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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索要一大笔丧葬费。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她，只要能举证她对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遥法外。我们需要重复一下，年轻妻子的自杀十分常见，有的地区几乎就找不到几个最近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村庄。一个母亲斥责已经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为啥没死成？”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让人同情了。
《京报》几年前发表了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偶然披露说，父母杀死孩子，按法律观点来看有罪，但有一条规定却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一个婆婆恶意谋杀了她年轻的儿媳，凶手付一笔钱就能赎罪。他上报的案例中，一个妇女先用点着的香烫她的童养媳，再用烧红的铁钳烙她的脸颊，最后用沸腾的热水把她煮死。这份奏折里还提到几个相似的案例，由于写进奏折，肯定确实无疑。这种极端野蛮的事或许罕见，但虐待严重到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这样的事情却经常发生，以至于人们当时都懒得去议论一番。与笔者熟识的不少家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给人作妾的中国妇女，其命运也十分辛酸。她们所在的家庭——幸福实在屈指可数——情形总是不断争吵与公开打斗。“我住的城市的长官”，一位久住中国的外国居民写道，“他十分富有，并且学识渊博，擅长舞文弄墨，为官干练，能引经据典。但他经常欺骗、咒骂、抢掠，甚至折磨他人，以满足他的兽欲。他的一个妾逃跑抓回来，被剥光衣服，两脚倒吊在屋梁上，往死里打。”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没时间生病。男人们根本不把妇女、儿童的病痛当回事儿，时常任其发展到无法治疗的地步，这或是因为没时间去管，或是因为男人“看不起病”。
在谈及孝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孝心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年幼的人无足轻重。年幼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国正与之相反。三个出门人中最年轻的人，总是首当其冲地去承受劳苦。最年轻的仆人，总是干最苦最累的活。芸芸众生在贫困中历经煎熬，中国的男孩子不堪忍受各种严重的欺压，奋起反抗，时常离家出走，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下定决心逃跑的孩子，几乎都可以投靠他人。造成他们离家出走的原因有多种，但据我们观察，最为普遍的原因是备受虐待。有一个此类事例，一个男孩刚从斑疹伤寒中复原，这种病人大病初愈之后通常胃口很大，而家里的粗黑面食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便跑去当地的一个市场，大吃一顿，花了约二十个铜钱。他因此被父亲痛骂一顿，而他也就逃到满洲这个东北各省少年眼中的圣地去了，从此不知所终。
普伦蒂斯＇注＇曾经说过：男人是创造的对象，女人则“无关宏旨”。这种说法反映了中国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来，是可以不再抚养她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则是传继香火。这些目的是不会遭到指责的，除非去一味追究人们的动机。但在中国，没有人会对这个问题有错觉。
普通人家男婚女嫁的目的尚且如此，对穷人来说，这个目的就更为突出了。人们一般这样评论寡妇再嫁：“现在她不会挨饿了。’峪话说：再婚再嫁，只为吃饭；没有饭吃，散伙完蛋。在赈济饥荒时，常常看到不少丈夫索性撇下妻子儿女不管，让妻儿们去要饭，或者饿死。许多情况下，儿媳妇被送回娘家，娘家有吃就吃一口，娘家没吃就饿死。“她是你的女儿，你去管她吧。”还有几例中，分发给哺乳妇女的救济粮，有时也被男人夺走，尽管这些例子或许算是例外。
尽管仅从大饥馑年份的种种现象去判断一个民族，显然不公平，但这种情况是一块试金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准则，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子儿女并不只是荒年才有，只不过荒年更显得平常。熟悉这些事实的人都完全明白，近年来许多闹饥荒的地区，妇女儿童像骡和驴一样被公开拍卖，唯一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前者不赶去市场。1878年那场大饥荒，几乎波及最北面三个省份的所有地方，还向南蔓延，路上的车辆上几乎全都坐着卖往中部省份的女人和女孩，以致有的地方已经难以雇到马车，因为所有的车辆都正忙于把新买来的女人转卖到别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轻妇女从饥馑之乡或人口过剩的地方，卖到因动乱而人口减少的地方，以及多年娶妻困难的地方。这种稀奇事情最令人伤感的是，这些中国家庭的成员被迫卖到各个遥远的省份，而这或许是全家人的最好出路。对于被卖者和卖者来说，或许是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我们曾经提到，漠不关心家人的病情，是因为得病的是“区区妇孺”。天花在西方被当做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断造访中国，以至于中国人已经不指望逃脱其蹂躏了。但是，他们不愿多想，因为得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人们经常可以遇见因小时候得天花而两眼全瞎的人。无法容忍身体发肤受到丝毫毁伤的中国人，却对孩子生命的价值如此看轻，我们实在是始料未及。小孩死了，要么根本就不会掩埋，常说的话是：“扔了！”要么就用草席一卷，松散地盖着，不久就被狗群啃吃。有的地方还有一种恐怖的风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团，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骚扰！
中国人对天花十分麻木不仁，他们自然体会不到我们对天花的恐惧，但他们害怕伤寒和斑疹伤寒，与我们害怕猩红热一样。如果一个人出门在外，得了这样一种病，就很难受到适当的看护，甚至完全没有看护。人们对所有恳求帮助的人都只是简要地回答说；“这病会传染的。”许多发热病症确实也会传染，而云南某些山谷里发现的一种可怕疾病也许是传染性最强的，贝德禄先生在《华西旅行考查记》中描述说：“患者不久就感到极度虚弱，接下去几个小时全身上下极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乱，十有九死。”据当地人讲述：“病房里到处都是鬼魂，甚至桌子和床垫也在扭动，发出讲话声，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也有几个人冒险走进房间。传教士确切告诉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怕传染，患者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地遭人嫌弃。如果家里有个长辈染上病症，最好的看护就是关进一个孤零零的房间，并在他旁边放上一壶水。房门紧闭，门的一侧放着一根竹竿，焦急不安的亲戚每天两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中华民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家庭内部肯定处处洋溢着关爱。疾病与麻烦尤其能唤醒人性中的最好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不仅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充满挚爱，而且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也充满挚爱。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就更为普遍了。奶孩子的中国母亲，会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亲的婴儿，要不他们就饿死了。
没人愿意帮助别人，除非有特别的理由。这个特点反映在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人劝一个聪明的男孩，尽管没有机会上学，他应该尽量读点书。而这个男孩时常会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推诿说没人教他，尽管他身边有不少读书人，他们也有空。只要这个男孩一提出想读点书这个雄心，肯定会招人冷嘲热讽，这些人在私塾里苦熬了漫长的年月，他们仿佛在说：“这个小家伙凭什么想走捷径，几个月就想学会我们多少年苦读的东酉，然后过几天就忘记？让他像我们一样自己请老师好了。”很难真的碰到一个能称得上识文断字的人，哪怕最起码的识文断字，哪怕是“自学”的，尽管“自学”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很吃惊，中国人对落水的人一般是不救的。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起火，成群的中国人目击了这个事件，他们几乎没有营救乘客和船员。当落水者尽快逃到岸边之时，许多人连衣服都被抢走，有的还被当场弄死。应该与这种暴行相提并论的是：抢夺遇难船只的财物，不久以前在英国还是一种营生。另一方面，1892年秋天，一艘英国大汽轮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的渔民和官员都不遗余力地营救幸存人员。然而在中国，总的来说还是对几乎到处存在的各种苦难抱有冷漠态度，这样的事情仍然存在，尤其是人在旅途之时。有句谚语说：在家不是贫，路贫贫煞人。
在中国旅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友善，这极为明显。一场夏雨之后，地面道路无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赶路的人会发现“天、地、人”联合起来同他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走的这条路前面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里面，也不管旁边纳税人什么事。我们已经谈过中国的官道没人关心。所有这样的路在一定季节里都泥泞难行，每当出门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之时，便会发现不知从哪儿围拢过来一大群人“袖手旁观”，简直就如这句成语形容的完全一样。但不管人数有多么众多，只有等到与他们谈成条件之后，这些旁观者之中才会有个人出来尽这个举手之劳。更有甚者，这种时节里当地人还经常在难走的地方挖个深坑，特意让出门人陷进去，因为这样，出门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一把！如果对这样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虑，也不妨照直往前走，不要去理会当地人的劝告，因为你永远都吃不准，他们给你指的路是有意让你绕道呢，还是在真心帮助你？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外国人举家搬往中国一个内地城市，明显受到亲切热诚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把日常用品借给他们，让他们用到自己备齐之后再还。这样的例子肯定还会有，但得明白完全都是例外。很显然，最为常见的接待是，周围人们完全漠不关心，除非他们感到好奇，想来看看新来的人是什么样子；那种恨不得把新来的人的底细摸透的劲头，就好比贪婪一群被命运送往别处去拔毛的肥鹅；然后，就阴沉着脸，时时流露出敌意。对于那些倒运的外国人，我们从没听说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尽管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说不少事情，说一些水手试图作陆上旅行，从天津到芝罘＇注＇，或者从广州到汕头，期间没有人免费让他们吃住过一次。
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想得到允许住店，通常很困难，有时根本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死者的兄弟被迫整夜守在街上，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把死尸摆渡过河，则要索取高价，而且我们也已经听说过几件这样的事：把死尸双层包好，再用席子裹起来扎好，让它看起来像货物，以免别人怀疑。另据报道，近年有个严冬，山东潍县的一个店主，拒绝几个冻得半死的出门人进店，害怕他们死在店里，硬把他们赶到街上，结果统统冻死了！
中国有些罪犯经常不会在官老爷面前受到惩处，原因一方面是难以定罪并且要花钱，另一方面是羞于公开。不少通奸案就这样按乡规民约解决了。犯规的人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这是条非常熟悉的中国原则：“人多势众”。有时打断腿，有时打断手臂，更常见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弄瞎。笔者就知道几件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个极其聪明的中国人，也并非不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责备这种做法极其残忍时，竟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样处理案情，在中国已经是“很宽大了”，像他自己只是被弄残废，实际上把他杀了也不过分。
“为啥你老来这儿混饭？”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这个兄弟离家数年，在外头惹了事，并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双眼。“这儿没你的份。要硬的有刀子，要软的有绳子，你自己瞧着办吧。”这段谈话，是这位无法医治的盲人随口说出来的，他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希望恢复一点视力，如果一点都恢复不了，他暗示说，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让他脱离苦海。很少听说这种暴行的受害者能告官成功。不利于他的明证简直铺天盖地，当官的十有八九会认为他活该被这样对待，而且认为还可以更甚。即使他打赢这场官司，境况非但不会比过去好，反而会更糟糕，他的众多邻居更会怒气冲天，他也就性命难保了。
必须理解的是，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但在有的情形下人的生命不值分文。偷盗是中国人最为恼怒的罪行之一。在一个人口多得难以维生的社会里，偷盗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