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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这是在生活里啊。不行，我一定得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回到家里，电已经来了，可我却没开灯，静静地躺在幽黑一片的屋子里，细细地回味着今晚上发生的一切。从聂虹出其不意地进门到我们在她家附近告别，所有的细节和对话，都浮现在眼前。那都是真的！她那有魔力的嗓音，令人心醉的肌肤相亲，她的一对灼灼放光的眼睛，还有让人欲醉欲死的那一瞬间，哦，作为一个男人，我有多长的日子没和女人这么亲热过了呀！那真是迷人的一刻，我怎么能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呢！都是真的，可为什么，我的心中悬悬的，仍然感觉还是不踏实呢。不行，我得把事情弄明白，我突然想起，为便于联系，画报社给每位职工发过一小本通讯录，那上面该有聂虹家里的电话。
我开了灯，找出那个小本子，顾不得夜已深沉，把电话拨了过去。随着电话铃声响起，我在心头一再地祈祷：千万别是她的父母来接电话。
有人接电话了：“喂……”
天哪，是她。我重重地喘息着，激动得竟说不出话来。
“是天义么？”聂虹在电话中柔柔地问。哦，她的嗓音，放柔了说话，真好听。
这真是奇了！我还没说话，她竟然已经猜着了。我不由得问：“我都没讲话，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笑了：“我有第六感。你睡了吗？”
“睡不着。”我咽了一口唾沫。
“为什么？”
“总在想你。”
“我们明天又见面了。”她似是在安慰我，“不是么？”
“我不明白，聂虹，真的，”我冲着话筒，没头没脑地说着，但我想她能听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你……我们之间，这个，你是那么美，美得高高在上……”
她在话筒里格格地笑了起来，我一下子住了嘴，不知再说什么好。笑毕她说：“你要追根问底？”
“是的。我不想这样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还记得季小珊么？”她突然清晰地问。
“你说什么？”我当然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季小珊。”
“记得。”所有的记忆都随着这个名字被搅动着掀了起来。
“她是我的妈妈。”聂虹的声音突然放低了。
我不顾一切地朝她嚷嚷：“这不可能，不可能！季小珊不可能有你这么年轻的女儿！”
她又笑了，这会儿笑得有些辛酸：“这说明你真记得我妈妈。我是苦命的妈妈领养的女儿，天义，我不骗你。你知道这点就行了，其他的，我们改天再说罢。”她把电话挂断了。
我捧着话筒，愣在那里，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开始理出一点头绪来了。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身影佝偻、穿着寒伧的补丁衣裳、头发花白的中年劳动妇女的形象。
头一次见她，她在为我家里送煤巴。那时候惠香正在坐月子，烤火需要煤，可我打开门看到她气喘吁吁地把沉甸甸的一大扁箱煤巴搬进厨房里来时，心中还是老大的不忍。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初冬季节，她的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不安地招呼她坐下，喝一口热茶再走。她迟疑地瞅瞅我拉出的洁净的椅子，又不好意思地低头看了看自己满身煤灰，朝我泡好的茶晃了晃巴掌，歉疚地一笑，转身走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不接茶杯，她那张开的巴掌沾满了黑灰。她是怕弄脏了杯子。听着她的脚步声走下五楼，我直忖度，为什么要叫这么大年纪的妇女做如此劳累的活儿。
我没想到还会再见到她。而且是在我的接待室里。那天她一走进接待室，我就认出她来了。可她却把我早忘了，毕恭毕敬地坐在我的面前反映问题。大学刚毕业的几年，我分配在省政府的信访办。那年头，也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来信来访。在接待的日子里，我不知听了多多少少遍及全省各地的稀奇古怪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故事。可以说，久而久之，听得我已经麻木了。但我听了她的故事，仍然感到震惊。
我愕然地望着她穿得一身几近洗得漂白的旧衣裳，极力想要理解她讲出的一切会是怎么发生的。
省城解放那一年，季小珊十九岁。可她早在解放前夕已经加入了青年团，并正在积
极争取加入共产党。地下党为了考验她，更是为了培养她，利用她那个省城里富有家族复杂的社会关系，让她打入保安司令部做策反工作。
她很有能力，临近解放的时候，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工作，竟然策反了省城市郊整整一个保安团弃暗投明。
保安团顺利地进入了整编阶段。党组织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表示很快将批准她的入党要求。这时候发生了保安团长向她求婚的事情。正在整编中的保安团长已改任解放军的副团长。一个团级干部向她求婚，本是大好事，但鉴于保安团长的特殊身份，季小珊还是慎重地向组织上请示，并且获得批准。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未来正在向季小珊露出迷人的笑脸。哪晓得春节结婚，刚刚翻过年的早春时节，季小珊的蜜月都没结束，风云突变，全省各地匪患四起、风声日紧之时，好不容易“起义”过来的保安团长竟然出尔反尔，重又“反水”，把保安团原班人马拉出去，还当了“反共救国军”的司令。
季小珊痛苦至极，对自己的丈夫苦苦哀求无效，只得毅然脱离保安团长，跑回来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当即把她扣押审查。几个月以后，保安团长终于在“清匪反霸”中被剿匪部队活活打死。由于他负隅顽抗，死不投降，死的时候浑身都吃满了枪子儿。于是乎，季小珊成了标标准准的匪属，她因没跟着保安团长上山当土匪，关押了几个月就被释放出来。但是，一顶“匪属”的帽子从此就一辈子死死地扣在她的头上。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更没有人为她说一句公道话。她的容貌虽然姣好，但哪一个男人都不敢娶一个当过大土匪婆娘的女人为妻。厄运跟定了她，苦难伴随着她。省城里传遍了关于她的绯闻、谣言和轶事，说她会耍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说她如何地了得，又是如何地了不得，说她的家族曾经如何富裕，现今又是怎么破败。总之，从此她就孤苦伶仃地一个人，过着永无出头之日的年月。熬到了八十年代，听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很多历史得以澄清。她鼓足了勇气，也走进了信访办。
当她泪流满面、断断续续地叙述完这一切的时候，早已过了接待时间。我瞅着她那一双哭红肿了还在淌着泪水的眼睛，深深的同情溢满了我的心头。我决心要尽我的可能帮助她。
几年来的信访工作已使我有了一些经验，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地把她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拖到猴年马月，而我一旦转出了材料，也便丧失了主动权。我问她带材料来了没有。她从衣兜里掏出了厚厚一叠皱巴巴的申诉材料。
我不动声色地请她把材料留下，并说我会及时把她的事情向上反映。她充满希冀地望着我，在走出接待室的那一刻，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没待我阻止她，她已掩着脸啜泣而去。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从未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人是历史的牺牲品，我感叹着偶然在人的命运中起到的神奇般的作用，我为季小珊的命运而颤栗悲哀。我细细地看完了她写下的二十多页的申诉。她的字迹娟秀而有骨架，如果她这一辈子不是在从事底层的重体力劳动中度过，她很有可能在什么领域做出一点成就来。于她本人来说，至少也不至于如此遭罪。
我在工作汇报中把季小珊的情况向处长、向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作了详细的汇报。他们也和我一样，悲叹同情季小珊的遭遇。但是在感叹之余，他们说，她如今要申诉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右派分子，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在改正的同时还可以补发工资。她头上这顶“匪属”的帽子，只是惯常的说法。认真分析起来，保安团长确实是匪，她尽管嫁他的时间不长，也还是匪属。况且没有任何人给她戴过这顶帽子，解放后她没有任何单位，经济的补偿也无从谈起。再给她安排工作，显然她的年岁已大，不合适了。几十年来她就在社会底层中求生，她什么都干过：看门、摆小摊、守电话、卖米粉、修鞋、补伞、捡破烂、送煤巴、卖恋爱豆腐果、送牛奶……但全都是临时的。
是啊，处长和副秘书长的话都有一定道理。在季小珊的申诉材料中，确实也没写什么具体的要求。在她面对面向我反映情况时，她不也没提任何具体的请求嘛。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似乎是一目了然的。
可落实起来，却又是难以操作的。
我想做一件好事，却不知从何做起。
苦思冥想中，省政府机关大院里的一条消息，触发了我的灵感。
植树节要到了，原定计划，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到市郊阿哈岭参加植树活动，可那一天突然插进一个重要外事活动，省委冯书记要出面接待，他就不能上几十公里外的阿哈岭了。但冯书记坚持仍要植树，办公厅就安排他到省委交际处的湖滨去植，那里正好有一排待种的树，已经挖好了土坑，树种也已运到，取水十分方便，一个小时之内，冯书记及其随同人员，都能完成植树任务，而冯书记又误不了外事接待。冯书记听后十分高兴，还特别关照，植树就是植树，绝不允许借领导植树为名，兴师动众，封园封路，老百姓照常在湖滨散步游园休憩。
我知道冯书记是地下党出身，而且解放前还是省城地下党的负责人，对季小珊的事情，至少也会有所风闻，三十年过去了，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现在该会有更加客观公正的看法了罢。更主要的是，解放后的这些年里，冯书记也曾经两次挨整，多年生活在基层，对于老百姓的疾苦和冤、假、错案，有深切的体会。
总之，我根据近年里做信访工作的经验，让季小珊那一天到湖滨去，扮作一个清洁工，看到植树的人到来，把信送给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他就是冯书记。为了便于冯书记批阅，我让季小珊把她的申诉尽可能地缩短成两页纸。
一切都如我的设想，由于准备工作充分，那一天的植树格外顺利，不到三刻钟，一排树种已在湖滨植下，冯书记有点累了，兴致勃勃地在湖滨坐下，提议随同人员一起休息一阵。他指点着湖光山色，感慨万千地告诉大家，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怎么到湖滨来进行单线联系，接头时又是多么神秘……恰在这时候，装作清洁工的季小珊走上前来，递交了她的那封申诉信。其实她不需要刻意打扮，她那模样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清洁工。
等一旁的随同人员醒过神来，想要阻挡已经来不及了。
没想到冯书记当场就把信拆了，当知道眼前这个公园的清洁工就是季小珊时，他惊呆了：“你……你就是季小珊？”
“是啊，冯书记。”季小珊怯怯地答。
“你还认识我不？”
“怎么不认识，你是地下党省工委的书记。”季小珊两眼巴巴地盯着老首长，呼吸都屏住了。
冯书记坐在圆鼓状的石凳上，当场看完了季小珊的申诉。两页纸在他的手上颤抖，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了，两道粗浓的眉毛耸动着，嘴角蠕动着说：“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你、你再耐心等一等，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再等几天，你不会嫌长吧？”
“我等。冯书记。”季小珊点着头说，她哭了，泪水顺着她布满皱纹的脸颊淌下来，但她却没哭出声来。
我在想，多少年里，她淌下了多少无声的泪水啊。
冯书记是说话算数的，事实上他是在当天夜里，就作出了批示：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季小珊同志落实政策，让一辈子受尽苦难的她，有一个安定的晚年。
在我多年的信访工作中，这是领导同志批示中，最富感情和最为具体的一个批示了。
副秘书长和处长拿着冯书记的批示找我谈话的时候，要我具体关心一下这件事情的进展。我岂止是关心啊，拿着这一批示，我干脆以省政府信访办的名义，督办起了这件事。这其间的种种苦恼和繁文缛节，我都记不住了，反正是在三个月之后，季小珊调进了区图书馆。第二年人大、政协开例会的时候，把她增补为区政协的委员。在她进图书馆工作的第二个月，她提着大包小包礼品到我家来，向我表示感谢。我执意不收，推搡之下，我甚至于还说了：“这本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傲