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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所谓“解放”，其实是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的内讧加剧，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
1917年革命显然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关，加上社会不公正在战时的匮乏更为突显，一次大战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士兵也几乎都是农民。从2月到10月，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并通过“人民专政”的铁腕站稳脚跟。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沙皇专制的残暴镇压使革命者铤而走险并制定铁血纪律。后来列宁即从这一严密的组织形式中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革命斗争的残酷环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这也势必为掌权后的独断专行留下隐患。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文中指出：“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作家、思想家和政论家，无不是不要政府的人，即特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我们的极左派和我们的极右派，都有这种情绪，只是形式不同。”
白银时代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繁荣期一直延伸到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其中重要的诗歌作品包括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忧伤》（1922）、帕斯捷尔纳克的《越过障碍》（1917）和《生活，我的姐妹》（1922）、阿赫玛托娃的《车前草》（1921）、叶塞宁的长诗《普加乔夫》（1922）等。
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和列宁的私人关系很好，在二月革命前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前，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高尔基成立了各种协会和出版社，养活那些处于饥饿边缘的作家；为营救面临死刑的作家向列宁求助。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和社会名流组成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获得了大批救灾物资。但这个救济委员会的名流们有点儿得意忘形，要自派代表团去西方，竟为此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结果被一网打尽。高尔基在震怒下，于1921年10月离国出走，直到六年多后才回来。
勃洛克在随笔集《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反复提到俄罗斯传统是昏暗和平庸的，和幻想与激情作对。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所在。他们可以承受孤独和磨难，却惟独不能忍受生活的刻板和僵硬。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残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灵的败坏。勃洛克写道：“文学在俄国是比任何地方更加生死攸关的力量。哪儿都不会像我们这儿词成为生命，变为面包或石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家死去、受难或干脆消失的原因。”
七 从1925年到1930年底，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写诗，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情况相仿，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一停就是十年。阿赫玛托娃有一次说道：“这肯定多少和空气有关。”他们三人中，还是曼德尔施塔姆首先停笔的。
在西方不少传记和文章中，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在《希望反对希望》一书中指出，革命其实是来自某些理念，即所谓不可辩驳的科学真理，为此着魔的人们认为可预见未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实这是一种宗教，其代理人赋予它神权般的信条和伦理。二十年代大多数人把这一理念和基督教的胜利相提并论，认为这一新的宗教也可以持续千年。而新的信条对建立人间天堂的承诺，取代了另一个世界的回报。为此，人们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任何怀疑。
其实，这又回到我们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由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的全球效应，对处于转型期的农业国家的冲击更大。而革命成为一种释放与调整的可能，特别是在由于土地问题积重难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正教面临瓦解的俄国。勃洛克在1918年写的长诗《十二个》中，把十月革命与基督及其十二使徒相提并论，看来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和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是极其相似的。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娜杰日达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条件投降的心理因素是对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抛弃的惧怕，包罗万象的‘有机世界观’（正是这样称谓的）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有一种最后胜利的信念，胜利者永生永世留下来。主要问题是，那些投降的却无械可缴。”“而事实上，二十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沙场上。”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写道：“M不相信‘新的’千禧年，而他没有空手参加革命。一方面他为犹太基督文化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相信社会公正，‘第四财产’，赫尔岑，以及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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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作为释放与更新的手段。”
她进一步分析道：“很难想象任何东西能比M带给革命的更糟。显而易见他是命中注定的，永远不会找到他在新世界的位置……他不会躲避自己的同伴，他不认为自己在众生之上，而是其中一员。惟我独尊对他是诅咒——这无疑和他自己属于犹太基督的传统感有关。很多接受革命的同时代人都经历了心理危机。他们陷入可诅咒的现实与对证明其合法的原理的需求之间的困境。有时为了问心无愧，他们干脆对发生的一切闭上眼，再睁开一切照旧。其中大多数等革命等了一辈子，而成为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恐惧，把目光转开。另一些人被恐惧吓坏了，只见树木不见林。M就在他们中间。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知不多的人对他的生活往往会简单地图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没有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会那么注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用他的价值尺度去掂量它们。若他简单地背对现实，生活和调整就容易多了。这对M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像他的同时代人穿过同样的生活通向逻辑的终点。”
1928年，在苏联第45期《读者与作家》杂志题为“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的调查表上，曼德尔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精神的供给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债务人，但我也在带给它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
那一时期他的散文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调整，即在个人与革命之间寻找缓冲地带。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这样写道：“我想做到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记事的地盘。家庭想说什么？我不知道。家庭天生就是口齿不清的，然而它却有些话要说。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呐低语，因此，仅仅是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的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1924年列宁过世后，斯大林一一除掉他的政敌，最终大权独揽，一言九鼎，革命初期的自由空间完全被剥夺了。有两个诗人的命运特别让他震惊：一个是阿克梅派的领袖古米廖夫，因参加白军于1921年被处决；另一个是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春天自杀。特别是后者，连革命的吹鼓手都不能相容，还有什么写作的余地？三十年代后，几乎所有作家噤若寒蝉。曼德尔施塔姆，这个为革命欢呼过的诗人，将给革命带来“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
八
哦，地平线窃去了我的呼吸
哦，地平线窃去了我的呼吸——
我已被空间填满！
我夺回我的呼吸，地平线又卷土重来。
真想找个东西遮住双眼。
我宁愿去爱沙滩——那沿着锯齿状河岸
层层铺开的生命，
我宁愿被那胆怯的激流的衣袖
被漩涡、洞穴和浅滩缠住。
但愿我们合作过一会儿，
一个世纪。我一直渴望那样的激流。
我宁愿将耳朵贴在漂流的圆木下边
倾听年轮向外扩张。
1937．1．16沃罗涅什
（杨子译）
无题
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
厌倦了空间的死亡，
地平线在呼吸——搏动膨胀——
而我要蒙住双眼！
我更喜欢沙地一层层的
部署，在卡马河曲折的岸边。
我愿缠住它羞怯的袖子，
它的波纹，浅滩和涡穴。
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
羡慕那急流的仓促，
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
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
1937年1月16日，沃罗涅什
（北岛译）
乍一看，这简直就是两首诗。在翻译过程中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相差这么远？最后终于找到答案，原来杨子参照的是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和布朗（Clarence Brown）合译的英译本，而我参照的是格林（Jareas Greene）的英译本。在我看来，默温和布朗的合译本过于随意，常常忽略重要细节，比如在《列宁格勒》的结尾处，就省掉了“镣铐”这一关键词。而格林的译本至少敢附上原文，为了让懂俄文的读者检验比较。关于翻译，让我想到英文成语“瞎子领瞎子”（ablind leads a blind），即借助第三种语言搞翻译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我也是个瞎子，我的办法是尽量多找几个译本，那等刁：多问路，比只依赖另一个瞎子强。
这首诗写于流放地沃罗涅什，在三年刑期即将结束之际。开篇就展示了病痛的紧迫感：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厌倦了空间的死亡。沃罗涅什流放期间，曼德尔施塔姆精神处于崩溃状态，致使他常感到难以呼吸。这种窒息感转化成视觉：地平线在呼吸——搏动膨胀——／而我要蒙住双眼！最后一句显然是绝望的叫喊，拒绝再看这个世界。
如果说第一段的基调暴躁而绝望，那么第二段显然由于与自然的亲近而缓解：我更喜欢沙地一层层的／部署，在卡马河曲折的岸边。／我愿缠住它羞怯的袖子，／它的波纹，浅滩和涡穴。卡马河流经乌拉尔地区，是伏尔加河的主要支流。在这里波纹，浅滩和涡穴都是双关语，既描述水流又描述袖子，翻译中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表达。代表时间的河流进而延伸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我更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