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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晨光熹微中，父亲与恽代英揉揉干涩的双眼，整理好已写成的通告，会心地笑了。
一份份油印通告，按组织系统迅速发放到全国各地。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示威》的决议。父亲立即主持团中央做出具体部署。因为这时团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公开地发动组织学生的工作都由团领导下的上海学联出面。因此，团中央决定由上海学联作“五卅”反帝示威公开的指挥部，恽代英任总指挥，父亲镇守团中央负责指导全国共青团投入这次反帝斗争。
３０日上午，两千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在街头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之事。下午，巡捕大肆捕人，一百多名学生被捕。群众愤怒不已，要求捕房放人，至３时许，聚在捕房门前的群众达万人，租界巡捕悍然向群众开枪射击。血，染红了老闸捕房门前的大马路。
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当晚，父亲立即组织召开团中央会议，按照党中央指示，决定：发动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和青年罢工、罢课、罢市，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６月２日，又以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关于就“五卅”惨案扩大反帝运动的团中央５２号通告，极富号召与策略地指出：这次反帝运动中“上海大多数民众，颇有民族革命的倾向，并且现在时时有大暴动突起之可能”为使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应即刻全体动员，使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
很快，民众反抗遍及全国。６月２日广州工人举行示威；５日长沙１０多万人大示威；７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１０日北京举行２０万人的国民大会，１１日上海工商学联合总会召开２０万市民大会，通过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条。
2．叱咤风云亭子间（2）
为在斗争中提高上海总工会的社会地位，父亲代表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援助上海罢工。
通告经各种渠道传递到全国各地基层团组织，又化为广大青年反帝运动的行为准则。然而在当时，又有谁料到这些策略的制定是出自一个２１岁的青年及以他为首的青年革命者集体呀！
父亲是个颇爱思考的人。面对如火如荼的反帝风暴，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６月，他在《中国青年》第８１期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阐明要使此种被杀戮的惨剧不再重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
任何大的政治运动爆发之始，都难免泥沙俱下，而运动深入的过程，便起到了大浪淘沙的作用。“五卅”运动也是如此。工商学联成立一周后，其所制定的１７项交涉条件就被上海总商会篡改为１３条。６月２６日，上海商人宣布单独复市，退出“三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大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只有工人继续罢工。继而，发生了上海戒严司令部派人占领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及到小沙渡逮捕工会职员事件。形成一个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联合向工会进攻的严峻局面。
对此，７月１５日，父亲签发团中央通告６０号，指示各地组织公开反对奉军的反动行为，向当时政府提出警告，“并设法使政府电令在沪军警保护罢工工人团体，不得借故摧残。”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拟定《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提出新策略：既要有组织地罢工，也要有组织地复工。１１日，父亲签发团中央通告７１号《向工人群众解释罢工策略变更的意义》。
接着，签发团中央通告７２号，相应改变学生运动斗争策略，要求：学生总会及各地学联发表宣言，“主张上课”，说明反帝是长期斗争，学生应“一方面进行学业、一方面集中学生的力量继续做反帝运动”；按照全国学生大会议案，各校增加一种研究“帝国主义之压迫”的课程等。随即，全国学联发出秋季复课通知。
不久，“五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轰轰烈烈状况逐渐为更深入地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所接续。回顾在运动激烈的６月至１０月，父亲平均每四五天（或单独、或与团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向全团签发通告一次，对全国青年投入斗争起到正确及时的指导作用。
3．建设共青团（1）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时期为扩大自己的组织并为党输送生力军作出了辉煌的业绩，而父亲作为当时的团中央总书记、组织部主任曾为这辉煌业绩而倾心竭力：
（一）大力发展团组织
团“三大”明确指出“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应向二十五岁之青年发展”，“应特别注意青年工人”，“应特别注意青年农民”。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团的工作要青年化、群众化。
“五卅”运动以前，中国青年团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的基础上，在工农青年群众中几乎没有团的影子，７０％以上的团员社会成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仅在广东、湖南、广州有极少数工人，就连上海、武汉等重要工业区域的团组织都没有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基础。这与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极不适应。父亲认为：“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
为此，父亲认为必须从组织建设着手，增加工农成分。１９２５年５月７日，他以总书记及组织部主任双重名义签发团中央通告，明确：一、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表现勇敢的，即可介绍入团；二、学生及职员对主义有相当认识，而且有活动之才力，且愿意遵守团的纪律，接受执行机关指挥而参加实际工作者即可加入本团。同时，为了取得明显进展，要求团员７月以前“至少每人介绍新团员一人”。为简便手续，有干事会的特别支部可直接批准：尔后再报中央。７月，将吸收新团员的条件再度调整；“对于工人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独立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入团。
全国团组织迅速扩大。据记载，到团的“四大”时，全国团员已达３。７６万，是团“三大”人数的１５倍。
（二）严格团内思想教育
随着组织的大力发展，大批青年涌入团的队伍，他们充满对实际斗争的热情，却缺少严格的组织训练，经历过莫斯科东大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素质训练的父亲及时地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团内训练以及派人员赴莫斯科学习等方法，为斗争的胜利而加速培养人才。
他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学校刊》上撰文《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从思想上启迪团员学习列宁主义，主张以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中国共青团，阐明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谆谆告诫团员“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
１９２５年６月，曹家渡纯善里一所“平民学校”开学了。课堂设在一间旧房内，全部家当只几张板凳，这就是父亲领导的培训工人基层干部的“５２号训练班”。他身先士卒，定期在训练班讲授共产主义ＡＢＣ。
训练班成员来自沪西区振华纱厂、绢丝一厂、绢丝二厂、公大纱厂、中华纱厂、爱迪生灯泡厂等，一百多名团干部，并且有一半女工。男工文化水平低，女工更低，大多是文盲，不要说接受共产主义理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只能认，不会写。怎样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呢？“五四”运动时期，湘江岸边长郡平民半日学校教音乐的情景又浮现在父亲眼前、５２号训练班的培训就这样从教歌谣开始了。“我伲穷人真伤心，住么住格‘滚龙厅’，关么关格芦芭门，门搭用格布条箸……”一句句上海方言俚调，描绘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苦情。课堂气氛登时活跃起来，许多女工不禁边唱边流泪。接着，父亲又给大家讲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生活。于是，“阶级”“共产主义”等概念渐渐地形象化地被工人团员们接受了。
（三）与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
“五卅”运动以来，工农革命势力迅速增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全国青年中威信很高，引起资产阶级右派的恐惧与仇恨。他们加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运动的领导权，妄图打击和削弱共青团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派的猖狂进攻。
3．建设共青团（2）
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他不但发表文章而且到青年中去讲演，散布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鼓吹无产阶级要无条件地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有自己的政党和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对此，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父亲和恽代英联名签发“关于加强宣传工作，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指示，要各地派头脑清晰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级宣传训练委员会，向国民党左派指明孙中山容纳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一切要排斥共产党者根本违反孙中山的思想，揭露戴季陶调和劳资是牺牲工农利益”，指出“只有阶级斗争能实现民生主义，以及民权、民族主义。”否则，大多数工农群众不觉悟，国民革命绝无成功之可能。同时运用《中国青年》作宣传阵地，批判戴季陶的谬论。
这时，与戴季陶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也在疯狂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思想阵地。
国家主义派是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一小撮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别。他们利用创办的《醒狮周报》及多种刊物宣传其“内除国贼（即共产党）”“外抗强权（即苏俄）”反对共产党与苏俄；同时，他们又用“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以及“国家”“民族”这种堂皇的字眼欺骗了不少青年学生。
为了争取部分受欺骗的青年学生，父亲十分注重与国家主义派斗争的策略，一面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对其反革命谬论进行坚决地批判；一面从组织角度入手，瓦解敌人队伍。他与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主任林育南联名签发通告，要求各地派“观点明确而忠实”的同志，侦察反动派的组织内容及活动，争取反动组织中的群众，“在有反动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的与对方冲突或分裂。”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执委专门发出“告孤军社、醒狮社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书”，号召他们“放开眼光，消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与坚决地斗争，不久，国家主义派分化了。其中某些小团体如“中国少年自强会”、“起舞社”等纷纷自行解散，发表宣言，宣布“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还有的人写文章宣称他们“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从此，国家主义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影响日益缩小。
１９２５年底，由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右派贺衷寒、缪斌等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为标榜，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之遥相呼应，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长甘乃光为后台，广东产生了“孙文主义青年团”，已初具模型，打着团结革命青年的旗号，主张革命青年团体可以集体加入孙文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广东省委鉴于孙文主义青年团之名称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与作用，经中共广东临时区委同意后，决定采取主动，于筹备之初即派人取得了起草章程的筹备委员地位，同时，立即上报团中央。
父亲接到广东省团委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甘乃光之流名为“国民革命应有单独的青年运动”，实则是“为造成自己派系在青年群众中的势力”。他认为“一种青年团体的组织；必须有一种共同利益的立场”，而这种各阶级青年的政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