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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荣幸有机会把钱为礼、施振荣和朱博涌三位先生的著作，推荐给对亚洲市场庞大潜力满怀期待却苦于无法完全掌握的每一位读者。很多外资参与亚洲市场的经验常以惨痛教训收场，理由是他们未能在与欧美迥然不同的竞争环境里，针对亚洲文化、市场实际状况和当地顾客期待，订定明确完整的经营策略和执行方案。这种困而知之的经验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所有国际性企业现在如果想走对正确的成长方向，基本上一定得仰赖亚洲市场。可是对亚洲任何重大投资若遭到挫败，那不仅是投资没有回收的问题，更会打击企业对其整个亚洲策略的信心。
不过也有很多外商公司在亚洲成功的事例，它们对亚洲市场和本国市场微妙的差异了解透彻。这些企业不见得在其本行是全球第一，可是都很重视在亚洲建立独特专长并有效动员当地资源。它们深知新兴市场比已开发市场起伏大，因此多半肯从中长期观点来拟定成长策略。
本书三位作者参考多种不同产业的众多实例及个案研究，从中突显出根据当地市场特性，包括竞争环境、成本因素和技术能力等等，来制定亚洲策略是多么重要。根据规画完善的执行方案，善用地方资源和赋予经营团队有效的行动力，是在亚洲成功的关键因素。
本书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们系统化运用分析模型及简单易懂的曲线，描述复杂的商业环境。例如施先生在一九九二年首度提出的「微笑曲线」模型，现在已扩大应用到好多种以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另外书中提出的所得分配模型对市场规画也极具启发性。作者们又进一步阐述制作商业实力矩阵和策略方向矩阵的计量化方法，帮助读者订出亚太地区经营策略。书中引用的许多方法，像是麦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五力模型和A。 T。 Kearney顾问公司的商业实力模型，都经过扩大与修正，纳入与亚洲市场相关的诸多因素。我深信读者诸君一旦依循本书提供的模型着手制定其亚太经营策略，必定能从中获益匪浅。
杰姆．摩根
第一部分 从策略观点看亚太地区第1节 经济重要性（1）
「海洋生物的多样化，充分显示出在漫长演进过程中自然界伟大的适应力。」
经济重要性
前工业化时代（一七六九年以前）
从文明发展角度来说，十八世纪以前全世界仅有有限的商业活动，之后欧陆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剧烈变化。在漫长而一成不变的农业时期，人口多寡和是否稳定成为推动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世界各地的人们大多活在原始生活条件下，不断与种种疾病、天灾和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奋斗。商业贸易活动主要见于少数古文明和人类聚落。黄河长江沿岸中国人、波斯湾一带波斯人、南亚印度人、地中海埃及人和欧陆罗马人都是古代活跃的商人。
中国在此期间因人口众多，科学发达，又有高价值的丝绸磁器等商品，自然形成全球最大经济体，并于十五世纪初明朝年间到达高峰。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染料，比西方至少早四、五百年。根据退休英国海军潜水艇指挥官盖文˙孟席斯（Gavin Menzis）详加调查，明朝郑和从一四二一至一四二三年曾四度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而中国水手与其妻妾就此定居马来西亚、印度、非洲、美洲、澳纽和大洋洲。中国地理大发现比哥伦布至少早六十年，而且据说哥伦布当年是用中国地图做指引的。那时远洋航行主要是为寻找稀世宝物或珍禽异兽，带回来献给中国皇帝。有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全盛时期约占全球四亿人口总GDP约三五％。相较于目前的超级强国美国不过占全球GDP约二七％，那中国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贫穷年代算得上是世界经济巨人了。
殖民时期（一七六九至一九四五年）
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英、荷、西、葡等军事强国靠船坚炮利四处征服落后地区。尽管不具正当政治理由，全世界进入了经济冲突与合作的新时代。人类文明的任何阶段都有成功和失败者，殖民时代也不例外。西方各国靠殖民与次殖民地提供原料、廉价劳工和有价值的土产品，迅速累积财富，迈向繁荣；然而这种成就与全体人口的努力不成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像英国等政府体制健全的国家，是那段时期最能长保荣景者。纯从商业观点来看，大英帝国成功的例子证明，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政府支持向来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英国由于殖民地众多，遍及各洲与各主要岛屿，不仅在西方，在东方也是第一强国。出身英国的怡富（Jardine Fleming）或和记（Hutchison House）集团，在东方被视为经营国际性事业的准绳。即使当时软硬兼施的贸易型态背后，通常有一纸不平等条约为后盾，但不可否认许多重要现代技术也在此时来到东方。同样，有很多跨国企业也从首次全力经营亚洲中受益良多，甚至到今天依旧如此。
在东方，日本是第一个受西方现代化威胁而奋发图强的亚洲国家，并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教育、军事改革。而改革成功的东方国家只有日本，主要因为日本文化长于辨别、接纳及移植优良外来技术。当日本成功的由军阀割据转为建立中央集权帝国，它同时也跃升为经济强权，最后并追随西方成为向邻国殖民的列强之一。依国际贸易为标准，日本当时是亚太最大经济体，在带动亚太技术趋势及影响亚太贸易上居枢纽地位。其余亚洲国家不是衰弱不振沦为殖民地，就是因内战不断而四分五裂。
二次大战后时期（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八年）
二次大战后，世界明显区分为两种经济体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由美国领导的其它国家则采取自由经济。这两大经济集团虽在不少地点毗邻而居，却彼此互不往来。大战结束初期，欧陆各国饱受战火摧残，亚洲对全球经济仍属微不足道，所以美国无疑是世上最强经济体，GDP占全球四七％。美国称雄自由世界之际，日本受惠于美国全心全意助其战后重建、本身工业基础厚实、政府尽心尽力、及最要紧的人民无比勤奋，终于再度坐上亚洲经济重镇的宝座。战后年代，日本充分把握韩、越战期间供应美军各种非军事商品的黄金商机，也加强认识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消费行为。早期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雨伞、家电、纺织品等等，形成日本产品质量低落的形象，不过很快就由出口导向的日本商社，从失败中学习且持续推行质量提升活动而获得改善。此时西方仍享有绝对技术优势，所以许多著名管理大师如爱德华˙戴明（Edward Deming）和约瑟夫˙朱伦（Joseph Juran），均应日本财团及政府之邀，就满足顾客需要最要紧的因素之一－质量，去指导日本工人与管理阶层。为多数跨国公司所忽视的品管制度，却成为日本公司最有效的差异化工具。随着日本对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出口越来越旺，不少世界级企业开始在日本崛起，并在全球市场上所向无敌。
一九七三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基本上是油藏丰富的阿拉伯国家与缺油的西方世界之间的政治角力，却给了日本进入另一种重要产业的大好机会，此即汽车业。省油的本田汽车一九六○年代晚期就来到美国，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到这时刻拜油价飞涨之赐，一夕之间变得炙手可热，取代了底特律多年来供应的耗油大车。日本汽车质量一贯，产品可靠，令美国消费者另眼相看，也为日本厂商赢得质量优良的美名，这一点日后在几乎所有制造业均发挥了很大的价值。
与此同时，日本长达三十余年不断的经济成长，使日圆汇率由一九五○年代的三六○日圆兑一美元，升值到一九七○年代末的一二○日圆兑一美元。许多日本财团因此出走海外，在别的低成本亚洲国家设立独资或合资工厂。日本制造基地外移，被看作是亚洲部分地区经济得以摆脱低潮的主要推力之一，当时这些地区既缺资金也无技术以进军国际市场。另一股重要推力来自许多新兴经济体如韩、港、台、新，其政府所采取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南韩及台湾的政府不仅设置加工出口区，也对某些实业家提供贷款，如韩国现代集团和台湾台塑集团，由他们带动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个阶段亚洲各国政府对个别企业的经营直接介入，一般认为成效相当卓著，因为这些地区不乏优秀的工程师及勤奋的工人，足以应付那个年代对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不算高的要求。稳定的威权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反而是有利的因素。此时电子、纺织和玩具等劳力密集产业成为某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支柱。而向来被日本投资人视为理想投资标的的东南亚也飞跃成长，只是在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上不如新兴工业体。
第一部分 从策略观点看亚太地区第2节 经济重要性（2）
亚洲经济崛起时期（一九七九至九○年）
经过多数国家三十余年强劲的经济成长，亚洲如今已不止是跨国公司的廉价生产基地。亚洲弥漫着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气氛。日本仍极力在几乎所有产业抢攻世界第一，包括汽车、资本财、计算机硬件、营建、消费品、金属、电信和金融业。经济荣景看似永不会停歇，亚洲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乐观。从贸易顺差和国内投资所累积而来的财富，经过乘数效应导致房地产和股价飙涨，连带使银行业受惠，至少账面上如此。到一九八○年代末，不少西方学者尤其是MIT的沃格尔（Vogel）教授，均看好日本是「升起的太阳」，很快就会取代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银行业也在此时达到颠峰，在世界前十大银行便占了九席之多。在日本的阴影之下，几乎每家跨国公司都采取补救措施以赶上日本，包含让全体主管及员工授受TQM训练。
许多经济学家也正式主张，韩、台、新、港是以出口导向产业、政府强力支持、人民辛勤工作及开创精神，带动经济发展摆脱贫穷的最佳典范。南韩大财团开始进攻全球钢铁、电子、造船、化学品等等市场，彷佛不久就会复制甚或超越日本经验。但台湾和新加坡则除了原先对炼油（新加坡）及石化业（台湾）的投资外，又把大量资源投入信息科技相关产业。
东南亚特别是泰、马在这段期间也有可观的成长，主要归功于外来投资强劲、政治情势稳定、基础建设足够，特别是马来西亚。可惜特定国家或城市的高度成长，并未给东南亚一般大众带来更多利益，因为有很多东协国家为国内政治问题所苦。但眼看整个亚太地区都在成长，大家还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未来将是一片美景。
共产中国经过三十年经济隔绝后，于一九七九年做出关键性宣布，将在沿海广东及福建省四个特区实行社会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以便吸引外资协助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大部分外商并未立即抢搭此一门户开放政策巴士，但华侨尤其是受不了香港、台湾成本高涨的侨商，很快即加入了第一波投资行列，纷纷在与香港交界处或台湾海峡对岸建立外资企业。最早投资中国成功的事例主要发生于出口导向产业。投资内销市场者成功率不高，因为中国民众还没有什么购买力，政府对国内贸易又设下重重限制。即使到一九九○年中国的国民平均GDP仍不到四百美元，照联合国标准，这种所得水平只够支付食衣住行和基本家电。不过自由经济的种子一旦种下，开创精神立刻席卷冒险能获得合理回报的每个地方。基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身为投资中国重要门户的香港因此受益不少。
亚洲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成长动力？（一九九○年以降）
正当一九八○年代末傲视全球的亚洲市场逐渐茁壮中，日本泡沫经济却随呆帐日渐浮现、企业纷纷倒闭而开始一泻千里。经济衰退背后同样令人忧心的是，价值过度高估的股市及房市将永远无力偿还借自金融机构的债务。以往大肆扩张时期帮助日本企业晋身全球市场的低廉资金，如今由于长久缺乏调整而变成已开发国家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金融梦魇。
日本虽面临整顿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不可能任务，其它亚洲国家却勉力逃过了原有可能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劫数，使它们在一九九○年代初仍维持一片荣景。中国经过经济严重衰退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国家的制裁，待邓小平一九九○和九一年高规格南巡，再度肯定市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