获，少校同志。星期六我找到了第一批见证人。我的出发点就是罪犯是乘坐汽车来的这一预测。时间也基本清楚。不过，我查问过的那些人中，管院子的也好，住户也好，都没有看见汽车，只有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孩子注意到……”
“很好的情报来源。”左托夫赞许地说，“要记住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孩子们善于观察，精力充沛，记忆力也强。”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注意地听着格朗宁的报告。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时，就不免有点嫉妒了。
格朗宁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孩子们告诉我，当时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轿车。但是汽车的号码和牌子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见那些坐车子的人。”
“真有意思。”左托夫一边说，一边把面前的一堆削得尖尖的铅笔摆好，“您说完了吗？”
“是的，说完了。”
“目前，材料掌握得太少了。必须找到这辆汽车。科尔舒诺夫，现在您说吧。”
格朗宁讥讽地瞧了瞧激动不安的谢尔盖。后者看到了他的目光，皱了皱眉头，开始报告：“我先谈谈有关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一般情况。在群众关系上和工作上，人们对她的反映都不好。她的业余时间全消磨在舞会里。她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民警局里都有案可查。他们从前曾因各种不同的犯罪行为被判过刑，现在仍然过着形迹可疑的生活。阿莫索娃性情懒惰，收入很少，但对于服装的兴趣却非常浓厚，时常抱怨钱不够用。其次，她很羡慕她的堂妹柳芭·阿莫索娃，忌妒她的服装和她家的富有，还常常公开地这样说。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是厂里知名的工段长，老共产党员，曾数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
左托夫靠在安乐椅背上，平心静气地摆弄着自己的那些铅笔。
“不仅仅是这些吧？”当谢尔盖略微停顿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已经查明，阿莫索娃的口供全是一些谎话。首先，她曾声明，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一周的生产定额，所以在星期五就到莫斯科来了。这是假话。她是无故旷工，谁也没有准她的假。其次，她说她是和女友席里钦科和伊凡诺娃一道上莫斯科来的，这也是假话。那天她们两个人都照常上班，根本没有到莫斯科来。第三，阿莫索娃还隐瞒了一件事，她早在头一天，即星期四就曾到莫斯科来过一趟，当天又回查哥尔斯克去了。老工长阿莫索夫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上班去了。第四，阿莫索娃说，犯罪分子把她的新大衣也一起抢走了，这也是假话。在她头一次从莫斯科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大衣带回去了。当她第二天重返莫斯科的时候，把这件大衣放在女友那里，还留了张便条，请她们马上把这件大衣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真见鬼！”格朗宁脱口而出。
“这些都是事实。”谢尔盖结束了他的报告。
“您的结论是什么呢？”左托夫把桌上的铅笔收起来，从容不迫地问道。
“结论只有一个：”谢尔盖用十分自信的语调回答说，“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是她做的内线，柳芭·阿莫索娃是听见她的声音才把门打开的。”
“好吧，”左托夫转向格朗宁问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格朗宁用宽大的巴掌托住下巴颏儿，考虑了片刻说道：“我认为，材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只是暂时还不能逮捕阿莫索娃，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罪证，而且间接的罪证也还很少。”
“但是，如果听凭她逍遥法外，她会回到查哥尔斯克去的！”谢尔盖急躁地反驳说，“那时她会打听到我曾上那边去过，猜测出我此行的目的，就会警告同谋者。他们会隐藏起来的。”
“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过，整个事情我得按顺序从头说起，您请听着。”
她稍稍沉默了一下，用一只手理了理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开始叙述起来：“您还记得在柳芭被杀害的那个饭厅里是多么的混乱吧？我开始收拾地板上的东西时，瓦伦丁娜曾帮过我，您想想看，突然间，在房间尽头的一个角落上，我猛地发现了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一条外人的手绢。懂吗，是外人！手绢上满是血迹，并且清楚地现出手指的痕迹，是外人的手指痕迹！懂吗？这手绢是那些坏蛋，那些凶手的。当时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对瓦伦丁娜讲，把这块手绢交给您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它能帮助您找到线索的。因此，我小心地用报纸把它包好，交给了瓦伦丁娜，请她在被传讯时把它转交给您。她接过去了，也答应了，但结果却并没有交给您。我说得对吗？”
“完全对。”谢尔盖点了点头说。
他越来越感兴趣地听着她叙述。这时，他产生了两种感觉——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样强烈的感觉。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是他——谢尔盖——作的饭厅检查记录，他应当发现这条手绢。可是，他受委托应办理的事却办得这么糟糕！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罪证！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骄傲：因为果利科娃的证词，为他的推理提供了好到不能再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过了两天，”果利科娃激动地揉搓着自己的手绢，继续说道，“我问瓦伦丁娜，把我拾到的手绢交给您没有。她的脸色立刻变白了。这一点我后来记得很清楚，对，确实是脸色变白了。您明白吗？她回答说，手绢您没有要，您还说：‘暂时放在您那儿吧。’老实说，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此，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上午，我请瓦伦丁娜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洗衣物，顺便也问问关于手绢的事。看该作如何处理。瓦伦丁娜答应了，我走出了房间，但就站在门外听她说些什么。您明白吗，我已经有点儿不相信她了。我听见她向您说了衣服的事，而手绢的事却只字未提。她打完电话以后，我又走进房间，她告诉我，您允许洗衣物，而谈到手绢时却说：‘他们吩咐把它扔掉。’嗳，您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您！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我简直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了！”她喊叫着，双手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非常激动，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处于这种难受境地的人。
果利科娃终于平静下来，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要了一杯水喝。谢尔盖听到了她的牙齿磕碰茶杯的声音。
当天晚上，谢尔盖把对阿莫索娃的审讯结果，向桑德列尔和左托夫作了报告。格朗宁也被召来汇报。使谢尔盖大为惊讶的是，格朗宁已经获得了有关那辆黑轿车的新材料。
应当说，正如谢尔盖已经感受到的，科斯加·格朗宁是个特别顽强执拗的人。而且左托夫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现场上的工作交给他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除了要求其它各种素质外，同时也要求具有纯粹的、格朗宁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起初既没有能在这儿发现物证，又没有找到人证。
科斯加没有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几个小孩子，这可很不简单。在一大群孩子中只有三个人见过黑色轿车，但当科斯加来到这里时，他们又不在院子里。他首先要设法使他们放下那些“重要的工作”，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来：原来，有一个孩子正在把名贵的朝鲜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他已经搞了半个小时了；另外一个则独自在家训练自己的小狗“列克斯”，命令它把各种物品衔到面前来，为此耗尽了家里所有的存糖；第三个正企图在妈妈回家之前用万能胶把打碎的盘子粘好。可是，他们之中谁又能继续安心“工作”下去呢。他们的小伙伴从院子里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儿来了个极为奇怪的叔叔，他昨天看了莫斯科的‘狄纳莫’队和奥地利的‘拉比德’队的球赛，他知道所有著名的苏联足球选手的身世，而且与捷勉膺叶夫和西姆良是朋友。只是如果维契卡不去，他就什么也不愿讲。这只是因为维契卡昨天早上在院子里玩过，你看，这么一个怪人！”
就这样，查清了有关神秘的黑色轿车的初步情况。
但是，这辆汽车是来找谁的呢？于是科斯加顺便拜访了院里的各个住户：很可能会有某个汽车司机顺便乘车回家吃饭；或者汽车是某个住户的；也可能是某人从车站回来；要不然就是到这儿来办什么事情的。
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必须在所去的地方都至少碰上一个星期五早晨在家里的主妇，帮助她清楚地回忆起那天早晨的一切事情，并且仔细地听完她的叙述。这时，科斯加发现，自己每次都非常害怕听人提起关于黑色轿车来过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因此，他好像在每一所住宅里都获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黑色轿车的重要性正不断地增长着，只是还未成事实。直到在最后一所住宅里的谈话结束，黑色轿车才终于变成了宝贵的事实，变成了特殊锁链上的一环，只是这个环节还不够坚固可靠：因为注意到这辆汽车的仅仅只有三个小孩儿，而且关于黑色轿车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科斯加又决定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在谢尔盖和果利科娃谈话的这一天，科斯加一清早又来到他熟悉的楼房前，这已经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