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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谈及自己利益时都那么谨慎，谈及别人，尤其是可能会带来麻烦，会得罪人，就更加小心了。中国人虽然喜欢闲聊，但他们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哪些场合不宜说话过多。遇到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周围不露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们待人接物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非他们明显看出这样做有好处，而且不冒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会保持高深莫测的沉默。
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下决心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最有趣的事情。即使是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平直无误地表达，却离题甚远。更加经常发生的，是间接的暗示，转弯抹角地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言说，也不可言说。传信人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埋伏着间谍。他把声音压低到神秘耳语状态，竖起三个手指头，暗示他没说出但用手势做出的人是家里的老三。他含混地开了个头，议论几句，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快说到紧要之处时，却突然停下，没有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对不对？”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懂。毫不奇怪，这时，你的这位“报信人”（这个叫法不对，他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他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令人吃惊而又徒劳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之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反复向她强调，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我们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他猜对了！＇注＇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于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人儿。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经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于是，一本书的五卷便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照着我们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注＇。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个字来作标记的，这些字没有重复。
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拐弯抹角的称呼。这样的妇女实际没有名字，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叫她“某某他妈”。于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小黑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谁家里有“小黑”，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儿童的话，事情就会尴尬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曲里拐弯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个管家外之事的人；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不能暗示一些有关的词语，经常在称呼自己丈夫时就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代替——“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向沼泽地里的一些青蛙鞠躬，希望他的士兵理解：这些爬虫的英勇是令人敬仰的。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对部队所要求的是：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同那些与中国人共命运的外国人所需要的推理能力相比，这种推理能力还不够大。有一年临近春节，在这每年一度的还债季节，我的一位熟人在碰到我之后，做了一些看来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一言不发。尽管我惭愧地说不懂他的意思，但这种不理解当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别人从他的手势中不难看出他想借点钱，还不想让人知道，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赌”这个词语是指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得加上吸鸦片，人们说话时会伸出一个手掌——“五毒俱全”，意思是他沾染了所有的那些恶习。
中国人复杂的礼仪规定，常常让人很容易就不经意地冒犯了他人，这是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不过，这些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比如信纸的折法，稍有不慎，就会被当做故意冒犯。有的汉字要比其他汉字高一格，写在顶上，如果忽略提格这一点，所造成的不敬要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人的姓名。在社交场合上，如果没有讲应该讲的话（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例外），如同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不同的客人送出相当距离一样，都是失礼的。许多简单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细节，就可能隐含着一丝侮辱，中国人会立刻发现，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无数次地成为这种侮辱的牺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特殊礼遇！中国人愤怒时，常常恶语相向，但那些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会用文雅的暗语来快意地表达恶毒的咒骂，而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明白，好比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吞下之后才会让人感到恶心。于是，短语“东西”原意为一件物品，用来叫人则是辱骂。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一样东西”。
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用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人吃惊的。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是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而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强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省事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也能坚定地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掩盖了许多罪孽。
关于我们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比每天发行的《京报》展示更多的充分的例证了。有一种习惯，不知从何而来，用古话来说就是“指鹿为马”，而且更厉害，更广泛。甚至就在中国，“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没有比透过《京报》这个精彩的镜头看得更真切的了。尽管它是个半透明的镜头，但它摄入的关于中国政府实质的光线，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对任何事情总是不讲真情而讲其他，如果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从一个人的言语去猜测他的真实意思，便是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中国官方生活是最完美的例证，其中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这两点，都是无出其右的。《京报》“头条新闻”栏目充斥着年迈官员满身病痛的描写，说他们都渴望从官位上退下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紧急请求受到拒绝，反而要他回到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印着——无罪，而是犯了其他不那么严重的错，这难道意味着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正如他人坚决奉劝我们一样，每一位仔细阅读《京报》的人，在阅读每一份文件时，要去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这要胜过去阅读关于这个帝国的所有已经写下的著作。但是，倘若将来任何一个“蛮夷”对中国人的理解达到了我刚才暗示的程度，我们就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是个中国人，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自己会不知所措？
第九章 柔顺固执
我们对中国人的最初的知识，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关于中国人特点的最早的老师，而他们教给我们的课我们总是难以忘怀。这一点，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我们却常常不满意。但是，当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面广泛一些之后，我们发现，与仆人这个狭窄范围交往中不知不觉得出的结论，被后来的广泛的了解惊人地证实了，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整个民族的缩影。本章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一个特定气质，尽管自我矛盾的标题不能把它令人满意地描述出来，但“柔顺固执”这个措词却是最为恰当的，不用费多少笔墨就可以令人明白。
外国人家中所雇的所有仆人，唯有厨师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当他的新的女主人告诉他，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干，不要用其他方法干时，他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他对家里的规矩都诚恳地表示赞同，即使不能说已经赢得信任，也给人留下了不少好感。比如，特别警告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习惯，面还没发好就做成面包放进烘箱去烤，女主人感到这是一个要坚持的小事。前任厨师正是在这件小事上与女主人闹翻的。后任厨师对此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说自己不管可能有多少其他缺点，犟头倔脑却不是他的脾气。告诉他，狗、闲杂人等、吸烟都不准在厨房，他对此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会抽烟；他自己也可算个生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的人。经过这番叮嘱之后，他开始上任了。几天之后，发现他在发不好面这一点上，与前一个厨师简直是“亲兄弟”，还有数不清的人进出厨房，许多人还带着狗，家里永远不会少的东西就是浓重的烟味。厨师坦率地承认烤面包的确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但肯定不是没有揉好，他是很会揉面的。厨房里看到的陌生人，肯定是那个苦力的“哥儿们”，但他们都没有狗，而且他们都已经一去不回了——尽管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没有一个仆人抽过烟，烟味是从隔墙那家吹过来的，那家的仆人都是大烟鬼。这个厨师简直就是讲道理的化身，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的，他也就不知道如何改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苦力身上。叫他去割草，明明给了他一把外国镰刀、锃亮而锋利，他带着满意的笑容接过这把镰刀，但就在这天，后来看到他还是用一把在四英寸长的旧铁片上装着短柄的中国割草刀。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洗衣工一台外国洗衣机，省时省力省肥皂。最重要的是不伤衣物。又给他一台获得专利的绞干机，省力而不伤纤维。结果洗衣机和绞干机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废物”，洗衣工还是一如既往地搓衣服、拧衣服，直至破烂。要实行这种改革，就必须以时时叮咛为代价。
叫园丁用砖坯修一道残破的墙壁，砖坯手头就有，但他认为还是用小树枝埋进墙头一英尺深做顶盖为好，于是就这样干了。如果质问他，他会解释他的办法的优越性。雇一个信客送一封重要邮件去一个需要几天路程的地方，晚上给他邮件，让他第二天一早出发。第二天下午，有人却看到他在附近一条胡同里，把他叫来问问，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休息一天时间洗洗他的袜子！按天数雇来的马车夫也会给你同样的感受。告诉他按特定的路线走，同其他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一样，而他却按完全不同的路在走，因为他从过路的陌生人那儿听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马车夫——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只相信他们自己。
任何有外国诊所和医院的地方，都会看到许多层出不穷的事例，来证明我们的主题。病人在经过仔细检查，开好处方之后拿到了规定剂量的药品，三番五次告诫他服药的方法和时间，不能出错。怕出错，他又回来一二次问问清楚，但回家之后还是一次服下两天的药，因为他认为痊愈程度取决于服药剂量。一再仔细地警告他们不能揭开外敷的药膏，也无法阻止他们很快就揭开看看，因为病人不想变成“乌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