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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科斯加又决定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在谢尔盖和果利科娃谈话的这一天，科斯加一清早又来到他熟悉的楼房前，这已经是第若干次了。孩子们在不远的地方玩儿着，一见到他那穿着浅灰色便服的、戴着草帽的高大身影，就像对老朋友似地和他打招呼。
格朗宁在大门旁边停下来，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楼房。然后他走下人行道，甚至坐了下来，装作在看地上的什么东西，其实却皱着眉头在端详对面楼房的窗户。
后来，他直起身子，将帽子向后脑勺一推，把一个熟识的小朋友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听我说，你这个出色的驯兽师，上次你曾经告诉我，你们的公馆就在那幢楼房里，对吗？”
“一点儿也不错，斯捷巴叔叔。”小孩儿摹仿他的语调回答说，“不过公馆是什么？是训练狗的地方，对吗？”
“啊，不是。”科斯加笑了笑，“那是大人物住的地方，可是你为什么把我叫成‘斯捷巴叔叔’呢？”
“因为您的个子很高。”
“啊哈，是这么回事。那么告诉我，那些窗子不是你家的吗？”
“不是，那是七号的，我住在九号。”
“瞧，这些窗子呢？”
“那是八号的，是我们的邻居。”
“嗬，你辨别得还挺清楚。”科斯加称赞说，“那么那儿有谁早晨经常在家呢。”
“有薇拉。她这个月在第二班工作。还有克拉娃婶婶，她是薇拉的母亲，她哪儿也不去工作。”小孩非常乐意地回答问话，显然是因为受到了称赞。
“那么这个薇拉的父亲在工作吗？”
“父亲？不在，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就没有回来。克拉娃婶婶总是哭，我听见妈妈这么说：‘无耻的家伙，把家都扔了。’可是我想，家怎么能扔掉呢？这又不是一件东西，对不对？”
“对，小兄弟，这种事情我们是弄不明白的。”
“对了，我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吻了妈妈一下。”
“那么薇拉怎么样呢？她是共青团员吗？”
“怎么会不是呢？她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孩子郑重其事地说，“她已经第二次参加选举了。在工厂里她又是委员会的委员。就是她，那次我哥哥别捷卡邀她跳舞，她拒绝了没有去，可是后来却和十四号房间的科里卡·索洛夫也夫一起去了。所以，从那个星期五起，我就不愿理她了。”
年轻的驯兽师还把其它引起科斯加兴趣的住户也同样详尽地叙述了一番。
科斯加道了谢，要他代向小狗列克斯问好，并劝他为了小狗的健康应该节省一些糖，然后就向对面的楼房走去。
在第七号寓所里所进行的冗长的谈话没有得出什么结果：那位领养老金的老太太和年轻的家庭女工无论怎样努力，也想不起星期五早晨她们在自己窗口看见过什么了。
八号寓所的门是一个高高的、清瘦的姑娘打开的。她穿着朴素的蓝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花头巾。
“您是薇拉吗？”科斯加问。
“是，可是我不认识您，您是哪里的？”
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她。
“请进屋来吧，同志。”姑娘连忙说，“只是很对不起，我们这儿很乱。”
房间不大，可是非常洁净。在铺着白色被单的单人床旁的墙上方，挂着列宁肖像，它的下面是欧洲地图。不知怎么，这使科斯加感到很喜欢。于是他就坦率、认真、毫不拐弯地问：
“我想，您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来打扰您了吧？”
“嗯，当然喽。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我非常高兴能够帮助您。”
“好，那就请您尽量想一想，”科斯加从容不迫、极其诚恳地说，“好好地想一下，那天早晨您在窗口看见了什么？”
“行，让我尽量想想看。”薇拉一面略微有点茫然地答应着，一面做了个手势请科斯加坐下。
两个人都在桌旁坐了下来。科斯加把帽子放到桌角上，抽出了记事本。薇拉用双手托着面颊，沉思起来。
“星期五……星期五……我到底做过什么呀？”
“那天您跳舞去了。”科斯加忽然提醒说。
薇拉抬起惊奇的眼睛望着他。
“不错，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这是九号的一个小朋友维契卡——列克斯的主人告诉我的。”
“维加？”薇拉微微一笑，“他没有对您说，他现在不理我了吗？”忽然间，她激动地抓住科斯加上衣的袖子，说：“想起来了！哎呀，这一切都记得好清楚呀！听我说，这一切都是这个维加惹出来的。那天早晨他在院子里玩球，无意间把球打到了我们的玻璃窗上，等我跑到窗前一看，孩子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正对面，就在那个大门口，我看见一辆非常漂亮的黑色大轿车，但不是‘吉士’牌的，大概是辆外国牌子的车。”
“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科斯加又问了一遍，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得有些厉害，可是却尽力装出平淡的口气，好让薇拉能够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回忆起所有的详情细节来。
“当然，车子里坐着司机，我仔细看了他一下，是个年纪很轻，浅色头发的人，长着鸟型的尖脸。知道吗？他穿着有拉链的皮夹克，旁边还坐着一个姑娘。”
“姑娘？”科斯加忍不住问道，“是金黄色头发的吗？”
“嗯，是金黄色头发的。”
“她的脸您看清没有？”
“没有，”薇拉沮丧地回答，“当时我看了相当长时间，这个司机很像我们厂里的一个小伙子，所以我在想，到底是不是他呢。后来我就离开了窗口，过了几分钟，妈妈从店铺里回来，我们便坐下来吃早饭了。等到我再看窗外时，车子还停在那里。后来从大门里，就是那个大门，”薇拉皱起眉头又着重说了一遍，“出来一个男人，车子马上就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薇拉看了科斯加一眼，“您说，这对您会有一点帮助吗，嗯？”
这时，科斯加竟然没有勇气对她耍滑头了：眼前，她的目光是那样真诚、明亮，而且这目光中又含有那么多善意的关切和信任。
“对，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科斯加坦率地承认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再稍微耽误您一会儿，好把您说的这些话记下来。”
薇拉点点头。有几分钟的时间，室内笼罩着一片寂静。科斯加迅速地写着，忽然他停住笔，考虑着什么，然后抬起头来。
“请您说说，薇拉，就是在您妈妈回家的时候，正好这辆汽车停在那里，是吧？那么她一定看见它了，对吗？”
“嗯，大概是看见了。”薇拉表示同意。
“我想和她谈谈，行吗？”
“当然行，她在隔壁熟人家里，我现在就去把她找来。”薇拉说着，连忙从椅子上匆匆地起身而去。
“只是让我们先说好，”科斯加提醒她，“您暂时一点儿也不要提到我到这儿来的目的，行吗？”
“好，好，我就来。”
薇拉跑了出去。
五分钟后，科斯加面前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瘦瘦的女人，她的脸色显得十分疲倦，不安地揪着披在肩头上的头巾。
科斯加想尽可能地平静些、委婉些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可是却显得过分地小心了，甚至还有些发憷。女人突然微微一笑，这样一来，她的整个面容立刻显现出一种慈祥、柔和的光彩。
“您怎么像对一个重病号那样对我讲话呢？难道我的样子像个病人吗？有什么法子呢，孩子，我实在太伤心了。老实说，正是因为他，我才注意到这辆黑汽车的。真的，说说都叫人脸红！所以当时我连薇拉都没有告诉……不过，您是为了办案需要，那我就说说吧。”
科斯加看见薇拉的眼睛里闪烁着泪珠，他自己也对这样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感到无限同情。
“我从店铺里回来，忽然看见这么一辆汽车停在这儿，这样的车从未到我们这儿来过。那时，我的头就好像被猛敲了一下，于是产生了那么傻的念头，我想：‘莫不是我的米加突然回来了？’我跑到司机面前，声音也变了，问他：‘谁的车子？谁来了？’不料，那司机恶狠狠地瞪着我，嘴一撇，张口就噎人：‘不是上你家的，走你的吧！’我这才清醒过来，好像被人唾了一口，赶紧走开了。您看，就是这些，难道这对您有用吗？”
“非常有用，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科斯加十分感激地回答，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叙述对她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请您告诉我，您还认得出这个司机吗？”
“面对面吗？那还用说，这么一个粗暴无礼的家伙！”
“好，至于车子的号码大概没有注意吧？”科斯加为防万一疏漏，又追问了一句。
“您猜怎么着，我真注意到了。”克拉芙济娅·伊刀诺芙娜笑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眼睛怎么会落到这上面去的。可到底是多少号，您就别问了，再也想不起来。只有两个数字不知怎么在脑子里生了根，两个‘8’字连在一起的。”
科斯加赶忙把一切记下来，字母在纸上快活地跳跃，脑子里像浪潮似地翻滚着某种狂喜的预感。好运气！也不知道这种运气到底从哪儿落到他身上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格朗宁被召到桑德列尔那儿去，继谢尔盖之后，报告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
当格朗宁谈到汽车上有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时，谢尔盖高兴得叫了起来：“好，你们瞧！这就是阿莫索娃！”
桑德列尔生气地扬了扬手。
格朗宁讲完后，由罗巴诺夫报告自己的工作，他是负责调查柳芭·阿莫索娃的社会关系的。
“她最要好的朋友是鲍里斯·格里科夫，他们常常通信，一般来说，应当认为他们在恋爱。还查明，有四个小伙子和六七个姑娘和她也很好。他们都是大学生。目前有嫌疑的有两个人——维克多·斯皮林和伐契斯拉夫·格列洛夫。可是还没有掌握任何有关他们的罪证。我正在继续收集材料。”
“嘿，萨沙，”谢尔盖暗中嘲弄地想到，“倒是想跟往常一样夸耀一番，可惜没什么可夸耀的。你那个样子简直惨不忍睹。”
罗巴诺夫是个身材矮胖，头发微微发红的小伙子，长着雀斑的鼻子向上翘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现在，他的脸上显出既不满意又有些委屈的样子，他那一副神情就像在说：“派我这么一个倒霉的差使，还想指望什么成就呢！”
罗巴诺夫报告完毕后，桑德列尔看了左托夫一眼，问道：“你的意见怎么样，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我认为，环绕着阿莫索娃已经有一连串的间接证据，如果还继续让她自由，未免有些危险。”
“你是不是太着急了？”桑德列尔眯缝着眼睛，瞟了谢尔盖一眼。
“可是，上校同志，她信口开河地撒谎！”谢尔盖又忍不住了，“我以名誉保证，她是别有用心的！”
“我倒不是着急，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左托夫回答说，“实质上，其它线索上的工作，我们不仅不中断，而且还要加强。”
桑德列尔摇了摇头，说：“撒谎——这对于犯罪来讲，还不能说明问题。光有贪婪、妒忌的毛病也还犯不了这样的罪。这里必须有一种积极而狠毒的意志。可是这一点我在她身上还没有感觉到。我不同意现在逮捕她，这还太早。首先必须找出直接罪证来，即使一个也行。要从她那儿弄到新的材料。其次，无论如何也要替我把那辆轿车查到。同时，您，罗巴诺夫，应当加紧您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感兴趣。完了。同志们，会议到此结束吧。”
大家都站了起来。谢尔盖走到了桑德列尔面前。
“上校同志，我们终究会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信心十足、高高兴兴地说，“直接罪证一定会找到的。”
桑德列尔回答他时善意地笑了笑，说：“科尔舒诺夫，您对谎言很敏感。但是还要锻炼自己对犯罪的嗅觉。这不是一回事。至于阿莫索娃，那有什么呢，现在只要有一个直接罪证，就可以决定她的命运。”
可是现在连左托夫也同意我的意见了。”谢尔盖试图提出反驳。
“嗯，左托夫吗，”桑德列尔又笑了，但已带有一点高傲的口气，“他只不过非常谨慎罢了。要想成为像左托夫那样的人，您还必须学习许多东西。同时，您再看看，他是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