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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醒过来，朋友告诉我整整昏睡了一天。
上边说的仅仅是两例吃喝，其它方面“瞎来”的还有很多，诸如在上海迷路，在牡丹江挨冻等等。
如此说来，谁也别轻易嘲讽轻视“外地人。”只要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无论从什么地方来，在当地人眼中也是外地人，也会因为缺乏当地的生活经验“瞎来，”免不了在当地的习俗面前“露怯。”
第一辑第5节 吸烟的故事
15岁那年，我背着母亲学会了吸烟。
那时候，经常和几个同学钻进厕所或爬到防空洞里偷偷摸摸地吸，正是渴求知识的年纪却无书可读，便在喷云吐雾中找到了一丝宣泄过剩精力的乐趣。
母亲发现我吸烟，是在我的衬衣口袋中发现了残存的烟丝沫。母亲洗衣总是将口袋翻过来洗，洗出来的衣服很是爽洁。这是后来妹妹告诉我的。
出事的那天，院子里闷热得好像是刚刚揭锅的蒸笼，我们兄妹坐在胡同里乘凉。妹妹在叫母亲出来凉快时，看见她正闷在屋子里伤心……后来的一段日子，母亲的脸总是沉沉的。我虽然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但还是被母亲逮住了。
那次，我正在给父亲写信。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父亲在荒凉的鄂尔多斯高原，哥哥到贫瘠的晋南山村插队落户，给父兄写信便成了我的一项生活内容。每次我写完了，母亲都要看一遍。出身于乡绅之家的母亲念过书，总能在我的信中挑出一些毛病。有了毛病就得改，在我打开铅笔盒准备拿橡皮时，一根香烟却赫然横陈于我们母子眼前。那是一根“友谊”牌香烟，有股香甜的巧克力味道，我没舍得吸，一直放在铅笔盒里闻味儿，没想到闻出事儿来了。
当时，母亲身子一软，瘫坐在床边，泪水扑簌簌从瘦削的面颊上滚落下来。我又慌又怕地说：“妈，您别生气，我错了。”
“你还知道错？已经原谅了你一次，你太不自重，给你爸写上，告诉他你会吸烟了。”
“我再也不了，您千万不要让我爸知道！”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父亲每次离开家时千叮咛万嘱咐的情景，忍不住轻声啜泣起来。
“烟是哪儿来的？”
“同学给的。”
“同学是哪儿来的？”
“我们几个人一块从商店买的。”
“你们一个个穷学生……”
母亲的泪水让我收敛了很多，但我并不明白她为什么把自己吸烟的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尤其是对她所持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后来，我下乡插队。不久，接到了母亲写给我的信：“……过去，妈不让你吸烟是因为你还是个学生。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学生，如果用钱去维持一种习惯，妈能放心吗？一个人学好学坏都是从小事开始的，习惯非常重要，会影响到将来。妈说你是为了你好，别恨妈。现在，你走向社会了，累了，烦了，可以买盒烟，但也要少吸。随信寄去5元钱，望查收。”
看罢信后我不禁泪流满面，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让自己吸烟，与此同时，也为自己的不懂事而深感内疚与不安……比母亲高出大半个脑袋的我，不仅没有为她分担一点点生活重担，反尔屡屡让她为自己操心着急，简直是太差劲了！
现在，我才明白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社会生活复杂多变，而我又是那么单纯，那么幼稚。母亲担心我一不留神误入歧途，她在用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规范并调教着不明事理的我，以至于我在后来的成长过程总会常常想到母亲的做法。
如今，我已年届不惑，经历了无数坎坷与磨难，面对过很多诱惑和机会，但心中一直坦然。我知道，这和母亲当年阻止自己吸烟的事情有着很大关系。
我下岗的那天晚上
下岗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和单位里的几个哥儿们聚到一处借酒浇愁。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喝得酒馆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和满满一桌子啤酒、白酒瓶子的时候才离开。
出了酒馆，我摇摇晃晃推起自行车，一个哥儿们也摇晃着身子问我行吗？要不要送一程？我说没问题，你们走吧，我近。他们几个人叮铃咣铛地骑车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看着他们的身影逐级消失在夜色里，我的心里忽地一下子拥起一股酸楚，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就该各奔前程了……
我慢悠悠地推着车，一边走一边琢磨着怎样把下岗的消息告诉给自己年轻而美丽的妻子。无论如何，一个30岁的男人失掉工作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虽说这和自己所在的行业有关，但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下岗吗？我觉得下岗对自己来说不仅仅是失去工作，在更大程度上是失掉了面子。前几年妻子要出国找她的哥哥，我拦着没让去。我对她说别去，我会让你幸福的！可下岗的事实无疑击溃了自己当初的承诺。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都可以言而无信，日后的生活是不是继续得下去就很难说了。嗨！长痛不如短痛，过不下去就散伙……
我醉醺醺地撞开家门，一眼就看见妻子面带笑容地迎了上来，于是，话在嘴边却没说出口。妻子又用一种自己十分熟悉的嗔怨口吻说出去有事也不来个电话，让人家在家里惦记！我支吾了两声，还是没有说，但最后一咬牙叫着她的名字告诉自己明天就不再到单位上班了。
下岗了？
我点了点头。
平常怎么没听你念叨过这件事？
那时候光瞎吵吵，还没确定，今天才公布出来。
那会儿，屋子里死一般沉寂，只有女儿熟睡时发出的鼾声轻轻回荡……
我看了看坐在床边落泪的妻子说：过去我拦着不让你走是我不对，如果你现在愿意走就走吧！
谁知，我的话音刚落。妻子就扑了上来，一把捂住我的嘴：别说了，没孩子的时候我都没走，我带着孩子走了，下岗的你怎么办？把你一个人剩在这儿，我在那边能踏实吗？……
我一把将妻子揽进怀里，紧紧地搂住她，将自己那张泪流满面的脸贴在妻子的脸上。好像在那一刻，我才彻底了解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妻子。
18岁的痛苦记忆
高中毕业后的分配去向是到农村插队，这对我和母亲来说是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这届是北京地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恢复高中招生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初中毕业时，因为前几届毕业生基本上都去上山下乡，企业缺员，很多同学一毕业几乎全部进了工厂，升入高中的并不多。
初中毕业后，我完全可以进工厂，当一名学徒工。由于班主任推荐，加上母亲也愿意让我多读一些书，便上了高中。可我和母亲谁也没有想到多读书的结果，不仅使我失去早几年参加工作挣钱的机会，还得下乡受罪。
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毕业后的那段日子，家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呛人的沉闷气息。我从母亲的脸上可以清晰地读到幽怨和愤懑，知道母亲在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懊悔，更知道母亲在为自己屡屡遭受命运的捉弄而恼火。
那时候，父亲仍在鄂尔多斯荒原的漫天黄沙中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哥哥到晋南的穷乡僻壤插队落户已达5年之久。如果我再下乡，6口之家将分为四处，支离破碎，家将不家。我稚嫩的心也被一种不公的感觉塞得满满的。我不想到农村插队，想留在城里，可这只不过是我幼稚的想法。学校的分配方案非常明确地规定：除独生子女和患病者可以留城，其他同学全部下乡。我想通过泡病号而不去下乡，可我的毕业体检表上并没有疾病的记录。我想让母亲泡病号，因为耳闻目睹过很多家长有病，毕业生留城照顾的事情。
母亲的身体虽然不太好，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病症，想证明她有病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况且，我和母亲一个医生也不认识。听人说熬夜可以使血压升高，母亲便坐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脸色苍白、神情疲惫地去了医院。可是，血压升到160便不动了。母亲用低沉的语调恳请医生：“您能不能写严重点儿？老二再去插队，家里的日子就没法子过了。”医生翻了翻白眼珠从口罩后边发出一声闷响：“是什么症状写什么症状，开几天休息。”
从医院出来，母亲一把扯碎了假条，对我说：“你回家吧，我得上班去。”
我点了点头，却没有动。
母亲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对我说：“回去吧。”
望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泪水一下子充满了我的眼眶，在人如潮涌的大街上，我忽然感到一种四面楚歌的孤寂和冷漠正在向自己压来……
那天晚上，母亲下班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讲了她们同事介绍的办法。我听后疑惑地问道：“行吗？”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眼中又一次闪过我十分熟悉的坚韧与执著。于是，我到街上买了一瓶治咳嗽哮喘的麻黄素片和一盒八达岭牌香烟。
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狂风“呼呼”拍着窗户。我对母亲说：“天好了再去吧。”母亲瞅了我一眼，起身倒了半杯白开水，拧开药瓶，往手心倒了6片暗黄色的药片。
“妈，”我担忧地叫道：“倒多了，说明书是一次2片。”
“我知道，吃少了不管用。”母亲说着话，将手心的药片倒进嘴里，喝了几口水，便招呼我走。
走到医院门口，母亲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掏出一支烟吸了起来，刚吸了一口，就剧烈咳嗽起来。我过去轻轻拍打着母亲的后背，泪水再一次溢满了我的双眼，泪眼朦胧中，我看见母亲的额角那早生的白发和鼻尖渗出的细密的汗珠，小声唤着：“妈，您没事吧？”母亲摇着头，红着脸努力吸完了那支烟。
母亲用使身体受伤的办法为我换回一张“血压170、心跳130次/分”的诊断证明。
从医院出来，母亲瘦削的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然而，母亲回到家就倒下了，出虚汗，吐绿水，两天两夜不吃不喝，吓得我和弟妹围在母亲的身边啜泣不已。后来，我知道那是母亲在空腹的情况下大剂量地服用麻黄素，加上她平时不吸烟，药物和烟雾让原本没病的母亲有了病。
然而，那张“诊断证明书”并没能改变我的命运。
在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我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了，随着母亲的啜泣声，我那压抑了很久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在那一刻，我似乎意识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小和微不足道，也是在那个夜晚，母亲的泪水，母亲的含辛茹苦连同我对生活的思考一同走进了自己那刚满18岁的心……
父亲的生日
我这个当儿子的从来没有在父亲的生日那天表示过什么，过去因为忙乱顾不上，后来有了闲暇也曾主张庆贺一下，但父亲表示孝顺不孝顺不在那一天，搞形式没多大意思，并且说人老了过生日也不大好。尽管父亲没有明说，但做子女的谁都知道父亲怕给我们添麻烦。然而，每逢几个孙辈的生日，父亲倒是积极主动地张罗，喜笑颜开地看着一家大小热热闹闹。
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离休后才回到北京和我们团聚。
父亲的话不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候，哥哥去山西插队，父亲休完探亲假后送行的事情自然落到我头上。每次，父亲在临上火车之前都叮嘱我要听妈妈的话，照看好弟妹。父亲的话很少，却给我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悲欢离合的忧伤感受和无法忘却的惦念记忆。当时，父亲作为走资派，正在接受监督改造。后来，我也下乡插队，六口之家分为四方，但父亲在一家人聚合时从不提到自己，而是询问我们的情况。
说起来，父亲的离休费并不算特别少，但他和母亲的日子很简单。我总劝说他们该吃一口就吃一口，该喝一口就喝一口。父亲并不和我分辩，仍然过着简单的日子。弄得我觉得他观念陈旧，辛苦了一辈子还瞎省什么呀！可是，妹夫因为心脏病住进了医院，父亲却异常慷慨。那天，他把我们叫了回去，说：“你妹妹那儿现在急着用钱，我和你妈拿两万，你们要是富裕也都拿点儿。”那时候，我明白父亲为什么那样过日子了。
有一次，父亲买了一个电脑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母亲使不惯，打电话过来说和我换。谁知，我刚放下电话没多大一会儿，父亲已经蹬着小三轮车一头大汗地赶过来。我说：“您让我去蹬多好。”父亲摆了摆手，催促我将洗衣机抬下来，然后又把我的那台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